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让被删除的手机数据恢复并“开口说话”,从而锁定赌场案主要嫌犯;他也能牵头开发出两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其中一个模型已被全国500多家检察院采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司行局副局长肖阳既是电子数据鉴定领域的“电脑高手”,也是数字检察建设的“工程师”,他用过硬的技术为司法公正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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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肖阳。 记者陈其雄 摄
从一部数据被删除的手机中找到嫌犯开赌场铁证
4月23日,肖阳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检察技术干警承担着对案件中法医病理、痕迹物证、笔迹印章等技术性证据的审查把关以及协助检察官开展调查等职责,为检察官还原案件事实提供专业支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聊天记录、网上转账流水等电子数据在刑事案件中大量涌现。面对海量、碎片化甚至已被删除或加密的数字信息,检察技术人员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从中精准提取关键信息,让数据“说出”真相。
2024年2月,肖阳接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指派的任务:协助某区检察院突破一宗开设赌场案的证据瓶颈。当时,该案主要嫌犯何某、陈某两人已经到案,但同案嫌犯朱某参与共谋和涉赌资金流向的核心证据不足,让检察机关起诉朱某的工作陷入僵局。当时,公安机关扣押了陈某的一部手机,但是陈某在落网前,就将手机中的敏感数据删除了,公安机关未从手机中找到直接证据。
受理案件后,肖阳和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反复沟通,确定了两个侦查方向:一是必须确认“朱某”的身份,二是要找到朱某和陈某之间的通信记录和转账收款痕迹。
肖阳首先按照实验室电子数据检验流程,恢复并提取了陈某手机中的数据:一共有3000多条通讯录、近4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肖阳说,他接下来要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从这些数据中找到朱某是主要嫌犯的证据。为此,他采用“三步走”策略在海量数据中寻找证据。
在第一个步骤中,肖阳围绕手机的充值记录和原始SIM卡信息做文章,以“充值”等为关键词精准检索查询数据,发现主要嫌犯陈某长期使用的多个手机号码,并顺藤摸瓜找到其支付宝账号。
在第二个步骤中,肖阳通过姓氏、昵称、手机尾号等关键词在陈某的手机数据中细心筛查,最终确定与陈某联系过的、昵称为“朱爷”的手机联系人号码及微信号码为朱某本人所有。更关键的是,他深度恢复了陈某已删除的微信聊天数据,并从中提取出2023年7月18日陈某在微信上发给“朱爷”的消息中,有“你们七,我三”这句话,与同案嫌犯及相关证人之前向公安机关交代“赌场收益中,朱某占七成、陈某占三成”的供述完全吻合。被肖阳找到的“你们七,我三”这句话,也因此成为检察机关指控朱某参与共谋的铁证之一。
在第三个步骤中,肖阳重点分析了涉赌资金流向。他将陈某手机中的微信转账记录按“收入”和“支出”进行双线梳理后,将赌资隐秘的转移路径完整“复原”,发现陈某确实向朱某支付了涉赌资金,从而成功锁定朱某也是赌场案的主要嫌犯。
2024年8月,肖阳向检察机关提供了一份凝结着技术智慧的检验报告。这份报告随后成为检察机关起诉朱某、精准认定其违法所得金额的核心证据之一。2个月后,某区法院对何某、陈某、朱某等人均作出有罪判决。
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起案件的告破,是肖阳运用技术服务保障检察官办案的一个缩影。近两年,肖阳带领团队累计办理电子数据鉴定12件、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技术支持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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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阳工作照。 记者陈其雄 摄
他牵头开发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全国推广
长江日报记者采访获悉,2023年,一场以数字革命驱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改革,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铺开,肖阳被推到了技术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这一全新课题,他自觉承担起探路者的使命。
2023年,肖阳在参加民行部门举办的一次业务交流活动中,从一位检察官口中获悉“企业违规注销工商登记以逃避执行是监管盲区。”此后三个月,白天,他端着笔记本电脑“粘”在检察官身边查信息、聊流程,把检察官提出的“如何发现违规注销”等复杂抽象的监督需求拆解成逻辑规则;晚上,他将技术公司提供的代码方案“翻译”成检察院业务部门工作人员能看懂、易操作的指令。经过不断调整优化,“违规注销工商登记及致司法、执法不当法律监督模型”于当年6月完成研发。利用该模型,检察机关可在几分钟内发现企业违规注销企业登记的线索。2024年1月,该模型从全省检察机关110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十佳模型”。
为了让“违规注销工商登记及致司法、执法不当法律监督模型”走出武汉,肖阳耗时数月把来自全国2000余个检察院的70余万条数据分类整理,并为每一个潜在“用户”构建专属的数据与线索库。在该模型推广期间,他化身“客服”人员,在微信上为全国各地的700多名检察院同仁答疑解惑,还制作出模型操作手册,开发出“一键生成文书”小程序。截至2025年底,该模型已被全国的500多个检察院使用,江汉区检察院也因此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模型推广优胜提名检察院”。
2025年,肖阳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可视化编程界面,在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框架中,与业务部门共同研发出“看守所违规批准律师会见同案人员监督模型”。2025年8月,该模型成为最高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的上架产品,供全国检察机关使用。湖北省、市两级检察院利用此模型发现律师违规会见线索1282条,涉及452名律师;办理纠正违法案件155件,发出检察建议书32份。另外,在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业务竞赛中,该模型被评为“优胜模型”。
1983年出生的他,在2001年的高考中,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就读。200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公务员考试,顺利考入江汉区检察院工作,成了一名检察技术干警。从那时至今,他一直坚持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为检察官办案服务。2008年,他协助同事为检察院完成了搭建内网网站和办公系统任务;2013年,他参与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配置工作;2021年,他为检察院编写了会议室预约小程序……参加工作以来,他已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还被评为全市检察系统“先进个人”,并多次获嘉奖。
【来源:长江日报-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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