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去做上门女婿,岳父说5个女儿随便挑,我却选了大我8岁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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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7年秋天,李媒婆吐了我娘一脸的瓜子皮。我娘没擦脸,转头把我推去邻村做上门女婿。

王保田家住着红砖房,院里停着拖拉机,他跷着脚说,除了老五,剩下四个闺女随便挑。

三天后,我在饭桌上指着干活最狠、大我8岁的大姐。

饭桌上死一样寂静。

王保田的酒盅砸了个粉碎……



秋风把院子里的枣树叶子吹得哗哗响。

李媒婆坐在堂屋的破长条凳上,凳子腿有些短,她就跷着二郎腿。她从兜里掏出一把葵花籽,磕得咔咔响。瓜子皮全吐在我家坑坑洼洼的泥地上。

“三转一响,一辆飞鸽自行车,一台牡丹牌缝纫机,一块上海牌手表,外加一个红星收音机。彩礼钱三百块,一分不能少。”李媒婆把嘴唇涂得通红,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飞。

我娘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手绢。她把手绢摊开,里面包着一沓毛票。有一角的,两角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的。

“他婶子,家里就这些了,拢共四十二块五。”娘的声音很低,头快低到裤裆里了。

李媒婆翻了个白眼。她猛地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瓜子壳。

“四十二块五?你买头下地的骡子都不够!没钱娶什么媳妇,打一辈子光棍去吧!”

李媒婆扭着肥胖的腰跨出门槛。脚踩在院子里的干土上,噗噗作响。

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豁了口的柴刀。我看着李媒婆走远。我没说话。

娘把那一堆毛票重新包进手绢里。她把手绢塞进贴身的布兜,用别针别好。她走到灶台前,抓起一把高粱秆塞进灶膛。

火光映着娘的脸。娘没哭出声,只是拿袖子不停地蹭眼睛。灶膛里的灰飞出来,落在她的灰白头发上。

“铁柱。”娘叫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

娘站起来,去里屋打开了那个掉漆的红木箱子。箱子底有一套八成新的的确良衬衫和一条黑裤子。这是我爹死那年给我留下的。

“去下王村。”娘把衣服塞进一个帆布包里,“王保田家招上门女婿。娘豁出这张老脸去打听了。你去吧。”

我不出声。

“去吧。”娘把我推出门外,“去了能吃口饱饭。生了娃姓王就姓王,好歹是个全乎人。”

我背着帆布包出了村。

下王村离我们村有十里地。土路很颠。秋天的风很干,吹在脸上像刀子刮。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插在地里。

走到下王村村头,一眼就能看见王保田家。

那是全村唯一的一座红砖瓦房。院墙垒得很高,墙头上还插着碎玻璃碴子。两扇大黑铁门气派得很。

我敲了敲铁门。

院子里传来一阵狂吠。一条大黑狗扑在铁门上,把铁门撞得哐哐响。

一个女人走过来拉开门闩。

她穿了一件碎花衬衫,头上抹了头油,亮光光的。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捂了捂鼻子。

“找谁?”她问。声音很尖。

“找王叔。”我说。

她没让我进门,转头朝院子里喊了一嗓子:“爹,找你的!”

王保田坐在院子中间的太师椅上。他穿着一件青色的对襟褂子,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旱烟袋。

院子很大。东墙根底下停着一台东方红手扶拖拉机。空气里有一股柴油味和猪粪味。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王叔。

王保田没应声。他把烟嘴在鞋底上磕了磕,抬起眼皮看我。他有一颗金牙。

“赵家的小子?”他问。

我点头。

“家里连头牛都没有?”他又问。

我还是点头。

王保田笑了。他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

“没牛好办,人比牛好使。”他把旱烟袋插进腰带里,站起来绕着我转了一圈。他捏了捏我的胳膊,又拍了拍我的后背。

像在牲口集市上挑牲口。

“粗手大脚,是个干活的料。”王保田坐回太师椅上,跷起二郎腿。

“我没儿子。”王保田指着院子里的人,“只有五个闺女。家里包了四十亩地,还包了个砖窑。缺个干活的。”

刚才开门的女人端着一盆水从堂屋出来。泼在院子里的泥地上。

“这是老二,秋菊。”王保田说。

秋菊白了我一眼,拿着空盆进了灶房。

“老三冬梅在灶房。老四在屋里看书。老五满山跑。”王保田挨个介绍。他没提老大。

“你先在家里住三天。”王保田摸出洋火,重新点上旱烟,“试工。只要你肯卖死力气,以后生了娃姓王。我这五个闺女,除了老五还小,剩下四个,你随便挑一个成屋。”

我把帆布包放在地上。

“住哪?”我问。

王保田指了指西墙根的一个矮棚子。

“柴房里有张行军床。自己收拾去。”

柴房里一股霉味。角落里堆着半墙高的苞米棒子。我把行军床上的干草抖了抖,铺上自己带来的破褥子。



第一天。早上天刚亮。

院子里传来扫地的声音。我推开柴房门。

一个高大的女人在扫院子。她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褂子,褂子上打着补丁。她很高,肩膀很宽。皮肤被晒得微黑。

