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变“流散”，事实就不存在了？

hi，我是胖胖。

《淮南子》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神夜哭。

这句话有两种解法，一种是说，文字诞生让人类掌握了天地秘密，所以鬼神惊恐，还有更深的一种解法是，文字让人间的事情可以被永久指认，从此再没有什么能被悄悄抹掉，所以那些靠混沌和遗忘活着的东西要哭。

于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解法是文字的本体性使命——文字是用来对抗遗忘的。

但遗憾的是，如果按神话叙事看，据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文字几乎在它成熟的同时，就被纳入了系统，它从一开始就是史官之学，是替王侯将相记功记过的工具，是被征用的载体。

这样看来，文字几乎跳过了民间文字那个阶段，直接进入了庙堂文字阶段。

虽然后面有《诗经》、有屈原、有汉乐府、有六朝民歌——但这些进入文字记载的瞬间，都是经过士大夫之手整理的，经过了一道过滤。

历史上真正的民间口语、真正引车卖浆之流，从来没有获得稳定的书写权。

不是说引车卖浆者用不了文字，而是说汉字这个系统的精神结构，从设计的层面就不是为底层人量身的。

它的语法、它的修辞、它的典故体系、它的审美标准，全部建立在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上。

一个底层人要使用它，必须先被它驯化——必须先学会用它的方式思考，而它的方式，就是上面的方式。

如果真是前者，文字一开始便被剥夺纪实功能，这就是一个文字系统从出生起就背负的原罪。

但这个原罪并非不可救赎——只要文字还承担着令鬼神夜哭的纪实职责。

一旦它被剥夺了这个职责，事情就变了。

它就从令鬼神夜哭的力量，降级为令鬼神窃喜的工具。

它不再是对抗遗忘的武器，而成了制造遗忘的帮凶。

这几日的一则报道：

特地搜了一下，有这样一个表述：

如果真的明显减少到几乎消失了，那留着原来的词又有什么妨碍？一个指代对象快没了的词，根本不需要去改吧？

因为那个词本身自己就会随着现象消失而退出语言。

这两个词都指向具体的生存状态，而乞讨这个词带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他为什么要乞讨？谁让他必须乞讨？

“流散”则是一个形容词性的、被动态的、模糊的状态，这个词可以指向于自我放逐，但它可以把一个经济处境，悄悄替换成了一个类似地理位置描述。

街边一个伸手要饭的人，用乞讨者指认时，会唤起同情、追问社会责任，用流散人员指认时，又起到何种作用？

南方都市报是这样说的：

用客观、严谨、有风度作为背书。

但客观、严谨在这里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流散明显比流浪乞讨涵盖范围更模糊，一个描述苦难的词被中性化，意味着苦难本身在话语层面被中性化了，被稀释了社会责任。

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于我而言，真实是有重量的，语言对它负有责任。

失业就是失业，不是什么灵活就业。

穷人就是穷人，不是什么低收入群体。

乞讨者就是乞讨者，不是什么流散人员。

捷克作家克里玛写过某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状况，他用过一个词，叫“语言的通货膨胀”。

所有词都在贬值，是因为它们和它们指代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些词被无限发行放大，结果便是直到它们在人们心里一文不值。

当所有的真实都贬值之后，人们也就失去了讨论真正大事的能力。

即语言糟践了真实，反制了人心。

一个族群失去了真实纪实的文字，就失去了思考真实的语言工具。

从此他们只能讨论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不是因为他们浅薄，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无法承载深度。

或许有些人正在经历的，部分就是这个过程。

现实里缺什么，语言里就生产什么，现实里没有尊严，语言里就盛产“伟大”，现实里没有保障，语言里就盛产“幸福”……两者不是脱节的，是耦合的。

语言的华美程度，与现实的反差程度，常常成正比函数关系。

为什么我前面提到枯瘦的文字可以反制人心？

一个人接触文字，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表达自己、连接他人，但如果他接触的文字本身已经被掏空，那么他学习这门文字的过程，就是被这门文字改造的过程。

他学得越多，他就越习惯于用空洞的方式表达，用模糊的方式思考，用套话遮蔽具体的感受。

最后他成为一个用着文字，但已经丧失了文字原本承载的精神能力的人。

这是一个文化层面的自我殖民，不是外人来殖民你，是你的母语已经被预先殖民，你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顺便完成了对自己的殖民。

被语言糟践的群体，是可怜的。

无论是灵活就业群体，亦或是流散人员。

包括史书上绝大多数百姓的苦难，死的时候就死了，没有进入语言，没有变成可被后代凭吊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承担这种凭吊功能的语言，长期被征用着。

一个底层人即使有能力书写，他写出来的东西要么发行不了，要么被改，要么找不到流传渠道，要么被士大夫的审美鄙夷为粗鄙不文。

他的呼喊只能停留在口头，而口头的东西经不起一两代人的遗忘。

希伯来先知的痛斥成就了《旧约》，但丁的流放成就了《神曲》，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成就了《古拉格群岛》，策兰的灾难成就了《死亡赋格》。

这些作品成为了人类道德地图上的固定坐标，后世任何讨论相关苦难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些坐标，绕不过去。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坐标？有，西伯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但和具体苦难的总量相比，这些坐标实在太少。

任何一个被时代新语糟践过的人，都应当从新语里捞出来，还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有血肉的名字。

这是我写这篇文章想说的话。

虽然这点声响微小，也仅仅只是为了抵抗遗忘吧！

如果新语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更好地表达思想，而是为了让某些思想根本无法被表达，那么它的目的性是值得质疑的！

改掉一个词，街头的人不会少一个，但那些具体的、可追问的事实，会少一个。

上面我说了，被语言糟践的群体，是可怜的。

补充一句，但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族群，则是可恨的。

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

纪实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

一个写作者如果接受了流散人员、灵活就业、低收入群体这套词汇，他不需要主观上撒谎，他只要不假思索地接过来用，他就在不糟践的姿态下，完成了糟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