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到昏迷仅19天花光积蓄上进口药，却引发肝衰竭

讲述：刘星宇 整理：雨打芭蕉

她是我妈。

2024年7月初，她开始发烧。不高，三十七度八，三十七度九，下午烧起来，早上退下去。她自己吃了退烧药，说可能空调吹多了。她在一家超市做理货员，每天站着，冷鲜区的空调从头顶往下灌。她跟同事说最近老是累，货架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同事说你脸色不好，回去歇歇。她说没事，月底了，排班紧。

烧了三天，退烧药压不住了。体温从三十七度多跳到三十九度。她请了假，去社区医院挂了水。挂完烧退了一点，晚上又烧起来。身上开始疼，不是关节疼，是浑身疼，像被人打了一顿。她躺在床上，盖了两床被子还觉得冷，牙关咬得咯咯响。

第五天，我爸把她送到了市医院。急诊抽血，血常规白细胞两万多，C反应蛋白一百多。拍胸片，双肺纹理增粗，右下肺有一小片模糊的影子。急诊大夫说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收进了呼吸科。

抗生素用上了。头孢，然后升级到碳青霉烯类。烧不退。每天下午烧到四十度，寒战，整个人在被子底下抖。血培养做了，痰培养做了，结果没出来。她的主管大夫跟我爸说，感染比较重，但抗生素已经用到最高级别了，再等等看。

第七天，她开始糊涂了。我去医院看她，她靠在床上，眼睛半睁着。我叫她，她看我，眼神是散的。她说，你谁呀。我说，妈，是我。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说，哦，你来了。好像刚认出我。过了几分钟她又问，你谁呀。

大夫说，脓毒症相关的脑病。感染太重，全身炎症反应影响到中枢神经了。

第八天，血培养报了阳性：肺炎克雷伯菌，多重耐药。几乎对所有常用抗生素耐药。呼吸科的主任把我爸叫到办公室，说现在有一个方案，可以用进口的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对产碳青霉烯酶的肺炎克雷伯菌有效。但是这个药很贵，一疗程下来要花不少，医保目前报不了，需要自费。

我爸问多少钱。主任说了一个数。那是我妈在超市站两年能挣到的钱。

我爸没犹豫。他说，用。

那天下午，进口药挂上了。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她的手背。她醒着，但不太认人。我爸握着她的手，说，丫头，爸给你用上最好的药了，你快点好。她没应。眼睛看着天花板，嘴唇干得起皮，我爸用棉签蘸了水给她擦。

那是她住院的第九天。

进口药用上以后，体温确实开始往下走。从四十度降到三十八度，从三十八度降到三十七度多。呼吸科的大夫说，感染指标也在降，C反应蛋白从一百多降到了几十。我爸觉得有希望了。他每天晚上在陪护椅上躺一会儿，早上起来用热毛巾给我妈擦脸。他说，等你妈好了，超市的活不干了，回家养着。

第十四天，我妈又开始发烧。不是高烧，是低烧，三十七度五，三十七度八。同时她的皮肤开始发黄。先是眼白，淡淡的黄，然后脸上、胸口、手背，一层一层黄下去。

抽血查肝功能。转氨酶从正常值飙升到八百多，胆红素从十几个涨到一百多。药物性肝损伤。那个正在把她从感染性休克边缘拉回来的进口药，正在摧毁她的肝脏。

大夫停了药。但肝损伤一旦启动，有时候停不停药都刹不住。她的胆红素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从一百多涨到三百多。凝血功能开始恶化，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到二十多秒。她的胳膊上、腿上开始出现瘀斑，打针的地方止不住血。

第十六天，她陷入昏迷。肝性脑病。肝脏失去了代谢血氨的能力，毒素在血液里堆积，侵入大脑。她闭着眼，嘴里偶尔说几个字，听不清是什么。我爸趴在床边，叫她的名字，一遍一遍叫。她没有任何反应。监护仪上的数字一个一个跳。