她没看我。手里的扫帚挥得很有力,扫带起的尘土在晨光里飞舞。

这是王家的大女儿,王春秀。

早饭在堂屋吃。一家人围着一张方桌。

老三冬梅负责分饭。她把一笸箩窝头端上桌。窝头是掺了高粱面的,硬梆梆的。

冬梅拿起一个最黑、最干的窝头,啪地一声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她转身去了灶房,端出一个白瓷盘。盘子里放着四个白面馒头。

她把两个白面馒头放在王保田面前。又给老二秋菊分了一个。最后一个,她自己拿在手里。

春秀坐在最边上。她自己从笸箩里拿了一个黑窝头,掰碎了泡进稀汤寡水的苞米面粥里。

没人说话。屋里只有呼噜呼噜喝粥的声音。

秋菊撕了一小块馒头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照镜子。镜子巴掌大,背面印着一个大红色的双喜字。

“爹,供销社新进了一批雪花膏,我下午想去镇上买一盒。”秋菊说。

王保田喝了一口粥。

“去账上支两块钱。”他头也没抬。

冬梅咬了一大口馒头,瞥了我一眼。

“爹,咱家新收的麦子还没入囤呢。闲杂人等就在家里白吃干饭啊?”冬梅的声音很响。

我咽下最后一口黑窝头。窝头碴子划得嗓子眼生疼。

我站起来,看着王保田。

“叔,干什么活。”我问。

王保田用筷子指了指门外。

“后山那十亩苞米,今天去掰了。掰不完,晚饭别吃。”

我拿了一条破麻袋,扛起一根扁担出门。

春秀已经站在院门外了。她肩膀上扛着两个大麻袋,手里提着两把镰刀。

她把一把镰刀扔给我。没说话,径直朝后山走。

秋天的太阳毒辣。苞米地里密不透风。

苞米叶子像锯齿一样,划在胳膊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汗水流进去,钻心地疼。

我拼命地掰苞米,往麻袋里装。一麻袋装满,少说也有一百多斤。

我把麻袋扛上肩膀,腰被压得一弯。

旁边传来重重的脚步声。

春秀扛着满满一麻袋苞米,从我身边走过。她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肩膀上的粗布褂子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紧紧贴在后背上。

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趟一趟地往返于地里和村头的打谷场。

中午,老四来送饭。

老四梳着两条麻花辫,手里还拿着一本数学书。

她把两个铝饭盒放在地头上,转身就走,头也没回。

我打开饭盒。里面是两个冰凉的红薯,还有一点咸菜疙瘩。

春秀走过来,拿起一个红薯。她在衣服上蹭了蹭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我看着她的手。

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关节粗大。手背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疤,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处。刀疤已经泛白了,像一条蜈蚣趴在肉上。

她察觉到我在看她。她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几口吞下红薯,站起来继续干活。

下午,老五跑到地里来了。

老五才十三四岁,像个泥猴。她手里抓着一只绿色的蚂蚱,在苞米地里乱窜。

“你就是那个倒插门?”老五跑到我面前,冲我吐吐舌头。

我没理她,继续掰苞米。

“二姐说你是癞蛤蟆。三姐说你是来要饭的。”老五嬉皮笑脸地说。

春秀从前面走过来。她一把揪住老五的耳朵。

老五哇哇乱叫。

“回家去。”春秀的声音很粗,像男人的声音。

老五挣脱开,一溜烟跑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十亩地的苞米全掰完了。打谷场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我感觉胳膊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腿也打着飘。

春秀还在干活。她把苞米摊开,用筢子一点点耙平,让风吹透。

第二天,王保田让我去砖窑上干活。

砖窑在村子西头。红通通的砖头刚从窑洞里拉出来,烫得人不敢靠前。

我的活是搬砖。把滚烫的砖头搬上手推车,运到空地上码好。

没有手套。只能扯两块破布垫在手里。

没干半天,手上的布就磨破了。掌心烫出了好几个大水泡。水泡磨破了,混着砖灰,钻心地疼。

中午没人送饭。

我跑到窑厂的水泵旁,趴在地上灌了一肚子凉水。

一转头,春秀推着一辆独轮车走过来。

车上装着整整一车煤渣。少说有三百斤。

上坡的时候,车轮陷进泥坑里。春秀死死咬着牙,身子往前倾,双手紧紧攥着车把。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爆出来。

我跑过去,在车尾用力推了一把。

独轮车冲出泥坑。

春秀把车停稳。她转过头看着我。她的脸上全是煤灰,只剩下一双眼睛是亮的。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扔给我。

是一个热乎的白面饼子。

我接住饼子。她已经推着车走远了。

第三天下午。

院子里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坏了。王保田急得在院子里直骂娘。

明天要去镇上交公粮。拖拉机打不着火,全家人都得抓瞎。

“爹,不行去镇上请个师傅吧。”秋菊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梳子。

“请师傅不要钱啊!”王保田把旱烟袋往桌子上重重一磕。

冬梅从灶房探出头来。

“爹,要我说,就该让那小子修。他不是想在咱家吃白饭吗?连个拖拉机都修不好,趁早滚蛋。”

