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位自贡盐商，抗战时三万万同胞可能连盐都吃不上

4月24日，我从重庆开州出发，坐了半天高铁、大巴，来到四川自贡。

沿着釜溪河溯流而上，远远便望见仙市古镇的轮廓。青瓦白墙的川南民居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铺陈在河岸上。

这座始建于隋代的古镇，当地人至今还喜欢叫它“仙滩”，仿佛这个名字里藏着某种古老而神秘的记忆。

千年盐运古镇

走在仙市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脚下每一块石头都泛着岁月打磨的光泽。打铁铺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弹棉花的师傅正弯腰忙碌着，这些传了不知道多少代的手艺，在这里依然活着。时光仿佛在仙市凝固了，却又在每一处细节里提醒着游人，这里曾是何等繁华的所在。

古镇因盐而兴，是釜溪河盐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

明代以后，自贡盐场兴旺发达，大量井盐顺着釜溪河经仙市运往重庆，再入长江走向全国。那时候的仙市，帆樯如织，挑夫盈途，沿岸的吊脚楼里住满了南来北往的盐商和船工，整座古镇像一台日夜不休的盐运机器。

码头上的石阶早已被千年风雨磨平

然而真正让人心潮澎湃的，并非这些安静的街巷和码头，而是古镇背后那段波澜壮阔的盐业历史。

仙市是自贡盐运的起点，而自贡盐业的黄金时代，恰恰与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紧紧相连。他出身贫寒，却在时代的巨浪中逆流而上，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自贡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侯策名，一个菜农的儿子，后来的自贡“新四大家”盐商之首。

1886年，侯策名出生在贡井瓦窑冲一个普通农家，父亲租了几亩薄田种菜为生。12岁那年父亲病故，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给人洗衣做鞋勉强糊口，13岁的他不得不进城讨生活。

老街无语，深藏许多故事

少年侯策名先是在糖果铺和茶馆打杂，后来经人介绍进了淮源井盐场当学徒。他天资聪明，勤快用心，深得师父姚吉甫的赏识。姚吉甫是经营井灶的高手，把管理和经营盐灶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正是这段学徒岁月，在他心里种下了做盐商的种子。

侯策名的发家之路走得并不轻松。他从小本经营的赶“流溜场”做起，贩运井灶和饭馆所需的东西，一点一点积累本钱。1916年，30岁的他在岳父资助下开了“利丰厚”棉纱店，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又与人合开钱庄，哪怕合伙人失信亏空，他宁可自己扛下全部债务也要还清，这份诚信让他赢得了自贡和重庆商界的广泛赞誉。

靠信誉立足之后，侯策名的生意越做越大。1927年他看准盐价上涨的趋势，联合合伙人大量租下井灶囤盐，秋后高价售出，一举奠定基业。此后他或收购、或租佃没落的老盐商产业，到抗战前夕，他已拥有井、笕、灶齐全的盐场，资产超过百万银元，成为自贡盐场“新四大家族”之首。

但侯策名真正的传奇，不在个人财富的积累，而在于他为自贡盐业做的一件大事。

盐码头

1930年，他因信誉卓著被公推为自贡商会会长。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看到了一个严重阻碍自贡盐业发展的桎梏——“专商制度”。

所谓专商制度，就是食盐的运销被少数世代承袭的专商垄断。专商介于官商之间，既代表政府管理其他盐商，又掌控着盐的销售渠道。在这种制度下，“商有定名，引有定岸”，自贡的盐场商生产再多的盐，也得通过专商才能卖出去，处处受制于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盐区迅速沦陷，海盐供应中断，湖南、湖北等地的百姓面临淡食之苦。国民政府紧急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要求自贡盐场大幅增产，以供应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形势万分紧迫，可专商制度这个老旧的桎梏，却死死卡住了增产的咽喉。

早在1934年5月，侯策名就以自贡商会会长的身份，亲赴南昌行营面见老蒋。那是怎样的勇气！一个地方商会的会长，千里迢迢奔赴行营，面对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直言不讳地力陈专商制度之弊，呼吁废除垄断，实行盐业自由贸易。

老蒋听取了他的陈述，意识到富荣盐场的战略价值以及盐税对于局势的重要性，采纳了他的建议。1935年，国民政府正式废除专商制度。这一改革彻底打通了自贡盐业发展的任督二脉，盐场商从此获得了运销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取消专商之后，侯策名迅速成立“兴利”盐号从事运盐业务，将自贡的盐运至宜昌、沙市、湘西等地销售，与淮盐展开正面竞销。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场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增产浪潮。到1941年，私营卤井从战前的57眼增加到179眼，卤水生产能力增加了175%。

当年这条河船来船往，繁华热闹

正是这一系列变化，直接催生了自贡“因盐设市”。1939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自贡市，这座千年盐都从区域盐场跃升为全国抗战军需民生的战略支点。坊间流传着“先有侯策名，后有自贡市”的说法，绝非虚言。

抗战八年，自贡盐场供应了国统区约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缴纳盐税近21亿元，还保证了48个师的军饷开支。侯策名带头响应增产号召，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还首创了盐业生产、运输、销售、融资“一条龙”经营的先进模式。

侯策名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红色盐商”，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贡献。1926年他就参与成立自贡新商会，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创办《策进》刊物宣传进步思想。他还先后营救保释了被捕的共产党员余明和杨炯昌，与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结为忘年交。

194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来到自贡发动节约献金运动，侯策名慷慨解囊捐出600万元法币。抗美援朝时期，他又捐献巨款购买飞机大炮。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古稀之年出任自贡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余生。

从菜农的儿子到盐业巨擘，从商会会长到红色盐商，侯策名的一生如同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盐业史。而他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1934年那趟南昌之行。一个人的胆识和担当，改变了整座城市的命运，也支撑起一个民族危亡时刻的食盐生命线。

今日走在仙市古镇的青石板路上，看釜溪河水静静流淌，码头的石阶上已不再有盐包起落的繁忙。但每一块青砖、每一片黛瓦，都在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千年盐镇的传奇从未消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风里、在水里、在每一个游人的脚步里，静静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