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笔记57 ：亨利三世何以被称无为国王？

1、1216年约翰王离世后，英格兰内战暂告停歇，法国路易亲王仍滞留英格兰觊觎王位，而约翰王年仅九岁的儿子亨利，正身处英格兰西南部，被支持者迅速拥立继位。同年秋天，亨利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加冕，是为亨利三世，彼时伦敦仍掌控在路易手中，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法使用，先王王冠也在沃什湾遗失，小国王只能借母亲的金箍完成加冕仪式。亨利向教廷宣誓效忠，教宗随即为其送上宗教祝福，这一举措彻底扭转了政治局势：路易亲王的对手从残暴的约翰王，变成了受教廷庇护的幼主，他也从所谓的“解放者”沦为漠视宗教的篡位者，连其父都劝他罢手。路易虽仍坚持作战，却接连遭遇林肯郡战败、法国援军船队在桑威奇覆灭的打击，最终只得接受休战，从亨利手中索要大笔金银后返回法国。

2、路易撤军后，英格兰贵族纷纷要求新王确认《大宪章》中关于“自由权利和自由风俗”的条款，即便是忠君的贵族，也意识到这份文件可以成为限制王权的核心工具。《大宪章》就此从平息内战的临时协议，转变为凝聚贵族的共同纲领，王室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会议，发布了内容略有调整的新版《大宪章》，这份文件本质上成为了亨利三世的新加冕宪章，他的统治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亨利三世的统治前后延续了56年，是中世纪英格兰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长期稳坐王位的安稳状态，让他逐渐变得放纵而缺乏谨慎，他一生从未为保住王位、守护国土发动过生死之战，对王权的边界与局限始终缺乏清醒认知，这也为他日后的统治危机埋下了深层伏笔。

3、自“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之后，英格兰已有数百年未曾出现真正的幼主临朝，在内战刚平、国事艰难的背景下，亨利三世最核心的支持者组建了摄政委员会，由三位辅政大臣共同执掌国政，分别是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什、教宗使节潘多尔夫，以及第一代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三位摄政大臣行事干练、效率出众，短短数月内便恢复了财政部的正常办公，重新任命法官奔赴各郡开展巡回审判，快速重建了安茹王朝的中央行政体系，稳住了内战之后摇摇欲坠的王国局势。威廉·马歇尔作为身经百战的开国老臣，更是凭借自身的威望，平衡了各派贵族的势力，遏制了地方分裂的苗头，为幼主的统治筑牢了最初的根基。

4、内战带来的深层隐患并未随摄政体系的建立而彻底消除，诸多尖锐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忠于国王的贵族，能否永久保留从叛乱者手中夺取的城堡与土地？贵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会不会因利益纠纷再次爆发内战？1219年威廉·马歇尔的离世，彻底打破了摄政委员会的权力平衡，也让幼主统治下的王国再次陷入动荡。不少权势滔天的大贵族，拒绝交出手中掌控的王家城堡，也拒不缴纳法定应征的税款，地方上因土地边界纠纷引发的小规模战争此起彼伏，中央王权对地方的管控力大幅下滑。原本就因内战遭到重创的地方秩序，再次陷入失序状态，而失去了马歇尔制衡的各派贵族，也开始为争夺权力与利益展开了新一轮的内斗。

5、威廉·马歇尔去世后，新的摄政委员会以教宗使节潘多尔夫为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司法系统的最高首脑大法官，由休伯特·德·伯夫担任；国王的导师与监护人，则是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什。在亨利三世继位的最初几年，这三人是英格兰政坛的核心人物，可他们非但没有同心协力辅佐幼主，反而为争夺首辅之位内斗不休，每一次权力冲突都会在地方上引发连锁动荡，全然不顾国家的整体福祉。除了潘多尔夫之外，其余两人都一心只为个人与家族谋取利益，德·伯夫与德·罗什的家族本就有世仇，甚至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决裂，德·伯夫指责德·罗什是全国动乱的始作俑者，德·罗什则扬言要让对方屈膝投降，随后怒而离席。英格兰的幼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着所谓的“善政教育”。

6、在国王未成年的岁月里，英格兰的最高统治权，始终掌握在实力最强的政治派系手中。休伯特·德·伯夫凭借一系列政治操作，最终通过威胁与暴力手段击败了所有对手，全面掌控了国家政权，开始着手打压不服管束的贵族与权势过盛的臣下。在他秉政的数年间，英格兰基本维持了表面的秩序，但所有国家大事都由他一人决断，国王几乎没有任何实权。这段时期，亨利三世并未表现出对权力的焦躁与不安，可随着年龄渐长，他也逐渐萌生了亲政、建立自身王权权威的想法。1227年初，十九岁的亨利三世正式宣布自己成年，将亲自执掌国政，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摄政时期。亲政之初，他曾试图收回弟弟康沃尔的理查的封地，却引发了贵族的集体反对，最终只能被迫罢手，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第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首次真切认识到了王权的局限性。

