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丨陈吉：历史的复调与凡人的脊梁——评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么多年来，许多外国人始终难以理解：一个曾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面对高度工业化的强大战争机器，在国土大面积沦陷、装备实力悬殊的绝境之下，战场上的中国人为何能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顽强抗争，最终拖垮侵略者的进攻。答案，或许就藏在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觉醒与抗争之中。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对这一历史追问的深情回应。

传统抗战剧多采用编年史式的线性叙事与英雄传奇模式，而该剧则采用并非单一、线性的叙事，而是由众多平等、独立、相互对话的声音和视角，共同构成历史的“复调叙事”，并通过好几个普通中国人的形象塑造，完成对宏大历史的细腻书写。面对这样一部作品，部分习惯了“爽剧节奏”的观众反映开篇“叙事拖沓”“倒叙劝退”。然而，创作者的“慢”，恰恰是对“人民史观”最真挚和最真实的影像坚守，在历史的巨大离乱中，人的成长本就步履缓慢且满身泥泞。

“公路”史诗：非线性叙事下的精神跋涉

《八千里路云和月》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公路”史诗剧。剧名“八千里路”本身就暗示了空间的转移，这让该剧具备了“公路片”的叙事驱动力，而这一类型的剧作核心是人物在移动中完成心理成长与救赎。剧集中呈现的南京、上海、武汉等每个地理空间，不仅标示着人物的物理位移，更对应着其心境的流变，成为他们于苦难中成长的精神“路标”。

与其说该剧严格遵循了公路类型的范式，不如说它借用了公路片“在路上”的核心精神与结构框架，并将其与非线性叙事巧妙结合，以一种更具野心的方式，将物理的“路”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时间的和民族的“史诗之路”。

“倒叙”与“公路片”模式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叙事骨架。剧集起始于丁玉娇的讲述——跟儿子“月明”介绍“我的家”，向观众展现了这趟“公路旅途”的现实“终点”。随着台词“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响起，画面转向1944年，孟万福与张云魁时隔七年的重逢。丁玉娇讲述中的“两位父亲”也由此现身。然而，这里实际上是故事层面的“终点”。紧接着，叙事随着“两位父亲”的对话推进悬念，并由此倒溯回真正的“起点”——1937年的南京，抗战全面爆发。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抗战剧顺叙的模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张力，赋予了剧集一种苍凉的史诗宿命感。当观众带着“已知结局”的目光，随人物重走这“八千里路”，每一处风景、每一次危机都因此增添了难以言喻的揪心与不忍。倒叙提前亮出了底牌，而这“八千里路”的沿途风景则细细描摹了生命探索的过程，让我们明知道路的尽头可能是牺牲，却依然被他们在途中展现的向死而生的从容所震撼。这正是倒叙结构赋予这部“公路抗战剧”的最高级人文悲悯。

同时，剧集采用“前线战场”与“后方百姓”双线并行的复调叙事结构：一边是旅长张云魁浴血奋战、蒙冤后寻找救国正道的军人线，另一边是孟万福、丁玉娇、田家泰等普通人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百姓线。两条线索上的人物，分别经历着不同形态的蜕变，却并非孤立地独行，而是彼此交织、互为推力。在非线性叙事的编排中，情感重量层层叠加，最终使每一条人物的“路”从地理位移升华为精神意象。这种历史复调叙事与公路史诗叙事模式的巧妙融合，构建起一个完整而立体的抗战叙事格局，其深层意图在于揭示：战争从不只是前线将士的孤绝之战，而是整个民族共同的生存状态。导演通过不同人物视角的切入，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华儿女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战图景。

祛魅与重塑：普通中国人群像与“人民史观”

该剧主创是《觉醒年代》的原班人马，但不同于《觉醒年代》聚焦于文化巨匠的群像塑造，该剧将镜头对准了战场上的“失意者”与烟火人间的“小人物”——士兵、主妇、厨子、商人、学生等……通过对这些鲜活个体的塑造，还原了普通民众在战火中的挣扎、觉醒与抗争，共同绘就了四万万同胞同心抗敌的集体群像。

