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关着最暴力囚犯的别墅，他们被逼学情绪管理，结果吓一跳

在以色列中部的一栋安静别墅里，住着这个国家最暴力的一群男性。他们曾因对伴侣施加严重暴力而服刑，在“钥匙”中途宿舍里，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正在学习如何表达情感、识别暴力模式，并直面他们对女性造成的伤害。

刚好再过一个月，化名为萨米的男子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将打包好衣物和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腾出床位，留给下一位获释的囚犯。告别对他来说并非易事。毕竟，他的整个童年都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辗转流离。但这一次的告别，他希望能妥善处理。他想慢慢来，而不是摔门而去。

离别固然艰难，但并非彻底断绝联系。他将继续参加成瘾康复小组和心理治疗课程。他心里清楚，如果未来有需要，他依然可以回到这里。“我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有爱我的人，也有我爱的人。”萨米说道。

对萨米而言，这种归属感来之不易。就在几年前，他还以为自己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在一次次刑期之间轮回，在戒毒与复吸之间挣扎。“我完全来自一个充斥着阴谋与算计的世界，”萨米坦言，“所以你总是试图逃避真相，依然保留着罪犯的思维方式。”

萨米已经在“钥匙”宿舍住了两年。这是一个为因家庭暴力被定罪的释囚提供住宿的独特机构。从外面看，它和以色列中部老旧街区里的其他别墅毫无二致。但在这扇门后，真实的戏剧正在上演。

要描述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妨从挂在客厅里的“情绪板”说起。板子上写着“你今天感觉如何？”，并提供了几十种可能的答案。除了“快乐”和“悲伤”，还有怨恨、羞耻、孤独、尴尬和失望。能够谈论并描述自己的情绪，是住客们在此接受改造的重要一环。

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有医生、公务员，也有连基础教育都没完成的男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因对伴侣犯下严重的暴力罪行而入狱。这些罪行包括袭击、谋杀未遂，甚至是谋杀。

萨米在对伴侣进行严重殴打后，服了一段漫长的刑期，随后才来到这里。他的伴侣幸存下来并向警方报案，而他则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这并非他首次入狱，此前他曾因毒品犯罪服刑。在这次刑期开始时，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将继续这样沉沦下去。“我曾以为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我没有任何梦想或抱负。”

随着出狱日期的临近，萨米被告知，提前释放的条件是必须在“钥匙”宿舍居住一段时间。“我当时只想出狱，所以就答应了。”他回忆道。

他承认，在这里的第一年，自己并没有真正投入到治疗中。“我完全来自一个充斥着算计、隐瞒、阴谋和诡计的世界，”他说，“所以你总是试图逃避真相，依然保留着罪犯的思维方式。要真正开始谈论并剖析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困难。”

该中心主任希拉·莱维提醒外界，不要抱有幻想，也不要将情况描绘得过于美好。改变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无论如何，“改变”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就像成瘾者一样，即使在康复期，他们依然是成瘾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彻底不再是暴力倾向者。”莱维解释道。

行为模式很难改变，滋生暴力的根源更是根深蒂固。但他们在这里持续且密集学习的，是如何识别这些模式，认清它们，并在失控前及时踩下刹车。“暴力就像一座山，”莱维借用了宿舍里常用的一个比喻，“他们曾经登上了山顶，那就是导致他们入狱的罪行。这里的目标是学会如何在攀登开始之前就识别出暴力，而不是等到登顶时才发现。”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学会了将暴力拆解成最微小的颗粒。“我们把它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莱维解释道，“我现在的眼神是怎样的？我是否因为妻子说了一句惹恼我的话，就中途挂断了电话？我是否在发出暗示性的威胁？”

此外，这里还涉及权威的问题：他们必须接受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员工团队的指令，并承担做饭、洗碗等日常家务。

莱维补充说：“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这些事情通常由别人代劳：妻子、母亲或姐妹。在这里，他们开始学习维持一个家庭、准备晚餐和清理餐具究竟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一项毫不妥协的要求：必须说实话，毫无隐瞒，最重要的是，要诚实且清醒地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我们会对这里的治疗对象发火。我们会向他们反映，他们的所作所为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莱维表示。

萨米坦言，这个过程比坐牢还要艰难。“在这里，他们把一面镜子直接怼到你脸上。突然之间，你必须认清自己是谁，你的行为模式是什么。这真的很痛苦。”

康复之路上一个必经的阶段是直面过去。作为治疗的一部分，住客被要求极其详细地讲述他们的犯罪经过。这通常发生在他们进行了多年的否认之后。“我们这里曾有一位住客谋杀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出狱后，他和新伴侣一起在这里接受治疗，”莱维回忆道，“起初，女方甚至不知道他犯过那样的罪，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矢口否认，并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在这里接受干预后，他决定向她坦白。这里的改造过程触及灵魂深处。”“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会了暴力，”莱维指出，“而对此的救赎，首先要体现在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态度上。”

