毛主席71岁生日邀请陈永贵参加，席间嘱咐了他几句话，引人深思

1964年底，北京人民大会堂办了一场特别的寿宴。请客的是毛主席，掏的是自己的稿费，请来的客人没有一位自家子女，全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和科学家。大寨的陈永贵坐在毛主席身边，谁也没想到，几句看似平常的叮嘱，整整影响了他一辈子。

很多人对陈永贵的印象，离不开“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其实早年间他就是大寨山沟里一个认不了几个字的庄稼汉，天天泡在地里，穿的衣服补了又补。1952年他当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那时候的大寨真叫一个穷，七百多亩地全散在沟沟坎坎，碎得像摔碎的瓷碗片。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亩产也就两百来斤粮食，刚够糊口，遇上灾年颗粒无收都是常事，村里人不少靠救济粮过日子，饱一顿饿一顿是常态。

陈永贵看不下去乡亲们一直过苦日子，领着大伙办合作社，自己先把家里最好的牲口、工具拿出来，天天在地头忙活，比谁都早出晚归。那年秋天，合作社的田扛住了几场暴雨，收成真的比各家单干多出不少。乡亲们看着粮囤里实实在在的粮食，慢慢放下了顾虑，越来越多人主动入社，大寨的日子终于慢慢有了起色。到1963年，大寨刚攒出点模样，一场特大暴雨浇碎了一切。

那场山洪来得太凶，房屋塌了，梯田冲了，大寨七成以上的村民家园被毁，眼前全是狼藉。不少社员心里发慌，有的等着国家发救济，有的盘算着外出谋生。陈永贵站出来，话不多却戳人心，说咱们人一个没少，人在就是胜利，地冲了能修，房冲了能盖，最怕的是心垮了。最后全村定下规矩，不要救济、不要补助、不要特殊照顾，该给国家的公粮一粒都不能少。

陈永贵领着大伙没日没夜干，修梯田、垒地堰、挖排洪沟，地里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没想到当年粮食不仅没减产，平均亩产还拿到了七百多斤，总产超过二十万斤，这个成绩在当时的黄土高原，绝对是响当当的硬成绩。山西省委发起了学习大寨的号召，《人民日报》也发了通讯报道大寨的路子，陈永贵和大寨一下子走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也进到了毛主席的视野里。

19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特意叫山西省委负责人到专列汇报，问起陈永贵的情况，还亲手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把这个名字牢牢记在了心里。没过多久，全国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正好赶上毛主席71岁生日，毛主席提出要请一线代表吃顿饭，自己掏稿费，自家孩子都不够资格，陈永贵就在受邀名单里。

他被安排在毛主席身边就坐，毛主席笑着跟他拉家常，问他岁数，陈永贵说自己五十了，毛主席开玩笑说五十而知天命。紧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出了那句让陈永贵记了一辈子的叮嘱，说你们这些先进典型，千万不要翘尾巴，一辈子都不能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这话是说给所有在座代表听的，可陈永贵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从来没忘。

后来1975年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全国农业工作，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开心得不行，他反倒先找到周总理说，我文化水平不高，怕干不好这个活。周总理劝他，有基层实践经验，正是国家需要的人，他才答应下来，还提了一个没人能想到的要求。他不转北京户口，不领国家正式工资，还保留大寨社员的身份，拿大寨的工分，就怕自己离了土地，跟群众生分了。

那时候大寨一天工分折合一块五毛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供孩子读书，日子紧得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后来地方和国家给他发了补助，他立马把大寨的工分退了，半分便宜都不肯占。到北京之后，他还是改不了庄稼人的习惯，早起打扫院子，看到没人的房间亮着灯，顺手就关掉，警卫员和服务员都不好意思让他动手，他自己反倒觉得不自在。

想来想去，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长时间待在北京脱离实际，干不好工作，想把一年时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回大寨劳动，三分之一到各地农村调研。这个想法毛主席很认可，很快就批了同意，还夸他想得周到。从那之后，陈永贵就来回在北京、大寨和全国各地农村跑，一直到1980年辞去职务，从来没丢过劳动人民的本色。

他总说大寨是自己的根，走得再远也不能忘本，很早就跟身边人说，以后去世了，就把我葬在虎头山，我要看着大寨。1985年他体检查出肺癌，医生说积极治疗还有希望，他直接拒绝了，说不想占国家的医疗资源，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他存折里一共有八千三百多块存款，一开始说要全部交党费，老伴提醒他小儿子还没上大学，得留一点学费。

陈永贵沉默了很久，最后决定拿出一半存款交党费，一半留给孩子当学费，既不亏了党性，也对得起家里人。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他抓着老伴的手，声音不大却很清楚，说我不枉活这一世，没给毛主席丢脸。后来他的骨灰运回大寨，葬在了虎头山上，兑现了自己落叶归根的诺言。

他一辈子没给子女留下多少家产，小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最穷身上只有三毛五分钱，只能边打工边凑学费读书。可他留给后代和世人的东西，比多少钱都金贵，那就是一辈子不忘本，不翘尾巴的底气。放到现在来看，这份说到做到的坚持，也照样能打动人，不是吗。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追忆陈永贵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