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魏涵：1971年印巴战争如何锻造印度最高效的军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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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涵

整理|崔洛宾

编辑|宋可馨

审核 |朱依林 陈珏可

摘要

作为尼赫鲁之后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英迪拉·甘地从执政初期的弱势总理逐渐成长为独揽党政大权的强势总理，其任内的军政关系也从初期的弱文官控制型发展为中后期的强文官控制型。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印度的军政互动达到了其独立以来最有效率的状态：在开战问题上，文官政府决定了是否开战及作战目标，军队则确定了开战时间点；在作战过程中，军政官员保持着密切沟通，及时调整作战计划，但军种协调问题仍旧凸显；在停战问题上，文官政府综合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主导停战决策。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军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大体保持一致，且沟通顺畅、配合有序，加上军力优势明显，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英迪拉·甘地；军政关系；文官控制；1971年印巴战争；东巴基斯坦

图源：网络

1971年年初，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领导的东巴基斯坦政党人民联盟掀起了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寻求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遭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的镇压，大量东巴基斯坦难民进入印度境内。11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武装冲突。12月3日，巴基斯坦在其西线与印军交火，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启动。至12月16日，巴基斯坦军队投降，随后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并建立孟加拉国，印度在这次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印军之所以取胜，除军力优势明显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良好的军政关系。作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之后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执政早期对军队的把控力度不够，然而到了中后期，她通过多种政治手腕一步步实现了较强的权力集中，印度的军政关系也从初期的弱文官控制型发展为中后期的强文官控制型。1971年印巴战争中，她给予军队领导充分的尊重和充足的对话空间，对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等事务亦未过多干涉，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正面作用。

针对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军政关系的评价，学界总体上呈现两种态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英迪拉执政时期的军政关系处于“最好的年代”：“紧急状态”下，军队未有发动政变的迹象；印度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军政官员还保持着严格的职责分野，军队没有参与到核试验的相关决策过程中；1971年印巴战争的胜利掩盖：军队被频繁用于国内维稳行动；英迪拉重视个人关系，不重视组织的作用，任免军事将领政治化；国防部文官权力过大，与军队高层矛盾频发；国大党的分裂削弱了文官统治力；军政关系的评价标准，难以简单用好坏来形容，在不同场景下，特定模式的军政关系会发挥不同的作用。本文以1971年印巴战争为例，探讨印度军政关系对当时战争决策、作战指挥和停战决策的影响，侧面窥探特定阶段印度军政关系影响对外战争的模式和特征。

一、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

印度军政关系概况

1966年，印度总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在塔什干进行印巴和谈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英迪拉·甘地被“辛迪加派”推上政治舞台，并历经1966至1977年、1980至1984年两届执政时期。在执政早期，由于政治根基薄弱、执政经验不足，英迪拉在印度政府内的权威不高，更多地是作为政治“傀儡”存在。到执政中后期，英迪拉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在印度政坛树立了威信。受此影响，英迪拉执政时期印度的军政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早期的弱文官控制型军政关系，二是中后期的强文官控制型军政关系。英迪拉执政中后期的军政关系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印巴战争前后，军政关系呈现较为和谐的状态，处于“最好的时候”；而印度进入“紧急状态”时，军政关系进入“至暗时刻”———军队虽然没有显露出政变的迹象，却过度参与到国内维稳行动中，给当时的军政关系蒙上了阴影。

（一）

执政初期

作为尼赫鲁独女，英迪拉·甘地在国内拥有良好的声誉，但政治资本薄弱，辛迪加派甚至称其为“笨女人”，视之为易受控制的、绝佳的总理继任者。执政初期，英迪拉政治根基不稳，受其影响，印度军政关系隐患重重。

一方面，国内埋藏了军事政变的隐患。时任内政部部长的査万（Y．B．Chavan）曾称，陆军总参谋长乔杜里（J．N．Chaudhuri）将军有可能发动政变。时任印度总统的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与其任内的3位总理关系紧张，因此鼓动乔杜里将军推翻英迪拉。尼赫鲁逝世后，国大党内一些精英着手挑选执政接班人。这批小团体主要由国大党地方势力构成，之后开始操纵中央决策，被称为“辛迪加派”。尽管最后相安无事，但这无疑会增加英迪拉政府对军队的担忧与提防。与英迪拉关系密切的记者英德尔·马尔霍特拉（Inder Malhotra）描述道，英迪拉其实很担心军方势力，一旦让军队参与进政治，就很难再将他们支开。

