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妇嫌我送去的棉衣款式老气,孩子都不流行穿这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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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件棉衣是我亲手挑的。

逛了三条街,试了七八家店,摸了无数次料子,最后选了一件藏青色的加厚棉服,里衬是小熊图案,针脚细密,领口可以翻起来挡风。

我抱着它坐了两站公交,给孙子送过去。

媳妇接过去,翻了翻,嘴角往下一撇:"妈,这款式也太老气了,孩子都不流行穿这种了,而且他皮肤白,穿深色不好看。"

我看了眼旁边的孙子小宝,他正歪着头看电视,头也没回。

我笑了笑,把棉衣重新叠好,抱在怀里,站起来,走出那扇门。

当天晚上,我把手机里那条每天下午三点半的提醒删掉了——"去接小宝放学"。

傍晚五点十分,儿子电话打来了,声音有点慌:

"妈,孩子还在幼儿园等着呢!"



我叫刘翠英,六十七岁,在纺织厂干了大半辈子,退休十一年了。

老伴走得早,就剩我一个人。儿子叫陈建国,三十九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整天跟车次、货单打交道,早出晚归,有时候出差一走就是三四天。媳妇周丽,三十六岁,在一家美容院做店长,管着十几个员工,眼界高,讲究多,对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小宝是他们的儿子,今年四岁半,在附近的和平幼儿园上中班。

我住在离他们小区步行二十分钟的老楼里,两室一厅,是我跟老伴当年攒钱买的,住了三十多年,每个角落都熟悉。

我开始接小宝放学,是一年半前的事。

那时候周丽刚升了店长,事情一下子多起来,经常开会开到傍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建国那边调度的活儿更是说不准,有时候货车出了问题,他得一直盯着,下班时间没个准。

幼儿园下午三点半放学,两个人都走不开,接送就成了难题。

周丽打电话来,客客气气的:"妈,您要是有空,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下小宝?就平时,我们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说行,没多想,就应下来了。

后来"平时"慢慢变成了"每天",我也没说什么。毕竟是孙子,接就接了,走两步路的事,顺手。

就这样接了一年半。

风雨无阻,寒暑不断。夏天顶着太阳,冬天裹着厚衣,每天下午三点一刻出门,步行二十分钟到幼儿园,等小宝从教室里跑出来,拉着他的小手,再走回去,或者送到他们家,或者先带回我那边,给他做点吃的,等建国或者周丽下班来接。

一年半,我没有请过一天假。

小宝喜欢我,每次看见我站在幼儿园门口,就咧着嘴跑过来,喊一声"奶奶",脆生生的,能传出去老远。他老师陈老师也认识我了,有时候见了面会说:"刘奶奶真好,天天来,风雨不误。"

我心里是高兴的。

但高兴是一回事,被当成理所当然,是另一回事。

送棉衣这件事,是上个礼拜天。

入冬以来天气降得快,我琢磨着小宝的衣服该添了。前年的棉衣他已经穿不下,去年周丽给他买了件轻薄的羽绒服,我觉得不够厚实,北方的冬天,小孩子体质弱,还是要穿扎实的棉服才抗冻。

我逛了好几天,最后在一家童装店里找到了那件藏青色棉服。料子厚,里衬软,拎在手里有分量,袖口是松紧口,不容易进风。我让售货员帮我量了量小宝大概的尺码,选了大半号,说孩子长得快,穿着宽松些也不碍事。

一百三十八块钱,我没有还价,当场付了。

提着袋子坐公交去他们家,心里想着小宝穿上的样子,一路上都是暖的。

周丽开的门。建国不在,出差去了。

我把棉衣从袋子里取出来,抖开,让周丽看。她接过去,拿在手里,眼神扫了一眼,翻了翻领口,翻了翻袖子,然后就是那个表情——嘴角往下。

"妈,这款式也太老气了,现在孩子都不穿这种了。"她把棉衣叠起来,语气平平的,"而且小宝皮肤白,穿深色不好看,容易显暗。"

我往沙发那边看了看,小宝正坐在那儿看动画片,对这边的动静浑然不觉。

周丽把棉衣往茶几上一搭,去厨房倒水了。

我坐了一会儿,把茶几上的棉衣重新叠整齐,装回袋子里,抱在胸前,站起来,对着厨房那边说了声:"那我先走了。"

周丽从厨房探出头:"哎,妈,不吃饭再走?"

"不了,家里有东西,"我说,"小宝衣服的事你们看着办。"

出门,下楼,坐公交,抱着那件棉衣回家。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靠着窗,把棉衣搁在腿上,外头的街道一段段往后退,路灯开始亮了,照着路边那排光秃秃的树。



我没有难过,就是有点累。

不是腿累,是心累。

逛了三条街,走了大半天,一百三十八块钱,换来一句"款式老气"。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全小。

回到家,我把棉衣挂在衣柜里,没有拆吊牌。然后坐下来,拿出手机,找到那条提醒——"每天15:30,去接小宝放学"——点开,删除。

手指按下去的时候,我没有犹豫。

删完,我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杯茉莉花茶,坐在窗边喝,看着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不是在赌气。我只是忽然觉得,有些事,是该停一停了。

第二天,周一,下午三点一刻,我没有出门。

我坐在家里踩缝纫机,给自己改一条裤子,裤脚长了,得剪掉两寸。缝纫机踩起来有节奏,踢踏踢踏,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地板上,一条暖色的光带。

三点半来了,又过去了。

我专心改裤子,没有看手机。

四点钟,邻居李大姐敲门来借酱油,我给她,顺便聊了几句,说她家小孙子最近感冒,说这天气变得快,说老楼冬天暖气不够足,说了一刻钟,她走了。

我重新坐下来,把裤子翻过来检查针脚。

四点半,手机响了。

是建国。

出差还没回来,电话里声音带着一点风声,像是在室外。

"妈,孩子还在幼儿园等着呢!"

他的声音有点急,不是质问,是那种慌里慌张摸不着头脑的慌——他显然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幼儿园老师打了电话过来,说孩子没人接。

我端着茶杯,平平静静地说:"我今天没去。"

沉默了三秒。

"妈……"他的声音低了一点,"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我说,"你让周丽去接,或者你打电话给幼儿园老师,让孩子在那儿等一会儿,我估计周丽这个点应该快下班了。"

建国那边又沉默了一下,像是在消化这句话。

"妈,您是不是跟周丽有什么……"

"没有,"我说,"我就是今天没去。以后这个事,你们自己安排吧。"

我挂了电话。

茶杯里的茉莉花茶还是热的,我喝了一口,继续看手里的裤子,针脚还差最后一段没收好。

窗外天擦黑了,路灯全亮了,楼下有孩子在喊什么,清脆的,被风带着飘上来。

我想起小宝,不知道这会儿在幼儿园里是什么表情。

他应该在教室里,坐在小椅子上,眼睛盯着门口,等着看那个熟悉的身影推门进来。

我心里有一点酸,但没有动。

有些事,不是我不想做,是得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是理所当然的。



建国挂了电话,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又打来了。

这次声音平静多了,像是情绪整理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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