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邓洪波
岳麓书院。 王 再摄
元泰定元年(1324年)，教育家程端礼在江东书院开列《读书分年日程》，为学子规划了一条从8岁到20余岁的漫长读书之路，列出了一个长时段的读书清单。700多年后，全民阅读已成为国家战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实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幕。古今纵横间，中国古代书院的读书智慧，对于今天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有着深刻启示。
读书需要“日程化”。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是一份详尽的读书规划。8岁未入学之前，先读《性理字训》，以之代替世俗的《蒙求》《千字文》，同时以朱子《童蒙须知》贴壁，饭后记说一段。8岁入学之后，读《小学书》正文，每日只读一书，“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15岁之后，依朱子法读《四书》：先《大学章句》，次《论语集注》，次《孟子集注》，次《中庸章句》。然后读本经，治《周易》者需读《五赞》《启蒙》及《发挥》，治《尚书》者以蔡氏传为主，治《诗》者以朱子传为主，治《礼记》者以古注为主，治《春秋》者参三传、胡氏传等。
更令人惊叹的是，程端礼设计了“日程空眼簿”，让学生每日填写进度：某日起至某日看读某书某段某遍，某日倍读某书某段某遍，师长逐条稽查，“亲笔勾销”。这就是中国古代书院的“日记教学法”。日记教学法的要义，是把读书变成可执行、可检查、可持续的日常功课。程端礼说：“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积日而月，积月而岁。”读书不是一时兴起的雅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功夫。每天早起先倍读已读书，再授新书，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夜间还要玩索涵泳。这种“紧著课程”的方法，保证了读书的实效。
今天的全民阅读，各地推广的“阅读打卡”“读书积分”等举措，正是古代书院“日记教学法”的当代回响。
读书更需要“方法自觉”。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手定了《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合称《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刻碑立于讲堂，至今保存完好。
《读经六法》为：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正义是求经文之本义，通义是贯通前后之文义，余义是发掘言外之深意，疑义是敢于提出疑问，异义是比较各家之不同，辨义是辨析是非而断以己见。
《读史六法》为：记事实、玩书法、原治乱、考时势、论心术、取议论。记事实是掌握历史事件，玩书法是体悟史家笔法，原治乱是探究兴衰原因，考时势是考察时代背景，论心术是评析人物动机，取议论是汲取历史智慧。
王文清还特别推崇朱子读书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切己体察”尤为关键，读书是要反求诸己，落实到行动上。
岳麓书院将这些方法制度化，要求学生“勿怠缓、勿急迫，优游玩索，以俟自得”。有疑问则“即面相质问，以著教学相长之义”。这种对读书方法的自觉追求，使岳麓书院成为清代的学术重镇之一。
今天的全民阅读，不能停留在“读过没有”的层面，而要追求“读懂没有”。只有掌握了方法，阅读才能真正成为“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途径。
读书还需要“与时俱进”。清代经训书院山长皮锡瑞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位读书人真实的精神记录。比如，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六(1895年4月20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仅三天后，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谈时事，云伊所闻除兵费三十千万外，辽阳以南皆归彼，澎湖、台湾亦在内，且有长江水师炮台听彼干豫之语。若然，则大事已去，天下不复可问，二百余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坏于阴人贼臣之手，伤哉!伤哉!”字里行间，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三月廿九(4月23日)，他记载：“梅台源来，以小岩丈所箸《明史约》索序于予，出廉访所送电报见示，共十条。日本所得地皆归日本，辽阳以东及台湾皆弃之，库秤银百兆两，是万万两实银矣。又北京、河南、四川、梧州、肇庆五处添设马头，倭货入口减厘二成。”一个传统书院的山长，在国难当头之际，没有固守旧学，而是通过阅读电报、报纸了解时局。
从程端礼的“日程空眼簿”到王文清的《读经六法》《读史六法》，再到皮锡瑞的“读报日记”，几个书院的例子告诉我们，读书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需要因材施教的分类，需要切己体察的方法，更需要与时俱进的胸襟。让我们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在阅读中涵养浩然之气，为建设书香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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