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公今年67岁，不抽烟，不赌博，就是每天自己晚上要小酌一杯。

公公今年六十七，不抽烟，不赌博，连扑克牌都很少碰。村里人说他是少有的“清白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没欠过谁一分钱。可他有个毛病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杯。

就一杯。二两左右，不多不少，雷打不动。下酒菜也简单，有时候是一碟花生米，有时候是半根黄瓜切成条，最好的时候是加一个咸鸭蛋。他喝酒慢，一杯酒能喝一个小时，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眯着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琼浆玉液。

我嫁进这个家十二年，从没见他断过。下雨天喝，大热天喝，感冒了喝，大年三十喝，清明扫墓回来也喝。有一年他腰椎间盘突出发作，疼得下不了床，我给他端饭到床边，他把饭推一边，问：“酒呢？”

老公瞪眼睛想说他，我拦住了。我去倒了二两，放在他床头柜上。他撑着坐起来，抿了一口，眼睛才重新有了光。

婆婆生前最烦他这一口。她从厨房端菜出来，看他已经倒上酒了，总要唠叨两句：“一天不喝能死？喝那马尿一样的东西，有啥滋味？”公公不还嘴，嘿嘿笑两声，端起酒杯，朝婆婆举一举，说：“你也来点？”婆婆骂一句“死老头子”，转身回厨房了。

他们那辈人的感情都在这些骂里藏着，外人看不出来，我看得多了，就懂了。婆婆嘴硬心软，嘴上骂得凶，逢年过节却会提前买好公公爱喝的酒，藏在米缸后面，假装忘了，到吃饭的时候才“想起来”，往桌上一顿。

公公也懂，他从不戳穿她。他只是在喝到好酒的时候，会给婆婆也倒一小杯底，推到她那边的桌面上。婆婆嘴上说“我不喝这破玩意儿”，过一会儿那杯底就见空了。

婆婆走了三年了。

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从确诊到走，不到两个月。那段日子公公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背弓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十指交叉，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他不哭，不喊，不跟任何人说话，医生说要签什么他就签什么，手也不抖，稳得像在签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

唯独有一天晚上，我值夜班陪床，半夜起来去接水，路过公公在走廊尽头搭的那张折叠床。他没睡，坐靠在墙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我闻到一股酒味。那一刻我的眼泪就上来了。

他带了一瓶酒来医院，装在保温杯里。可他一次都没喝过。他只是打开闻闻，又拧上。我知道他不是怕医生护士骂，他是觉得，婆婆生前那么烦他喝酒，现在她在这儿躺着，他就不喝了。

婆婆走了以后，公公的酒量突然变大了。

以前他只喝二两，后来变成三两，再后来半斤。下酒菜还是那几样，花生米、黄瓜条、咸鸭蛋，只是吃得更慢了。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经过堂屋，看见电视还开着，声音调到最低，公公坐在藤椅上，面前放着酒杯，人却已经睡着了。杯子里的酒还有大半，说明他根本没喝多少，只是舍不得去睡。

老公说要把家里的酒藏起来，我没让。一个人到这份上，你把他最后这点念想都掐了，能指望他干嘛？抱着枕头哭吗？他不会的。他那辈人，天塌下来都是自己扛，从不会在儿女面前掉一滴眼泪。

有一次我端水果出来，路过堂屋，看见公公拿着婆婆的照片在擦。不是特意拿出来擦，是照片就压在酒杯底下，他喝一口酒，把照片抽出来看一眼，再压回去。那张照片是婆婆六十岁那年拍的，穿着红色的棉袄，笑得很好看。公公看了几十年的那张脸，现在只能在二两酒的掩护下，偷偷看一眼。他不是不伤心，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种伤心说出口。

后来我发现，他喝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七点倒上酒，能喝到十点。我路过堂屋好几次，酒都不见少。他不是在喝酒，他是在熬时间。白天有活儿干，有太阳晒着，时间好过。到了晚上，屋里静得只剩下电视机的声音，满屋子都是那个人的影子厨房里是她炒菜的油烟味，院子里是她晾衣服的铁丝绳，床上她睡的那半边，三年了，枕头还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好像她随时会回来。

他终于撑不住了。有天晚上老公出差，孩子们都睡了，我想去厨房倒杯水，路过堂屋愣住了。

公公趴在桌上，面前摆着两个酒杯。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婆婆生前用的那个搪瓷杯白底蓝花，掉了一块瓷，婆婆用了二十年。两个杯子里都倒上了酒。

我愣在那里，手里的水杯差点没拿稳。

公公显然已经喝多了，脸红得发紫，眼睛半睁半闭。他的手搭在那个搪瓷杯上，嘴唇翕动着，含混不清地说着话。我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听清几句。

“……你说我这酒……喝了四十多年了……你骂了我四十多年……”

“……现在没人骂了……我倒不习惯了……”

“……你倒是起来骂我一句啊……”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脸，我看不清那是酒还是泪。电视机还在响，是他爱看的抗战剧，枪声噼里啪啦的，把他的声音盖得断断续续。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可你不在了……我不喝酒……睡不着啊……”

他又端起自己那杯，一口闷了，呛得咳了好一阵。咳完了，他拿起婆婆那个搪瓷杯，两大口喝完，把杯子轻轻放在桌上，往婆婆那半边推了推。

“老太婆，”他声音低得像是怕惊动什么，“干杯。”

我端着水杯，在走廊的阴影里站了很久，久到脚都麻了。我想走过去跟他说点什么，可我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呢？说“爸你别喝了”？说“爸你早点睡”？还是说“婆婆回不来了”？他都知道，他比谁都清楚。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她的世界里，把剩下的日子过完。

我最终没有走过去，重新倒了一杯温热的蜂蜜水，悄悄放在堂屋门口的椅子上。然后我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才躺下。

第二天早上起来，蜂蜜水已经喝完了，杯子里外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厨房的沥水架上。公公在院子里浇菜，看见我出来，跟往常一样说了一句：“早饭在锅里，趁热吃。”

我看着他拿着水瓢浇菜，手很稳，背很直，好像昨晚那个趴在桌上、对着一个搪瓷杯叫“干杯”的老人，是一场幻觉。

他浇完了菜，放下水瓢，背着手走到院子角落，蹲下去拔了几根杂草。阳光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亮得有些晃眼。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他顿了顿，自己跟自己说：“老了。”

就一个字，然后就不说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婆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你爸这个人，一辈子就知道喝酒，嘴笨得要命，连句好听话都不会说。”可她现在要是能看到他每天晚上对着她的杯子倒酒的样子，大概就不会再说他嘴笨了。

有些话是不用说的。就像那杯多出来的酒，压在她照片上的酒杯，和她走后突然变大的酒量。他不说，我们也不用问。一杯酒里有什么，喝的人最清楚。

那是他的妻子，他的青春，他回不去的所有日子。

晚上，他的酒杯依然准时倒上。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藏酒的念头。

生活里有些苦，是用别的什么都化解不了的。只有酒，能让他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一口一口地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