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丧权辱国”：谁的“权”、谁的“国”？

注：本文仅为历史讨论。

关于晚清的历史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皇帝和那些大臣们脱口而出“国体受损”、丧权辱国；皇权丢了脸，却说得好像是整个国家的人，再此，先厘清一下，当时和我们现在不同，我国现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一却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国家丧权，人民自然也丢脸，但当时的清廷，普通百姓是毫无权力可言，最后却还要被捆绑一起，甚至卖牛卖地、典妻鬻子，去上缴加征的税赋、摊派，闯祸受损的是朝廷，承担代价的却是百姓，这是不是有一种荒诞感。

所谓“丧权”，自然要先问下，这“权”在谁手里，民主国家中的人，很容易以为那些“权”原本属于每一个普通人；可回到晚清的现实里看，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普通百姓对关税、司法、驻兵、设防、外交权哪里能表达一点意见，他们何曾拥有过这些权利？

他们日常所要做的，不过是纳粮、交税、服役、受审、躲兵、避灾。县衙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谓王法，对许多人来说，不是权利的保障，而是生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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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主权不重要，没有完整主权，社会发展会受到严重限制，百姓也终究会受害。问题在于，晚清所谓“丧权”的痛感，首先是统治集团的，被损害的，是它原本垄断的权力。

原来这片土地只能由朝廷抽税，百姓只能由本国官府审判，现在外国人也有部分权力，港口、城市、铁路、矿山也被外部力量分一杯羹，对统治者来说，这当然是耻辱。

但对许多底层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只是，谁少盘剥一点？谁在灾年给一口饭？谁让我活下去？当一个人连活着都难，他对“国体”的理解，往往不如一碗粥来得具体。

圆明园被焚，庚子事变后外国军队进入北京，朝廷仓皇出逃，这些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沉痛记忆，但仔细想想，当时清廷的百姓，能走近圆明园看下吗？“辱国”的背后，是谁的脸面受辱？不难明白，主要是皇家的脸面、朝廷的威严、是天朝上国想象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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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也许是真实的，但它并不等于民间疾苦的全部；因为对底层百姓来说，尊严早在日常生活中被磨损；见官下跪、灾年还要纳税、被差役勒索、被豪强兼并、被苛捐杂税逼到无路可走，何曾有过尊严；如果一个人平日里就没有被当作人看，那么外来的羞辱固然刺痛，但本国权力的践踏，也同样刻骨。这就是为何当时百姓看到外国进攻皇城时大多麻木旁观，有的甚至带路帮忙。

清廷不是不知道百姓苦。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捻军、回民起义、自然灾荒、财政枯竭、鸦片泛滥、地方武装化；民间社会早已千疮百孔，卖儿卖女、逃荒乞食、人相食的记录屡见于地方文献和时人笔记。

可天灾人祸之后，当时百姓等到的不仅是迟缓的赈灾体系，还有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当一个王朝对底层生命缺乏制度性保护，自然不敢把“民间疾苦”也放到叙事中，不然矛头指向的可能不只是洋人，更可能是官府、地方吏治、八旗供养制度……

外敌是安全的敌人，越强，越能要求内部团结、越能解释朝廷失败；越可恨，越能转移百姓愤怒。

但民苦一旦被认真讨论，就会变成政治责任；谁让百姓苦？谁该负责？谁拿走了粮？谁吃掉了赈款？谁在灾荒之年还要维持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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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丧权辱国”可以大讲特讲，“民间疾苦”只能点到为止；前者能制造共同愤怒，后者会逼出内部清算。

晚清最现实的问题，是钱；洋务要钱，练新军要钱，新政要钱，赔款更要钱。朝廷没有现代财政国家的汲取能力，却背上了近代战争赔款的沉重债务。

那钱从哪里来？皇室不会大幅削减开支，王公贵族不会主动捐出家产，八旗供养体系也不会自我断腕；现实的惯性办法自然是向社会摊派，加税、借款、增加厘金、提高杂捐，把国家失败的成本转嫁给民间。解释名头自然不能实说，也不是统治者的责任，它必须被重新命名，是“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用共同耻辱包装责任转移，用民族情绪消化财政危机。这就像一家大宅门，平日里吃肉的是主人，挨打的是仆人；等主人在外面欠了债，却说这关系到全家荣辱，人人都要还钱。

清末真正深的矛盾，不只是中外矛盾，也不只是满汉矛盾，而是帝制集权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矛盾；其难题在于，它越来越需要现代国家的动员能力，却不愿真正承认现代国民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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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想要“国民”的热血，却仍按“臣民”的方式治理；它想让百姓爱国，却不愿让百姓真正拥有国家；它想让所有人承担共同体责任，却不愿把共同体建成所有人的共同体。不是不懂民生，而是因为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再是皇权私产，而必须成为公共责任。

当然，无论清廷多么腐败，外部侵略也不能因此被美化；无论百姓多么痛恨官府，列强也不是来做慈善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讲“丧权辱国”，而在于只讲它，不讲别的。

只讲外侮，不讲内政腐败，历史就会变成情绪；只讲国耻，不讲民苦，苦难就会失去具体的人；只讲列强欺凌，不讲百姓承担，责任就会被重新包装；只讲民族大义，不讲个体尊严，大义就可能变成压人的石头。

一个国家被外人欺负，是悲剧；一个国家的百姓被自己人长期忽视，也是悲剧。两种叠在一起，才是晚清真正的黑暗。

回望晚清，不是为了替谁开脱，也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历史若只剩恨，就会变成另一种遮蔽。

我们真正该记住的，是一个常识：国家不是抽象符号，国家最终要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如果国家只是皇室的体面、官僚的权力、士绅的利益、财政的账本，那么它再讲多少“荣辱”，普通人也未必有切肤之感。

真正能让人愿意守护的国家，应该让人感到，被保护、被尊重、有活路，受委屈时有地方讲理，遇灾遇难时不会被抛弃；承担责任的同时，也拥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