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桂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拉扯大的三个孩子，最后都成了别人家的人。
七十二岁那年冬天，她一个人在医院走廊坐了整整四个小时，左手捏着一张心脏病确诊单，右手捏着一部手机，那手机里存着三个孩子的号码，却怎么也拨不出去。
不是拨不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妈病了"？他们会说"哦，要不要紧，我最近很忙"。
说"妈想你们"？那更难开口，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了，哪能这么没出息。
走廊尽头，一位年轻的护士推着轮椅经过，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走开了。李桂芳突然意识到，这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不是荒野，不是孤岛，是一个老人手机里存满了子女的号码，却一个也不敢打……
李桂芳这辈子，活得不容易。
1952年，她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家里六个孩子，她排行老三。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母亲种地，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一家人挤在一起，倒也热闹。她从小就是个能干的孩子，十五岁开始跟着母亲下地，十八岁嫁给同村的刘德明。
刘德明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干活踏实，结婚那年刚刚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两个人婚后的生活，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穷，但不愁。
大儿子刘建国是1974年生的，二女儿刘晓丽1977年生，小儿子刘建民1981年生。三个孩子，李桂芳一手拉扯大，衣服打了补丁又补丁，鞋底磨穿了用塑料袋垫着继续穿，就这样把孩子们送进了学校，一个个读了书，一个个飞出了这个小村子。
她最骄傲的事，就是这三个孩子。
刘建国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长沙教书，后来娶了一个长沙本地姑娘，在那边安了家。刘晓丽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商人，跟着丈夫去了广州，说是做外贸，具体做什么李桂芳也说不清楚，反正听起来很体面。小儿子刘建民学了计算机，在深圳一家公司上班，工资据说不低，但具体多少李桂芳从来没问过。
三个孩子，分布在三个城市，像三个风筝，线越放越长，最后几乎感觉不到那头还有人在攥着。
丈夫刘德明六十五岁那年走了，心梗，走得很突然。
李桂芳那时候六十二岁，在农村老家守着一栋两层的砖房，上上下下就她一个人。三个孩子赶回来奔丧，待了四五天，操办完后事，各自又散了。
走之前，老大刘建国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妈，您身子骨硬朗，好好保重，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
老二刘晓丽给她留了两千块钱，说："妈，这是我和建明凑的，您先用着，下次回来再带。"
小儿子刘建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栋老房子，沉默了很久，才说："妈，要不您跟我去深圳住一段时间？"
李桂芳摇摇头，说不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想去。
她以为这是谦虚。
后来她才明白，那一刻，她其实是在等他们多说一句话，多劝一次，再多坚持一下。
可是没有。
刘建民说"行，那妈您注意身体"，然后订了明天早上的票，走了。
丈夫走后，李桂芳的日子开始变得格外漫长。
农村的冬天，天黑得早，五点不到，外头已经黑透了。她一个人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锅里煮着一把面条，水开了冒着白雾，她就坐在那里发呆，想着刘德明以前坐在那把椅子上看报纸的样子。
三个孩子每个月都会打电话，但频率不固定。老大建国最守时，每个周日晚上九点左右会打来，聊不了多久，最多二十分钟，问问身体，说说孙子的学习，然后挂掉。老二晓丽打电话没有规律，有时候一个月打三次，有时候半个月一次都没有，每次打来都是在嘈杂的环境里，背景里有孩子哭声或者说话声，说话心不在焉。小儿子建民最让她揪心，有时候十天半个月没有音讯，她发过去一条微信，半天才回一个"在忙，妈别担心"。
她不是不懂事的人，知道孩子们工作辛苦，知道大城市的压力。
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她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只是胸口有一块说不清楚的东西，压着，压着，越压越重。
村里的邻居王大婶，她的女儿就在县城，隔三差五就开车回来，有时候带着孙子，有时候拎着一大袋子东西，娘儿俩在院子里说话，能说到天黑。李桂芳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看着那边的光景，说不出什么滋味。