另一方面，尼赫鲁的逝世及英迪拉激进政策的推行，削弱了国大党的凝聚力，客观上降低了文官对军队控制的力度。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强大的国大党是预防军事政变的有力因素，但尼赫鲁逝世后，国大党失去了一位具有强大凝聚作用的领导人。为在党内排除异己、树立权威，英迪拉推行个性化、集权化领导方式，将党政大权和司法权总揽于一身，事实上削弱了国大党的组织实力。1969年国大党的分裂，以及来自反对派不断突出和极端的声浪，标志着该党已失去绝对大党的地位，过去以国大党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的文官控制力变弱。当然，这一变化恰好给了军队一个适应的机会———印度政治制度下，军队不能有党派倾向，应当扮演一个服从于政府和国家的暴力工具角色。

（二）

“最好的时候”

1967年，英迪拉任命梅农的亲信哈克萨尔（P．N．Haksar）为总理秘书，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团队来对抗党内的辛迪加集团。在哈克萨尔提议下，英迪拉政府发起了建设“忠诚型官僚”运动，即官僚要对政党及其领导人和意识形态忠诚。英迪拉早期曾反对这种运动，认为该运动所宣扬的理念与她父亲的反政治化路线相悖。但后来，英迪拉还是推广了这项运动，并将其运用到军队中，强化了军队对英迪拉政府的忠诚和服从。当时军队高层也是英迪拉一手扶持而上的，同时英迪拉亲自提拔了一批高级将领，从而加强了其与军队高层的个人联系。例如，萨姆·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按照级别是无法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英迪拉竟以马内克肖曾受梅农迫害而未正常晋升为由，对其破格提拔。

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是英迪拉执政时期军政关系“最好的时候”。其间，军政各司其职，总体协作良好，英迪拉给予了军队充分的决策空间和独立性，在涉及战略决策和作战指挥的重大问题上，双方冲突矛盾较少。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由于巴基斯坦战争准备不足，且东线作战实力远落后于印度，使印军拥有了较大的容错空间。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英迪拉的威望，以至于民众称其为“梵天”“湿婆”。可以说，英迪拉通过此次战争树立了一个军政合作的良好范本，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军事政变的风险却大大降低。

当然也应该看到，英迪拉这一时期对印度军政关系的塑造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她偏重利用个人关系，不重视组织的作用和民主协商原则，政府运行的个人特质明显。此外，英迪拉执政期间，军事议题地位上升，国防部成为一个庞大的集权机构，各军种的独立性相对下降，军种所有的报告和建议都要经国防部之手才能通过，“国防部内的文官将自己视作国防政策运转的轴心”。而且，战争的胜利掩盖了军队建设、战略部署和作战指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减弱了政府自我反省的力度，诸多问题在1999年卡吉尔战役中依旧存在。

（三）

“至暗时刻”

1971年印巴战争后，巨大的经费开支、大量孟加拉国难民的涌入使得印度本就困顿的经济更加举步维艰，英迪拉推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措施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1974年开始，印度全国逐步掀起了一系列反英迪拉的运动，政府内外要求英迪拉下台的声音日益高涨。为了维护其执政合法性，英迪拉实行为期19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1973至1975年，英迪拉出动军队14次，以平息工人罢工、选举暴乱、学生示威和社群冲突，每次出动通常持续一周至一月不等，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军队在动荡地区执行反叛乱任务的次数，以至于有人称印度军队成了英迪拉执行黑色恐怖统治的“禁卫军”。受此影响，印度军政关系进入“至暗时刻”。

首先，军方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一般而言，国内维稳并不是军队的责任。在印度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前陆军总参谋长夏尔马（V．N．Sharma）指出，维护国内秩序稳定本来是警察应当做的事情，政治领导人、官僚和警察应当共同协作解决问题，出动军队只能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政治领导人如果每次都在第一时间将军队调动出来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将很难找到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人们应当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必要时刻确保腐败的领导人被赶下政治舞台。