第十八天，肾功能也垮了。肌酐翻着跟头往上涨，尿量从一天一千多毫升锐减到不到一百毫升。血滤机推到了床边。大夫说，肝肾综合征，加上之前的脓毒症，三个系统出问题了。

第十九天凌晨，呼吸也撑不住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气管插管，呼吸机。她的肺、肝、肾，一个接一个熄火。多器官功能衰竭。监护仪上的心率从一百二掉到九十，从九十掉到六十。血压波形越来越平。

凌晨四点三十三分，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她走了。

从发烧到走，十九天。从进口药用上到肝衰竭，五天。从肝衰竭到多器官死亡，四天。

她这辈子在超市站了十年。冷鲜区的空调从头顶往下灌，夏天穿棉袄，冬天也穿棉袄。她的腿站出了静脉曲张，青色的血管一条一条凸出来。她从来不穿裙子。她的工资每个月交给家里三分之一，给我交学费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一攒着。她在超市的促销堆头前面站了十年，跟顾客说了一万遍“这个今天打特价”。

最后那支进口药，花了她攒了好几年的钱。它在她的血液里追着那株多重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一刀一刀砍下去。它在杀灭细菌的同时，也把她肝脏里那些解毒的酶系统烧成了一片焦土。

她的主管大夫后来跟我爸说，这种多重耐药菌感染的脓毒症，不用那个药，她可能扛不过感染。用了，感染控制住了，但药物性肝损伤把她带走了。这就是多重耐药菌时代的困境。抗生素越用越高级，副作用越来越大。有时候你治好了感染，却治坏了器官。有时候你花了所有钱，换来的只是多活几天。

后来我们收拾她的东西。她的手机里，最后一条聊天记录是发烧前一天晚上发给我的：明天超市搞活动，芒果特价，给你买几个。她没回复我后来的消息。那句“给你买几个”，一直停在对话框最下面。

她的工牌还在超市的人事部。上面是她的照片，穿着红色的工装马甲，头发扎起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照片是十年前入职时拍的。十年了，超市的工装马甲换了好几版，她一直穿的是最老的那版。她说新马甲料子薄，冷鲜区扛不住。

她最后那几天，清醒的时候跟我爸说，想回家。她好久没回家了。她说的家，是姥姥家的老房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她小时候每年秋天打枣，拿竹竿敲，枣落下来砸在头上。她说砸得疼，但是高兴。

她没回去。

那袋芒果后来我爸买了。摆在客厅的茶几上，她没吃上。芒果从青变黄，从黄变黑。我爸没扔。他说，这是你妈留给你的。她留给我的是手机里那句没发完的话。

她最后那天凌晨，监护仪报警的时候，我爸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是肿的，手背上有输液留下的胶布印。她的戒指戴着，戴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摘过。

窗外是七月的天，天亮得早。她走的时候，太阳刚好照在对面的楼顶上，橘红色的光透过窗帘缝落在她脸上。她的脸不黄了。肝脏烧坏的那层黄，被血滤机滤掉了一部分。她看着像睡着了。眉头不皱，嘴不抿。和她晚上在客厅沙发上打盹的样子一模一样。只是更瘦了，瘦得像一张纸贴在床上。

她这辈子没胖过。超市冷鲜区十年，她从来不偷吃一口。她说那些东西是卖的，不能动。她给自己买过的唯一一件贵的东西，是一件羽绒服，三百块。穿了一个冬天，袖口磨破了，她拿胶布粘上继续穿。

那件羽绒服后来我收在衣柜里。袖口还粘着胶布。贴得整整齐齐。

那支进口药的发票，我爸收在抽屉里。和她的超市工牌、那件羽绒服、那个没吃上的芒果，和她在冷鲜区冻出来的静脉曲张，收在同一个抽屉里。

十九天。发烧，昏迷，进口药，肝衰竭，多器官死。她这辈子最贵的一件东西，花了她在超市站好几年的钱。买回来五天。她没醒过来。她最后认识的人是我爸，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想回家”。她走的时候，太阳刚好照进来。橘红色的光落在她脸上，暖暖的。和她说“芒果特价，给你买几个”那天的夕阳，是同一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