她问过自己：是孩子们不好吗？
不是。他们都是好孩子，懂事，孝顺，逢年过节都记得给她发红包，每次打电话都说"妈您注意身体"，逢人介绍她，都是"这是我妈，身体很好，在老家住着"，语气里带着一种稳稳的骄傲。
可就是……不回来。
李桂芳六十八岁那年，膝盖开始疼，去镇上诊所看了，说是关节炎，开了一堆药，让少爬楼梯。那栋两层的砖房，她就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压缩到一楼，楼上的两间房锁上了，一关就是好几年，落了厚厚的灰。
那年过年，三个孩子难得同时回来了一次。
一大家子，加上媳妇女婿孙子外孙，乌泱泱十几口人，把那栋老房子塞得满满当当。李桂芳从大年三十忙到正月初三，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和面，每顿饭要做十几个人的量，她高兴，累了也高兴，就盼着这种热闹。
可是初四那天早上，她出来一看，建国和他媳妇在收拾行李，说初六要上班，得早走。晓丽说她家孩子初五就要补课，也得走。建民说公司初六开工，他得提前一天回去。
李桂芳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往车上搬东西，笑着说："走吧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车开走了，院子一下子安静下来，那种安静来得太突然，像是什么东西塌掉了。
地上还有过年放的炮仗纸屑，红色的，散了一地，风来了吹起来，又落下去。
李桂芳弯腰把纸屑一点一点扫起来，扫着扫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自己都没察觉，直到一滴落在扫帚柄上，她才抬起袖子擦了擦，继续扫。
那顿团圆饭，他们一起吃了四天。
那四天，她活了好几年。
真正让李桂芳开始想明白一些事情的，是她七十岁生日那年。
生日是农历的，那天正好是个周三，三个孩子都没有回来。建国打来电话，唱了生日歌，说"妈，等周末我们来看您"。晓丽发来一个大红包，配了一段语音，说"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这几天实在走不开"。建民发来一张图片，是一个生日蛋糕的表情包，下面写了一句"妈，生日快乐！"
李桂芳坐在老房子的堂屋里，把手机放在腿上，对着那条生日快乐的消息看了很久。
堂屋的正墙上挂着她和刘德明的结婚照，黑白的，她那时候留着两条麻花辫，刘德明穿着一件白衬衣，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笑得很青涩。
她突然想起来，那是1972年照的，转眼已经快五十年了。
生日那天，是村里的邻居王大婶来敲门，给她带了一碗长寿面，说"桂芳啊，今天你生日，我熬了骨头汤，来吃碗面"。
李桂芳接过那碗面，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她端着面碗坐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吃完，然后抬起头问王大婶："大婶，您说，为什么孩子越大，离我们越远？"
王大婶叹了口气，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沉默了一会儿，说："桂芳啊，不是越远，是越难了。他们的日子，我们也不懂啊。"
李桂芳没说话，把面碗放下来，盯着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
树上还挂着几个没摘完的柿子，红通通的，在灰色的冬日天空下，格外显眼。
七十二岁这年，她查出了心脏病。
其实症状早就有了，有时候胸口发闷，喘不过气，但她一直拖着，觉得没什么大事。直到那天早上起来，觉得左手麻，才去了镇上诊所，诊所大夫说不对劲，转到了县医院，县医院做了心电图和一堆检查，然后把她叫进诊室，给她看了那张单子。
医生说，需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情况不算最坏，但也不能拖了。
李桂芳接过那张单子，点了点头，说"好"，然后走出诊室，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拿出手机，翻开通讯录，建国，晓丽，建民，三个名字，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
她想打，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怎么也落不下去。
不是不想打，是不知道打了之后，会怎样。
她想到的是上次腰疼，打电话给建国，建国说"妈您先吃点药，看看情况，要不要紧？"，说完又说"妈，我这儿正开会，您先挂着，晚上我打给您"，然后晚上那个电话来了，聊了十分钟，说了几句，又说有事，挂掉了。
那次腰疼，最后是隔壁的王大婶陪她去镇上看的。
她想到这里，把手机放进了口袋。
走廊里来来往往，推着轮椅的护工，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手里提着水果的家属，唯独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像一块被人遗忘的石头。
四个小时后，她自己办了住院手续，自己找了护士，自己搬进了四人病房。
那天晚上，建国打来了那个固定的周日电话。
"妈，最近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