其次，军队干涉地方事务的可能性增大。在米佐拉姆、那加兰、特里普拉和曼尼普尔等邦，军队为了镇压武装叛乱投入了较大兵力，其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军官权力盖过了当地文官，进而对文官控制形成了威胁。20世纪80年代，为镇压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印度中央政府甚至将旁遮普邦的行政权移交给军队。阿萨姆、旁遮普、米佐拉姆和那加兰等邦约4000万印度居民事实上生活在地方军政府统治下。

最后，英迪拉的任人唯亲也给军政关系蒙上阴影。英迪拉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在政界口碑不好，曾以国大党青年组织的名义在基层推行极端政策，引发众多老派国大党党员的不满，英迪拉还是有意将其培养为接班人。1977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失利，一度陷入管理混乱，桑贾伊试图调军队维持党内秩序，遭到陆军总参谋长莱纳（T．N．Raina）将军的拒绝。英迪拉还任命桑贾伊的密友班辛·拉尔（Bansi Lal）为国防部部长，对军政关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班辛上任后试图限制各军种首长的权力，切断了他们与总理直接对话的渠道。军种首长们对此怨言颇多，认为班辛打破了之前军政平衡的传统，对他们的行动干预过多，主管国防生产的秘书森（M．M．Sen）差点为此辞职。

这一时期，虽然军队有干预政治、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潜在空间，学者库恩甚至认为“军队是少数几个能够一次性结束英迪拉·甘地民主独裁实验的机构之一”，民间也有力量不断鼓动军队反对当局的“黑暗统治”，但军队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以看出，印度军队仍然处于文官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二、1971年印巴战争前

印度军政双方在开战决策中的互动

此次印巴战争爆发前，印度当局在开战决策上需要解决三大问题：是否要将印巴冲突升级成一场全面战争？通过战争实现哪些目标？什么时候开战？印度文官政府相关部门、官方和民间学者对前两个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定下了开战的决心。军方则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开战的时间，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目标。

（一）

战争的必要性

针对是否要干预东巴基斯坦问题，印度国内曾展开热烈的讨论，印度政府不同部门也为英迪拉提供了各类评估报告。1971年1月中旬，印度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研究和分析局出具了一份详细的形势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1971年1月中旬，情报部门提交的形势评估报告认为，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存在缓和的可能，因为穆吉布和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外交部部长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已达成谅解，均同意不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叶海亚也在寻求一个务实的解决思路。为避免激化印巴矛盾，印度政府决定不主动干涉东巴问题。

3月，英迪拉召集由内阁主要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讨论东巴基斯坦问题。由于东巴局势仍不明朗，叶海亚与人民联盟仍有望通过协调解决问题，加上印度情报人员已无法直接联系穆吉布，很难对局势有紧密的跟踪和观察，因此委员会只讨论了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未涉及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问题。委员会最后给出的建议是继续观望和等待，因此英迪拉决定不干预东巴基斯坦问题。

考虑到议会和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压力，英迪拉于3月下旬会见了所有反对党领袖，澄清了她深层次的考虑，并请求各党不要让政府在这项议题上的决策成为“公开辩论的议题”。Ⓒ在这次会面中，外交部部长斯瓦朗·辛格（Swaran Singh）因为陈词不够具有说服力，遭到议会两院代表的质疑，但是最后英迪拉用慷慨激昂的演讲重新获得了反对党的信任。在处理公众舆论方面，英迪拉也早有准备。政府有意指示国大党和部分地方党派人员前往巴基斯坦驻印度机构进行示威，并召集学生游行抗议武装暴力行为。通过对议会和公众舆论的操控与引导，英迪拉一方面减少了执行决策的阻力，另一方面创造了将来调整政策的舆论空间。

3月25日，东巴基斯坦单方面宣布独立，印度北方、比哈尔、阿萨姆、那加兰、特里普拉等邦及一些反对党联名请求中央政府公开承认“孟加拉国”。议会内反对党将此事与尼赫鲁应对西藏独立相提并论，批评英迪拉政府优柔寡断。尤其是印度共产党（英迪拉在议会内的主要盟友）亦持这一立场，令英迪拉倍感压力。此外，东巴基斯坦动乱导致大量难民流入印度境内，其中有不少是印度教徒，给印度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

