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开蒋介石亲笔手令，均为电报原稿，全是“对日不抵抗”命令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被一声巨响惊醒。

炮声撕破夜空，日本关东军动手了。

营房里的士兵抓起枪就要往外冲，电话却响了，指挥部传来的命令让所有人愣住了：不准打，把枪收进仓库，锁好。

当时北大营驻军近万人，进攻的日军不过几百人，兵力悬殊十倍以上，可是有枪不能开、有炮不能用，官兵只能眼睁睁看着日军冲进来。

几个小时后沈阳城陷落，四个多月后东三省全境沦丧。

多年后人们追问：那一夜的电话线那头，到底是谁？

这些纸张被装进箱子，贴上封条，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看过的人寥寥无几。

1995年这批档案移交到新店的台湾“国史馆”，取了个正式名字，但大家还是习惯叫它“大溪档案”。

直到2017年，国史馆把其中26万件档案数字化上传网络，研究者才终于能顺着目录线索，一张一张地拼凑出当年决策的全貌。

档案目录出版之后，学者们按图索骥，把那些泛黄的纸页从电子数据库中一一调出，电报底稿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一份又一份，指向的是同一个关键词：不抵抗。

翻开这些电报，最远能追溯到1928年。

那年5月，济南城里火光冲天，日军第六师团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当时正率领北伐军途经山东，面对日军的暴行，他做出的选择是下令部队避道绕行。

奉命北伐的官兵明明撞上了正在烧杀抢掠的日军，却被要求不准还击。

5月5日，蒋介石亲笔给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写了一封信，信中言：“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请求对方“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藉固两国固有之睦谊”。

就这样，日军还在济南城头把守着，北伐军绕开济南继续向北走了。

有学者考证后发现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下过一句话——“决定不抵抗主义”。

这句话写在1928年，比九一八早了整整三年。

时间来到1931年夏天，东北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安。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各地频繁调动演习，张学良感觉到了危险。8月中旬，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日军近期举动异常，问南京方面该如何应对。

蒋介石回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在历史上特别有名，被称为“铣电”。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曾在回忆录中明确说，自己在旅部亲眼见过这份电报，主要内容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九一八枪响之后，电报一封接一封从南京飞出去。

1931年9月20日，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各地方长官发了一份密电。

日军已经打进来了，他要镇压的不是侵略者，反而是自己国家老百姓的愤怒情绪。

9月22日，九一八事变第四天，一份新的手令出现了。

蒋介石用他特有的笔迹给驻防山东烟台的第十七军军长刘珍年发去密电。

电报里这样说：“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交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

日本人可能要来登陆了，南京的指令不是布防、也不是备战，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给日军“划出一地”，然后等着中央的遥控。

又过了不到三周，10月7日，日军两艘军舰擅自闯入长江，抵达镇江江面。

这已经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

一般国家的反应应该是外交抗议、军事戒备，但蒋介石给江苏省主席叶楚伧的密电是这样写的：“镇江叶主席勋鉴，据报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不抗议，不驱逐，而是贴着心地帮日本水兵代买蔬菜，顺带把菜送到船上，以此“避免纠纷”。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照顾好日本军人的面子，不能让人家下不来台，免得对方“恼羞成怒”。

从头到尾，基调就是一句话——别惹日本人不高兴。

就在对外步步退让的同时，蒋介石对内部却是另一番手段。

1931年8月16日，他在给赵观涛、卫立煌的手令里对苏区下达了火烧令。

没过几天，8月21日，他又给熊士辉下手令，详细指导怎么用火油焚烧，细化到了如何分区域、如何分布火油的程度。

那么，这笔国土沦陷的历史账，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

从这些公开的原始档案里，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是不抵抗政策的顶层制定者和全程主导者。

根据这些公开资料，从1928年定下对日不抵抗的基调，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接连发出的一道道指令，他始终将“攘外必先安内”放在首位，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

对于日本侵略者，他把希望完全押在了国际联盟的调停上，以为忍让就能换来讲道理的机会。

可是侵略者根本不讲道理，国际联盟除了发了几份不痛不痒的调查报告，什么也没有改变，最终酿成了东北全境迅速沦陷的悲剧。

而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统帅，驻守一方的封疆大吏，面对日军的进攻，严格执行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对于东北的沦陷，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执行责任。

历史的账本从来不是一两句话能算清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人的选择，也写满了选择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