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温州“婚嫁”揭秘

《东京梦华录》作为记载北宋都城开封社会风貌的珍贵文献，为后世窥见不仅限于宏观的城市规模与街巷布局，更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细致描绘了时人的饮食起居、岁时节令、歌舞曲艺乃至婚丧嫁娶等习俗。

到了金兵南下，宋朝剩下半壁江山，退至临安作为都城，温州则因祸得福，从原来位于中国大地的边缘位置，一下子升级成了东南重镇。宋室南渡时，北方政治、文化大量人才一并跟随南迁，还有各类人才、富商，还有紧握着财富的往南涌动人流，其中一部分分流至温州，原大宋京城婚嫁习俗中的攀比之风，随着这些南迁人群一并到了温州。

当时温州常见的婚姻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流程大致为：通常是由媒人从中穿针引线开始，初步获得男女双方家庭的意向。意向初定时，双方家庭需各自准备详尽的“家庭简况”，内容包括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以及主要近亲的姓名，同时还需列明家庭的田产、房产以及成员、官职等家族的社会、经济详细信息。这些信息由媒人负责沟通、送递，双方家长确认门第相当，便进入登门相亲阶段。

首先男方数位长辈一起到女方家中相亲查看，当一切都顺手过关，男方主人会将一支钗子插入未来新娘的发冠中，象征“订婚”全流程基本完成。

这时的“钗”是属于后世的“定情信物”；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荆钗记》南戏剧目，其剧情中出现以“钗”作为信物，紧紧围绕着剧情进展而反复出现。

紧接着男方会先派遣专人，挑着特制的“许亲酒”前往女方家。这份礼物不仅盛载美酒，更讲究装饰：常用罗绢扎成八朵大红花，有钱者可放入银元宝，再用红绸缠绕包裹之中。这份精心准备的礼物被称为“缴担红”。

当女方收到“缴担红”后，若经家族众人商议、族长点头同意这门亲事，便会同样以一套富有深意的礼仪动作作为回应。她们会取出男方送来的酒瓶，但并非原物奉还。而是装入两瓶清水、数条活鱼，并放置一双筷子于其中，再将此瓶回赠男方，此称“回鱼箸”（或记为“回鱼筋”）。

“回鱼箸”的寓意十分巧妙：清水象征女子冰清玉洁的品格；活鱼则取“鱼水和谐”之意，预示未来夫妇感情和睦、生活如鱼得水；筷子成双，自然寓意“成双成对”、“佳偶天成”。整个回礼过程，女方未发一言，却通过这些象征物，委婉而雅致地表达了允诺之意，同时寄托了对未来的婚姻美好期许。这一来一往，“缴担红”与“回鱼箸”，完成了婚约缔结中一个关键的情感与礼仪确认环节。

择日成婚：选定吉日完婚。

当时随着大宋南迁，也明显带动温州的商品经济，城乡居民收入也水涨船高，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古城内的婚娶相互攀比之风，紧跟临安奢侈、攀比的排场，其主要特点：嫁女费用要比娶妻大，女方需经多年准备嫁妆的费用，没有多少积蓄，则需卖田卖房筹钱，其实全城的男女父老都在为子女婚嫁发愁。北宋名相范仲淹给族人定下娶嫁规矩：男儿娶亲补贴二十贯钱，女子出嫁补贴三十贯钱；

另外宋代时女子社会地位不低，按当时法律父母去世，儿子与女儿的继承权是平等的，并且女方嫁妆也归自己支配管理，婆家无权占有或强行私吞，大额嫁妆则提高女主在婆家的地位。她们还可以读书、经商，从事各种职业，不但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还可以出门抛头露面，自立门户。

当时还有个别现象：当考取功名成功的读书人，成了当时富贵人家眼中的“香饽饽”，即榜下捉婿不问婚否的社会风气，不少已婚的书生在丰厚利禄的诱惑下成了负心郎，这在后来的南戏《张协状元》、《荆钗记》演绎“负心汉”故事的背景。

如今有些古装电视剧中结婚场景谬误之一，新郎牵着长长的红绸引新娘进入大宅并非前后排列，而是新郎倒着牵红绸拉着新娘，先进入宗祠祭拜祖先，然后再牵红绸将新娘引入洞房歇息。

从上所述内容汇总来看，宋朝温州的婚俗，既有对临安都城婚姻礼节的传承，又融入了本地市井乡民的实际情况。它将婚姻过程中严肃的社会契约（家庭背景交换）与生动的礼仪象征（红绸银宝、清水活鱼）融入其中，使得婚姻的缔结全程中充满了人间温情。这不仅是两个家庭的相互联姻，更是将“门当户对”诠释得淋漓尽致，总之将婚姻全过程浸润于日常生活的、对秩序、和谐与美好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