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舆论三重压力下，英迪拉政府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独立。英迪拉很清楚这必然导致印巴关系破裂甚至兵戎相见。正如外交秘书考尔（T．N．Kaul）在写给哈克萨尔的信中所说：“德里一旦承认孟加拉国独立，就会引发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印度通过直接的武装干涉来支持独立新政府。”于是，评估印巴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成为英迪拉政府的当务之急。7月，英迪拉的经济问题顾问达尔（P．N．Dhar）在其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认为，印巴战争并不会使印度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受影响最大的是印度的外汇储备，其次是对外贸易和国际对印援助。外贸的影响并不具有紧迫性，至于国际援助，达尔认为，“印度作为借债国，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未来；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放款的国家，我们如果不还，那他们麻烦就更大了”。达尔的这份报告坚定了英迪拉政府以战争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的决心。

由上可见，英迪拉政府在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独立的同时，已经做好与巴基斯坦开战的准备。纵观整个决策过程，印度文官政府是主导者，其中又以英迪拉领导的内阁秘书团队为核心。国内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舆论是英迪拉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军队在整个过程中鲜有参与机会。

（二）

开战时间的选择

由于印度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明显优于巴基斯坦，英迪拉政府对于打赢这场战争信心十足。但印度军方认为如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开战，也会导致诸多不利后果甚至付出重大代价。1971年4月，在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独立后，英迪拉就希望启动公开的军事干涉，但被陆军总参谋长马内克肖将军制止了，这是1971年印巴战争中最著名的桥段。马内克肖对这个故事的叙述有若干个不同版本。在其中一个版本里，马内克肖形容英迪拉的命令“令人气愤又沮丧”：“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吗？你为什么不能做些事情……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无所谓会不会有战争。”马内克肖认为印军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他在内阁会议上对此做出解释后，对总理说道：“如果你还是要我往前冲的话，我保证百分百会输。”他甚至扬言，如果总理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辞职。最终，英迪拉对军方的专业意见还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在文武官员一致同意不立即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公开武装干涉后，印度政府转变策略，转而暗中为东巴基斯坦独立武装运动提供武器支持，并帮助其训练游击队。同时军队为对巴开战进行全方位准备。在军队部署上，马内克肖发现，印军在东部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从北孟加拉至印度东北部的一个窄长的走廊中，为了方便进攻东巴基斯坦，需要重新部署，将主要兵力集中到东部战区。在后勤和装备准备上，印军加快了武器弹药的生产和储备，尤其重视装甲车和造桥设备的补充。根据印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条件，马内克肖认为，对东巴基斯坦的军事干涉行动应当在夏季季风结束之后进行，最好是在11月之后，届时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麓可以阻碍中国的军事行动。

由于英迪拉没有向外公开自己具体的作战计划，国内指责其有限干预政策的声音此起彼伏。英迪拉坚持不公开军事行动计划，但为应对来自党政内外的压力，她特意邀请马内克肖出席内阁会议，从军事角度做出解释和说明，为政府的决策背书。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印军的准备情况，英迪拉政府最后决定于12月4日对巴基斯坦开战。但令印度惊喜的是，巴基斯坦于12月3日从印巴西部边境发起进攻，提前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三）

战争目标的确定

东巴基斯坦危机爆发后，基于对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印度政府认为这是一劳永逸解决印巴问题的好机会，正如东部战区指挥官贾格吉特·辛格·奥罗拉（Jagjit Singh Aurora）将军所说：“这次机会送上门了，我们能有个了断。”对于战争的具体目标，英迪拉政府内部经历了一番讨论，最终确定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占领更多土地，“解放”东巴基斯坦，迫使巴基斯坦军队撤出东巴，推动孟加拉国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根据战争要实现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印度军方制定的作战目标涵盖3个部分：一是占领两大主要港口———吉大港和库尔纳，防止巴基斯坦军队对该地区进一步渗透；二是占领可以阻碍巴基斯坦兵力调遣的重要据点，包括主要的河流交汇点和机场；三是打散巴基斯坦军队，防止小单位部队整合。

对于是否要占领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军方高层经过讨论认为该目标难以实现且没有必要。第一，印军向达卡进军难度大，因为要跨过东巴基斯坦的三大河流———帕德玛河、贾木纳河和梅格纳河。第二，辛格将军认为占领达卡需要采取非传统的作战方式，对行军速度要求也很高，印度军队难以适应这样的作战要求。第三，军队高层预估这次战争不会超过3周，按照以往印度的作战经验，要求停火的国际压力会很快跟上，所以印军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占领达卡。因此，军方决定占领东巴基斯坦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领全境，这足以达到瓦解巴基斯坦军队抵抗的目的。但由于军方没有在指令中明确说明不需要占领达卡，导致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军队与文官政府产生分歧。