我走到拖拉机跟前。

我爹以前在生产队开过拖拉机,我跟着他摸过几天。

我围着拖拉机转了两圈,拧开油箱盖看了看,又拔出油尺看了看机油。

“摇把呢?”我问。

王保田把一根粗铁摇把扔在地上。

我捡起摇把,插进发动机前头的孔里。深吸一口气,用力摇了起来。

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吭哧声。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

没点火。

我继续摇。摇了十几下,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

“行不行啊?”秋菊在旁边撇嘴,“别把咱家的机器摇坏了。这可是大件。”

冬梅冷笑一声:“就他那样的,见没见过拖拉机还不一定呢。”

我停下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不对劲。油路没堵,机油也够。应该是油嘴的问题。

我蹲下身,开始拆发动机侧面的油管。螺丝锈死了,用手根本拧不动。

“有扳手吗?”我问。

王保田指了指拖拉机座位底下的工具箱。



我翻开工具箱,里面只有几把生锈的螺丝刀和一把烂钳子。没有扳手。

秋菊和冬梅在一旁看着我笑。

“没扳手你用牙咬啊。”冬梅说。

一只手伸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十二号梅花扳手。

是春秀。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她一言不发,把扳手塞进我手里。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没看我,蹲下身,帮我把油管旁边的杂草清理干净。

有了扳手,螺丝很快拧开了。果然是油嘴里卡了脏东西。

我把油嘴吹干净,重新装上去。拧紧螺丝。

我站起来,再次插上摇把。用力一摇。

“突突突突——”

发动机爆出一阵黑烟,接着响起了欢快的轰鸣声。拖拉机剧烈地震动起来。

王保田的眼睛亮了。

秋菊和冬梅不说话了,转身进了屋。

我把扳手递给春秀。

春秀接过去。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手心。很粗糙,像砂纸一样。

“修好了。”我对王保田说。

王保田走过来,拍了拍拖拉机的引擎盖。

“算你小子有点本事。”他斜了我一眼。

晚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堂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印在斑驳的墙壁上。

今晚的菜很丰盛。桌子中间放着一碗炒鸡蛋,还有一盘猪头肉。白面馒头装了满满一笸箩。

王保田坐在主位上。他拿出一个玻璃酒瓶,给自己倒了一盅白酒。

酒香在屋子里散开。

一家人都围坐在桌旁。没人动筷子。

秋菊换了一件新衬衫,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她坐得笔直,眼睛不时往我这边瞟。

冬梅坐在她旁边,死死盯着桌子上的炒鸡蛋。

老四拿着一本书,低头看着。老五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腿。

春秀坐在最靠近门的位置。那里光线最暗。她端着一个粗瓷大碗,碗里还是苞米面粥。她低头看着碗,像一块石头。

王保田端起酒盅,滋溜喝了一口。他闭上眼睛,咂巴咂巴嘴。

他放下酒盅,拿旱烟袋敲了敲桌沿。

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

“铁柱。”王保田开口了。声音在堂屋里回荡。

我看着他。

“三天了。”王保田说,“你小子的底细,我摸清楚了。干活是把好手。”

他把旱烟袋在桌子上敲得当当响。

“我王保田吐口唾沫是个钉。今天晚上,就在这饭桌上,把事情定下来。”

秋菊的脊背挺得更直了。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冬梅哼了一声,把手里的筷子攥紧了。

“我这几个丫头,你也看过了。”王保田伸出手指,指着秋菊和冬梅,“老二,老三,老四。”

他唯独没有指春秀。

“看上哪个了?”王保田往椅背上一靠,眯着眼睛看着我,“说吧。”

煤油灯爆了一个灯花。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秋菊微微扬起下巴。冬梅翻了个白眼。

我站起身。

凳子腿在泥地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

我没有看花枝招展的老二。我也没有看精明算计的老三。

我转过身,面向那个坐在黑暗角落里、长得最高大、皮肤最黑的女人。

我伸出手,直直地指着她。

“叔。”我的声音很平稳。

“我选大姐。”

“你个不知好歹的鳖犊子!我说了随便挑,但唯独她不行!你选谁都行,就是不能选老大!你知不知道她身上背着什么事?”



酒盅砸在泥地上,碎成了好几瓣。白酒溅在了我的裤腿上。

屋子里死一样寂静。

秋菊的手僵在半空,手里还攥着那把塑料梳子。冬梅手里的筷子掉在桌面上,骨碌碌滚到了地上。拿着书的老四张大了嘴巴。桌子底下的老五也不踢我的腿了。

春秀猛地抬起头。她手里端着的粗瓷大碗歪了,苞米面粥洒在了木头桌子上,顺着桌沿往下滴。

王保田的脸色瞬间煞白,脸颊上的肉直哆嗦。过了几秒钟,他的脸涨得紫红,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爆了出来。

他猛地站起来,一脚踹翻了身后的太师椅。

“你个瞎了眼的狗东西!”王保田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喷在菜盘子上,“我王家供你吃供你喝,你跑这来恶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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