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刚开幕就出事，评委一句话惹众怒，数千电影人集体抵制

今年2月，备受推崇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再次暴露了德国无条件且狂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

随后，巴勒斯坦裔叙利亚籍获奖导演阿卜杜拉·哈提卜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佩戴着巴勒斯坦传统头巾，身旁展示着巴勒斯坦国旗。他在演讲中严厉批评德国政府是“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同谋，但你们却选择漠不关心”。他接着宣称：“我们会记住每一个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也会记住每一个与我们为敌的人。”

这一事件对德国社会而言颇具典型性。他们不断发现，自己对以色列犯下的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的无底线支持正被外界曝光。不应忘记的是，德国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武器，仅次于美国。如今，类似电影节上的事件已蔓延至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艺术、学术、媒体、政治、政府、执法机构以及法院。

德国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世界开始质疑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为什么外界不再钦佩德国人表面上的魅力、宏大叙事和自我重要感，反而开始关注他们对谎言、虚伪、欺骗、操纵、道德堕落的偏好，以及他们无法感到懊悔或内疚的缺陷？

德国人坚信自身道德优越感的最核心要素，在于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他们声称与以色列有着特殊关系，并将以色列的“生存权”视为德国的国家理由。毕竟，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公开展示其对过去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所谓“无尽悔恨”。

他们否认除了他们对欧洲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之外，还存在任何其他种族灭绝，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他们并不为针对欧洲罗姆人和辛提人的种族灭绝感到后悔，也不为第三帝国时期系统性屠杀的3000万斯拉夫人感到抱歉，更不为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感到内疚。分析人士指出，他们可能很早就意识到，这些群体对美国精英阶层来说无关紧要。早在康拉德·阿登纳时期，德国人就清楚，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或许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其精英阶层和民众如此狂热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2025年6月，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斩首”打击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达了他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钦佩，甚至希望德国也能采取类似行动：“他们正在替我们做脏活。”2024年10月，德国前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公开为以色列摧毁加沙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以及杀害平民的行为辩护并表示支持。

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真正关心以色列或犹太人，许多人甚至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带有反犹主义倾向。但他们认为，这种对耻辱的认领以及当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赋予了他们一种无懈可击的例外论，就像两代人之前的雅利安主义一样。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认无懈可击的道德美德。

2024年1月，德国政府宣布将作为第三方介入国际法院，以在南非提起的种族灭绝案中为以色列辩护。直到最近，德国仍是唯一采取此行动的国家美国于今年加入。数十个其他国家在国际法院正式支持南非关于加沙地带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

有趣的是，德国在3月份撤回了其支持。外界分析，这是因为继续支持可能会对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提起的另一宗案件产生负面影响，该案指控德国政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灭绝提供政治、军事和财政援助。就在本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三个欧洲主要的二战前轴心国，阻止了因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战争而暂停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结盟协议的动议。欧盟委员会的德国籍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作为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将这一政策强加给了欧盟。德国及其民众，实质上已成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及在整个西亚犯下战争罪行的“人肉盾牌”。

这种论调在德国或许并不新鲜。可以推测，他们在1945年之后也在散布类似的言论：“对于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每天杀100个‘劣等民族’是不正常的。”德国人极其珍视“受害者”这一身份，其重要性仅次于例外论。在德国人的认知中，以色列人是人类，而阿拉伯人则不是。因此，在《时代周报》中找不到对加沙人的真正同情，充其量只有一两块遮羞布。

奇怪的是，社交媒体上曾流传一项民意调查，声称大多数德国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这显然完全是捏造的。每个星期六的早上，笔者和其他加沙声援运动的成员都会在柏林设立信息台，地点要么在温特菲尔德广场的周末市场，要么在威尔默斯多夫街的步行购物区。前者位于一个拥有庞大社区的自由派中产阶级街区，后者则是工人阶级购物的地方。

可以肯定地说，停下来签署我们请愿书或与我们交谈的人中，有90％是有色人种或外籍人士。成千上万的白人德国人只是径直走过，试图无视我们的存在——每个星期六都是如此。少数自作聪明的人会争辩说，不存在种族灭绝，犹太复国主义者别无选择，因为阿拉伯人想谋杀所有犹太人，或者提出类似的说辞。就像《时代周报》一样，他们对加沙人毫无同理心。批评声音指出，德国人的社会化过程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这其中包含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俄罗斯恐惧症。