三、作战过程中印度的军政互动

本次战争中，以英迪拉为首的文官政府，包括国防部部长加格吉万·拉姆（Jagjivan Ram）、外交部部长达尔（D．P．Dhar）、国防秘书拉尔（K．B．Lall）等主要文官，与军方互动频繁、合作良好。文官主要负责制定政治目标、规制军方言行、争取国际支持。事实上在战前，英迪拉就曾提醒马内克肖：“我们必须谨慎处理在西线战场和巴基斯坦的作战行动，我们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她还叮嘱国防部部长：“军队的行动、部署和宣传会影响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想分离西巴基斯坦、占领克什米尔地区，并改变既有现状。”为给印军备战争取时间和国际舆论支持，英迪拉出访多个国家，渲染东巴基斯坦内部的人道主义问题及难民危机给印度带来的不利影响，与英、美、苏等国进行战略沟通，以避免大国军事干预。在作战过程中，文官政府除积极配合军队作战外，还不时告诫军方务必谨慎处理作战事务，以免招致不必要的舆论压力和外部干涉。军方负责制定并执行具体的作战计划，文官有时会旁听军方的讨论，但一般不会干预。当然，在出现分歧时，双方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协调。

前文述及，以马内克肖为代表的军方高层未将攻占达卡设为作战目标，对此文官政府是赞同的。文官们认为持久的作战会增加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解放东巴基斯坦全境，只需占领关键据点即可。但前线部队一些指挥官并不这么认为。1971年7月初，陆军总部草拟了作战计划，未提及占领达卡之事。马内克肖视察东部战区总部时，东部战区总参谋长杰克·雅各布（JackJacob）提出了攻占达卡的目标，认为只要拿下达卡，解放东巴基斯坦全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内克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只要拿下库尔纳和吉大港，达卡和东巴基斯坦其它地区就会相继沦陷，攻占达卡不是首要目标。军队内部一些更具野心的指挥官对不占领达卡的计划表达了不满。驻守在特里普拉邦的第四军团指挥官萨加特·辛格（SagatSingh）中将认为，他的部队可以迅速跨过梅克纳河，直击达卡。但军队高层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前线部队根据战场形势灵活把握战机，并推动文官政府适时修正作战目标。1971年8月，东部战区指挥部根据陆军总部作战指令制订了具体的对东巴基斯坦作战计划（未提及占领达卡），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该计划被泄露，巴基斯坦军方根据这份作战计划调整了军力部署，未在达卡方向严密设防，印军却没有按照既定计划实施作战，因而取得节节胜利。为了不影响进军速度，东部战区部队一路上只占领了杰索尔和克米拉两座城市。为增加将来停火谈判时印度的筹码，马内克肖命令军队回头重新占领迪纳普尔、朗布尔、锡莱特、米拉马提、库尔纳、吉大港等城市，但雅各布认为此举会分散部队的力量，迟滞进军势头，因此没有执行马内克肖的命令，而是率军继续向达卡前进。12月9日，印度第四军团进至梅克纳河东岸，指挥官让全军做好向达卡进军的准备。由于过河大桥已经被撤退的巴基斯坦军队炸毁，也找不到合适的船只，萨加特·辛格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命令第四军团所属直升机部队空运士兵过河。12月11日上午，约650名印度士兵抵达梅克纳河西岸，逼近达卡。

此时，以英迪拉为首的文官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占领达卡问题。考虑到美国干预和苏联变卦的可能性，英迪拉认为只有取得占领达卡、迫使巴基斯坦军队投降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更快地实现印度的政治目标。于是，英迪拉于12月11日颁布书面指令，要求印军解放孟加拉国全境。当日下午4时，印军一支部队空降坦吉尔市，开启了攻占达卡之战。

此战，印军前线部队作战行动大胆果断，一度偏离了既定的政治目标和作战目标，虽然结局是好的，但无疑是对规则和制度的挑战，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在文官专业性不足的情况下，作战部队的自主行动尚可理解，但如果文官有较强的专业性且坚持自己的判断，则军政关系势必受到影响。