“没有人会真的在监狱里烂掉。最终，每个人都会出来”“钥匙”宿舍是以色列囚犯康复局运营的九个分支机构之一。该局是以色列福利部下属的独立机构，负责在囚犯服刑期间及刑满释放后为其提供康复服务。来到这里接受治疗的囚犯，都是在刑满前获得假释的。假释委员会认定他们符合相关标准，且他们本人也表达了接受改造的意愿。

就像内心的改变一样，“意愿”这个词同样难以捉摸。“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仅仅为了争取提前释放才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是他们人在这里，而我们能对他们进行干预。”莱维表示。

以色列每年约有6000名囚犯获释。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不出席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宁愿服满整个刑期。

囚犯康复局局长摩西·舒克伦指出：“他们对康复不感兴趣，也不想和我们有任何接触。”

剩下的三分之二会在服刑期间与康复局的代表会面。其中，约45％的人会被认定适合接受康复治疗，并获得康复局的提前释放推荐，前提是他们必须参与某项康复计划。

数据显示，参与此类计划的释囚更有可能重新融入社会，从而避免再次锒铛入狱。

囚犯康复局住宿机构负责人乌里·谢克特表示：“公众普遍存在一种错觉，认为一个人坐过牢，出来后就万事大吉了，因为他已经受到了惩罚。”“但事实是，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举步维艰。许多人获释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在他们服刑期间不断累积。此外还有其他担忧：谁会雇佣我？什么样的伴侣会接纳我？”

在专业术语中，这被称为“二次监禁”——它并非由法院判决，而是由社会强加的，因为社会往往不愿轻易接纳刑满释放人员。从这种处境重新滑向犯罪和监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责任对此做出回应。”谢克特强调。

康复宿舍的床位十分有限，且项目种类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意味着，有些囚犯虽然被委员会认定适合提前释放，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康复项目名额，只能继续留在铁窗之内。对康复局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但在国家预算获得批准的前几天，正值“怒狮行动”期间，整个福利预算遭受了沉重打击。总预算约为8000万谢克尔的康复局受创尤为严重，与往年相比，其预算几乎没有任何增加。

康复资源的匮乏，最终需要整个社会来买单。“这反映了资源分配的优先级问题，”舒克伦指出，“把一个囚犯关在监狱里，每年的成本将近25万谢克尔，这包括食物、电力、设施和看守的费用。”

此外，还要加上犯罪带来的附带成本，包括对受害者的护理费用，以及囚犯脱离劳动力市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在我们这里，治疗刑满释放人员的成本还不到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他补充道。

舒克伦看得很清楚。他明白，委婉地说，囚犯康复目前并不在以色列国家议程的优先位置。“除了其他各种麻烦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战争和10月7日事件带来的持续创伤。我希望未来几年情况能有所好转。”

除了囚犯康复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外，对陷入暴力循环的男性进行改造，首当其冲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伴侣和孩子。“没有人会真的在监狱里烂掉。最终，每个人都会出来，”谢克特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来。”

通常情况下，即使是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也会步入新的感情关系。如果不接受治疗，他们可能会再次陷入暴力的毁灭性循环。而这种暴力，往往源于这些施暴男性自己成长的原生家庭。“暴力存在代际传递，”莱维指出，“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会了暴力。对这种创伤的修复，首先要体现在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态度上。”

以色列监狱目前关押着约23000名囚犯：其中13000名为刑事犯，约10000名为安全犯。每年约有6000名囚犯获释，其中约4000人接受囚犯康复局的监督。

近年来，家庭暴力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呈上升趋势，其中2025年的情况尤为严峻。

根据米哈尔·塞拉论坛的数据，2020年有18名女性、1名男性和1名儿童被谋杀；2021年有18名女性被谋杀；2022年有16名女性和1名儿童被谋杀；2023年有22名女性、2名儿童和1名男性被谋杀；2024年有17名女性和1名儿童被谋杀。

去年，共有31名女性和3名儿童惨遭杀害；而自2026年初以来，已有6名女性和1名男性遇害。

以色列议会研究与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约有300名女性被谋杀。在已破获的谋杀案中，约一半由受害者的伴侣作案，约三分之一由其他家庭成员作案，约五分之一的嫌疑人非家庭成员。

在遇害女性中，约52％为阿拉伯人，约42％为犹太人，其余来自其他背景。值得注意的是，约36％的遇害女性在案发前曾向警方提交过家暴投诉。

谋杀仅仅是冰山一角。以色列福利部与“红线”倡议组织联合开展了一项旨在调查该国家暴范围的综合调查。结果显示，近10％的男性和女性在其一生中曾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