作为战场“失意者”的张云魁，褪去了完美英雄的光环，其信仰破碎与弧光的重塑真实可触，折射出那个年代无数军人在绝境中坚守底线的精神底色。演员王阳谈到在塑造角色时，要着力赋予其“接地气”的“活人感”。导演张永新进一步指出，“张云魁身上魅力是总在苦难中寻找生的向上的劲”。正如在剧集中，“张云魁会趴在土地上看小草，这不是一种表象的看生命，而是军人铁血与小草柔弱的巨大反差中，看到他身上的童真，看到他笨拙背后的赤诚之心和真正豁达的格局”。张云魁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蒙冤、挣扎中，一步步从旧军人的逻辑走向真正的革命信仰。这种有曲折、有反复的生命轨迹，塑造了一个极具“活人感”的悲剧英雄。

与之相对，厨子孟万福则代表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市井小民。孟万福的出场极富画面感：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在灶台前颠勺，嘴里喃喃念着娶媳妇的平凡愿望。他对战争没概念，对国家也没概念，只想过好自己的小生活。然而，正是这样的小人物，在亲眼目睹战友一个个死在眼前、目睹张云魁以命换命的牺牲之后，原本怯懦的内心开始有了变化。他的觉醒不是突然的“开窍”，而是被战争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从“只求安稳度日”到“主动扛起责任”的转变，孟万福的成长不是英雄史诗，而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是“国民性”觉醒的深刻隐喻。

此外，于和伟饰演的田家泰，这个商界名流表面与日本人合股经营，背负“汉奸”骂名周旋于十里洋场，实则是心怀家国、为前线输送给养的隐秘利刃。毕彦君饰演的张汝贤，作为老派读书人，承载了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最后风骨，当他发现祖宅被设计卖给日本人时，亦未作争执，坦然接受，展现了一种属于旧时代文人的隐忍与坚守。

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剧打破了传统抗战剧中女性作为“点缀”或“附属”的单一视角，以女性记忆作为全剧的叙事起点。

丁玉娇的成长轨迹，是剧中最完整、最震撼的女性成长史诗。她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旅长夫人”，在命运的连环重击下，一步步淬炼成坚韧的地下工作者。演员万茜将这个角色定义为“非典型性”的大家闺秀，其“非典型”正在于她将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融为一体。丈夫蒙冤后，她没有被悲痛击垮，而是为捍卫丈夫的名誉毅然踏上申诉之路，这份清醒的愤怒和对公正的执着是她走向独立的起点。此后在上海的磨难让她迅速完成身份转变，从“被保护者”成长为家庭的“守护者”，最终在田家泰和曾雪飞的引导下，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解放事业，成为一名坚定的地下交通员。韩小月作为孟万福的未婚妻，她曾是典型的传统女性，一心等待爱人归来。战争打破了她的人生规划，她追随慰问团到武汉，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并加入新四军，完成了从依附于男性的“小家碧玉”到拥有独立信仰的“战地护士”的蜕变，是那个时代无数走出家庭、投身时代的年轻女性的缩影。她们的觉醒，并非对男性的依附，而是在战乱中完成了人格的独立，共同构成了剧中最为动人的女性成长篇章。

这些人物都属于非典型的抗战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剧集“不刻意书写传奇英雄，只着力刻画凡人脊梁”的叙事立场。英雄会遭遇挫败、陷入困顿、心生迷茫；小人物会怯懦、会计较、会萌生退意，但也会变得坚强与勇敢；女性角色拥有独立完整的成长轨迹；普通老者也会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完成最后的坚守……这些在传统叙事中较少展现的真实人性侧面，在剧中被逐一呈现，最终汇聚成一曲关乎民族、个体和历史的壮阔史诗。历史的进程与民族的命运，归根到底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动的。这部剧也正是以这样的视角，体现出鲜明的“人民史观”：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战争的胜利并非依靠少数力量，而是源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守、牺牲与抗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积淀、精神传承与时代变革，终究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与力量。

在当下“短平快”内容泛滥、市场屈从于“爽感逻辑”的影视生态中，《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慢”与“深”显现出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该剧在叙事上的反套路与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本质上是对当代观众审美智识的极大尊重。这部剧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与对话，更是一次针对当下影视行业创作风向的有力纠偏。它启示我们：宏大的历史题材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那条连接过去与现在、沟通历史宏大叙事与人民群众个体命运的“八千里路”。在未来的剧集市场中，唯有此类诚意之作，方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留下经久不息的文化回响。

原标题：《新民艺评丨陈吉：历史的复调与凡人的脊梁——评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沈毓烨

本文作者：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