德国媒体试图保护其国民免受现实的冲击。他们总是将任何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描绘成反犹主义。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今年3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西班牙演员哈维尔·巴登颁发了最佳国际长片奖。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对战争说不，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

德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广播公司ARD在报道奥斯卡时，直接剪掉了“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这句话。他们甚至宣称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没有太多政治声明”。如果现实与你相悖，那就抹除现实。

对于那些不接受这种“德国现实”的人，等待他们的是大规模的镇压。试图压制异见和将抗议定为非法的做法并非德国独有，但其执行的狂热程度、镇压的广度，以及建制派狂热参与其中的程度，却是绝无仅有的。

恐惧是法西斯主义的驱动力。如今的德国人生活在对政府镇压的恐惧之中。难怪几乎每个人都不敢说出“以色列是一个由嗜血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这一真相。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几乎不存在学术自由。已有数十起记录在案的大学教职员工受压事件，包括降职和解雇。不听话的公务员会被开除。

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的记者会失去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如侯赛因·多格鲁，他们甚至会失去生计，包括接受其他公民援助的机会。批评性媒体和组织的银行账户被冻结。那些强烈批评以色列种族灭绝暴行的外籍人士被拒绝入境德国，甚至包括扬尼斯·瓦鲁法基斯这样的知名人士，或者直接被驱逐出境。德国人热衷于在他们中间搜寻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

说出“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被视为犯罪行为。这种定罪过程在政治化的德国法院的推动下被加速。自1933年希特勒放任冲锋队肆虐以来，德国还未曾见过针对其公民如此系统性的暴力。

这导致了一种极度恐惧的氛围，尤其是在德国人中间。在柏林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中，情况好的时候可能只有20％的参与者是白人，而其中一半还是非德国籍。起初，游行队伍中有很多带着孩子的巴勒斯坦母亲以及老年人，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避开这些活动。这实在太危险了。每次参加示威，人们都会问自己：“我今天会被打还是再次被捕？”这就是当今德国民主的现实。

尽管西方国家和主流媒体竭力掩盖这些事实，但这并未逃过德国境外的关注。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汗在近期访问德国后，于2月份报告称，德国政府越来越依赖定罪和以安全为导向的方法来应对抗议活动。

她指出：“许多此类措施——从加强对官员免受公众批评的保护，到全面禁止活动人士的口号，以及以模糊的‘极端主义’为由对组织进行监视——都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2025年10月，多名联合国专家敦促德国停止对巴勒斯坦声援活动的定罪和警察暴力。

笔者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自第三帝国以来，德国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密集和深远的镇压。如果你去问德国人，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就像他们的祖辈不知道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德国人相信他们拥有一项独特的权利：一种“不知情”的权利，这使他们免于对以他们社会和他们的名义发生的事件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许多德国人将他们对以色列在加沙制造的浩劫的政策视为一种崇高之举。以卡罗琳·普莱斯勒为例，她几乎参加了每个星期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纳粹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示威活动——并且总是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

同样，普莱斯勒口中的“被扣押人员”并非被非法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10000名巴勒斯坦人，而是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至少是那些尚未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杀害的人。批评者认为，普莱斯勒具备了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傲慢与无知。但在德国，她却因其所谓的“德国勇气”而被奉为英雄。

那么，为什么普莱斯勒女士和大多数德国人对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监狱中被伤害，或10000名被以色列国家扣为人质的巴勒斯坦人漠不关心呢？逻辑再次回到了原点：德国人将以色列人视为人类，而将中东人民视为动物，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重复的那样。

因此，默茨能在今年3月公然宣称“伊朗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因为动物没有国际权利，也没有法律来保护它们。分析人士指出，这无异于过去被压制的德国“劣等民族”话语的死灰复燃，正是这种话语导致了纳粹德国数千万人的被谋杀。种族灭绝的狂怒和冲动已经冲破了“好德国人主义”的铁甲，再次控制了德国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