总体看来，由于实力占优、准备充分，印军在这次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但也应该看到，由于联合作战指挥机制不健全，文官政府囿于自身专业性亦未能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印军在联合作战方面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马内克肖与空军元帅拉尔（Pratap Chandra Lal）之间的不和广为人知，拉尔曾抱怨在西线战场没有详细明确的陆空协同作战计划。Ⓒ12月9日，印度空军与海军联合炸毁卡拉奇石油基地，但事后发现这次“联合作战”只是一次巧合而非事前有意的安排。按照计划，从“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战斗机本应为南部的陆军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但在战争开始前，海军高层却说他们的飞行员还没有接受空中支援陆军的训练。此外，军种之间的沟通协调仅局限在高层，下级单位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的渠道，这一方面增加了军种间联合作战的难度，也导致在实战过程中经常出现误伤战友的意外。

四、停战决策中印度的军政互动钩

战前，印度政府对停战问题有所思考，认为确定停战时间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际舆论的压力程度，二是印军击溃巴基斯坦军队的速度。随着战争的推进，印度面临的国际舆论和军事干预压力逐步增加。苏联担心印度占领他国领土所带来的恶劣国际影响，对印度表达了关切。12月12日，苏联第一副外交部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y Kuznetsov）前往德里与印度领导人磋商，强调美国维护巴基斯坦领土完整的决心，催促印度尽快停战，且不要有占领任何巴基斯坦领土的野心。美国则直接派遣海军特遣部队前往孟加拉湾“观察形势”。关于美国实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组织的专门委员会评估后认为，基于1959年与巴基斯坦签订的《巴美双方防御协定》，美国很可能履行该条约的义务。12月10日，印度海军获得重要情报，称美国特遣队有了新行动。还有情报称3支美军部队已经整装待发，随时空运至南亚半岛参与作战，美国的海外部队也已经得到总统授权，必要时可向印军发起进攻。在此形势下，印度政府要求军方加快在东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同时，英迪拉指派达尔于11日会晤苏联最高领导人，并向苏联澄清道：“我们对别人的领土没有任何图谋，没有摧毁巴基斯坦的任何意图。如果巴基斯坦能从孟加拉国撤军并与之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我们明天就可以停火并撤回我们的军队。如果不这样做，一千万难民将无法返回家园。”随着12月11日印军抵达达卡，巴基斯坦军队于16日投降，印度随即宣布停火。

英迪拉做出这一决策，一方面是受到国际舆论和大国施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综合考虑整体战争形势后的必然选择。首要考虑到，继续延长战争可能并不会扩大印度军队的作战优势，印军在东巴基斯坦停留时间越长，军队的消耗和士气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会有不可控的意外产生。此外，作战时间越长，西线的作战压力也会越大，印度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很难抵御巴基斯坦西线火力的集中攻势，对印度的边境稳定和领土完整恐怕会有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在此次印巴战争的停战决策中，印度文官政府是主导者，国际政治和整体战局是主要考虑因素。军方配合文官政府的决策，一方面尽可能快速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另一方面注重选择恰当的作战方式，避免引发负面国际和国内舆论。

五、结语

1971年印巴战争中，印度军政关系处于“最好的时候”，双方各司其职、紧密配合，为印度赢得了独立后一次重大胜利。尽管如此，战争中印度军政互动仍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首先，印军一直遗留的军种协同作战的问题依旧凸显。军种竞争和矛盾天然存在、无法避免，如果没有在军内设立协调三军作战的部门，那么文官就应当充当协调者的角色。此次战争中，印军从高层到中层都很难看到有计划的协调和配合，显然文官还是没能挑起协调军种作战的重担。其次，军队在执行作战计划时与政府的战略目标和作战目标有部分偏差，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文武高层在制订相关目标和计划时，对现实考察不足；二是作战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并不能完全遵循上级的指示。好在文武官员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灵活的，在军队实际作战超出了既定计划后，文官政府及时调整作战目标，通过占领达卡进一步扩大了胜利成果。此次印度优势的军事实力使其拥有了更大的容错空间。但也应当看到，胜利的喜悦极大地抑制了印度军政当局针对作战问题的反思和改进，印度大规模的国防改革还要等到1999年卡吉尔战争之后。

作者简介：魏涵，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整理自《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为《1971年印巴战争中印度的军政关系》。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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