7、后世史家与编年史家，对亨利三世的个性有着诸多截然不同的评价，却也有着公认的共识：他的性格特质，是其“无为”统治的核心根源。有人认为他是头脑简单的呆子，既无政治城府，也无识人辨事的能力；更多人批评他软弱轻信、耳根极软，极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往往只会听从最后一位建言者的主意，个人的爱憎与决策都难以持久。他完全不像自己的父亲约翰王、祖父亨利二世那般心狠手辣、强势专断，一生从未经历过逆境的打磨，虽偶尔会大发脾气、出语尖刻，却绝非肆意妄为、残忍嗜杀的君主。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让他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执政方略，也难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最终在与贵族的长期博弈中屡屡陷入被动，成为了后世口中“无为而无治”的国王。

8、对于需要时常凌驾于教会之上的世俗君主而言，亨利三世的宗教虔诚程度，已然到了妨碍其履行国王职责的地步。他每天都要聆听三次弥撒，即便在前往巴黎的旅途中，只要路过正在举行弥撒的教堂，就必定要入内参与仪式，否则便不肯继续前行。每当牧师在举圣体的庄严时刻抬起手，他都会上前握住牧师的手虔诚亲吻，法王路易九世曾说自己喜欢听布道胜过参加弥撒，亨利三世则回应称，他更愿意见到朋友，而非听别人谈论朋友。他将上帝视作自己的直接领主，认为世间没有任何人比国王更接近上帝，为此他恢复了对先王“忏悔者”爱德华的狂热崇拜，将其奉为自己的精神守护神，甚至不惜耗费巨资重修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最终将自己的坟墓建在了这位圣徒的神龛之侧。

9、亨利三世对君主身份的认知，有着极强的仪式化与展示性特征，他将宗教仪式与君权神授的理念深度绑定，试图通过盛大的宗教仪式，强化自身统治的神圣性。耶路撒冷大牧首与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曾将耶稣的圣血作为礼物送给他，这件圣物抵达英格兰后，他立刻将其安放在伦敦圣母教堂，派人严加看守。随后，这位年轻的国王亲自捧着圣血瓶，率领盛大的游行队伍从圣保罗大教堂一路走到威斯敏斯特，全程目光始终不曾离开这件圣物。游行时他身着朴素的袍子以示谦卑，可整个仪式的设计，核心目的就是再次突出君权神授的理念，仪式结束后，他立刻戴上王冠、穿上金丝王袍，以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的身份接受臣民的朝拜。他一生都不喜欢战争，绝非骁勇的军人，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实现和平稳定的统治，他甚至算得上一个品性温和的“好人”，可在君主的位置上，好人往往很难成为合格的统治者，他的一生也从未留下任何堪称伟大的功绩。

10、亨利三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舍得为宗教艺术与建筑投入资金的国王，他的统治时期，也是英格兰哥特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在位期间，大量兴建礼拜堂与教堂，慷慨赞助修士史学家与手抄本插图画家，在他的推动下，盛期哥特式艺术在英格兰全面发展，当时的建筑史家曾感慨，这一时期英格兰的石头都在呐喊“神圣！神圣！神圣！”。如今成为英格兰象征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经典的盛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其中八角形的牧师会礼堂，更是成为中世纪建筑史上的巅峰杰作。据史料统计，在他长达56年的统治期间，英格兰境内有157所大大小小的修道院与宗教场所破土动工，圣母礼拜堂的建造也迎来了全盛时期。即便他在政治上优柔寡断、毫无建树，却为英格兰留下了诸多不朽的建筑与艺术遗产。

11、亨利三世继位之初，恰好赶上第一批托钵修士抵达英格兰，多明我会的修士于1221年率先到来，三年后方济各会修士也进入英格兰，他们的到来，对英格兰的民族文化与精神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实质性影响。与封闭在修道院中的本笃会僧侣不同，托钵修士始终置身于世俗社会之中，他们既是修士也是乞丐，游荡在城镇的街巷中乞讨衣服与食物，最初甚至从不向民众索要钱财。他们在主要城镇建立了传教据点，主动结交当地的商人阶层，直接在人流密集的市场上传教，以讲故事、说笑话、描述神迹奇闻的方式，将原本严肃的宗教传教变成了通俗易懂的民间艺术，这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底层民众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亨利三世对托钵修士的到来持包容与支持态度，为他们在英格兰的传播提供了诸多便利，也推动了英格兰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转型。

12、托钵修士凭借清贫的形象与通俗的传教方式，迅速获得了英格兰民众的认可，也赢得了上层贵族与王室的青睐，他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却也逐渐走上了堕落与世俗化的道路。他们成功获得了权贵阶层的大量捐赠，修建的小型修道院，在舒适与豪华程度上很快便不亚于传统的大型修道院，他们还纷纷成为达官显贵的专属忏悔神父，深度介入世俗政治与权力斗争。在抵达英格兰150年后，托钵修士已然成为了世俗、贪婪甚至放纵的代名词，读过《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都能清晰看到他们的堕落轨迹。他们的转变，印证了一切人类制度的共同宿命，即便是神圣的宗教组织，也难以逃脱世俗化的侵蚀。而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正是托钵修士在英格兰从扎根、兴盛到走向堕落的关键阶段，这一过程也深刻改变了英格兰的宗教格局与社会风貌，为14世纪的宗教与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