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哥,5年前嫂子给您捐了肝,你还要离婚?”“捐肝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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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傅国栋,今年四十五。五年前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是肝硬化晚期,医生说再不换肝,最多撑三个月。那时候我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皮肤黄得跟腌过的黄瓜似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只能听见监护仪滴滴答答的声音,还有我妈在走廊里压着嗓子哭。

是我老婆周芸救了我。至少这五年来,我一直这么以为。

那天主治医生来病房,拿着配型结果,说我运气好,直系亲属里有个配型特别合适的,能捐60%的肝给我。我爸妈年纪大了,孩子还小,除了周芸还能有谁?我拉着她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还发抖。我说芸子,这太大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挡住脸,声音跟蚊子似的:“都这时候了,还想啥。”

手术前那晚上,她坐在我床边削苹果,削了整整一盘子,一片没吃。刀子一下一下,削得特别薄,透亮透亮的。我说你别削了,歇会儿。她抬头看我一眼,眼睛红得厉害,勉强挤出个笑:“明天手术,你今天多吃点。”

后来我就被推进手术室了。麻药上来之前,我记得无影灯特别亮,亮得人发晕。再醒过来已经是三天后,浑身疼得像被拆了重装了一遍。周芸坐在床边,脸色白得吓人,人瘦了一大圈,病号服空荡荡的。我哑着嗓子问:“疼不疼?”她摇摇头,伸手摸了摸我额头,手还是冰的。

出院那天,医生交代注意事项,说捐肝的人恢复期长,让我好好照顾她。我搂着周芸的肩膀,跟医生保证:“您放心,这是我救命恩人,下半辈子我当祖宗供着。”

这话我说得真心实意。回家后,我承包了所有家务,不让她碰一点冷水。她刀口疼,我整夜整夜给她揉腰。她胃口不好,我变着花样做流食,一勺一勺喂。那半年,我们家厨房天天飘着中药味和汤味。

可有些事儿,慢慢就变了味儿。

恢复期过后,周芸像是换了个人。以前她爱说爱笑,现在整天闷着。以前她对我爸妈挺孝顺,现在逢年过节能不去就不去。我俩的话越来越少,晚上躺一张床上,中间能再睡个人。我试着找话说,她就“嗯”“啊”地应付。我说是不是手术伤了元气,要不再去医院看看?她就烦:“看什么看,没病看成有病。”

三年前,我发现她在偷偷吃药。不是医院开的那种,是小白瓶,没标签。我问她吃啥,她说维生素。可哪有维生素需要锁在抽屉最里头的?我趁她洗澡时撬开看过,瓶身上手写着“氯氮平”——我上网一查,是治精神分裂的。

那天晚上我坐沙发上等她洗完澡出来,把药瓶放茶几上。她擦着头发出来,看见药瓶,整个人僵在那儿。

“你解释解释。”我说。

她站那儿半天,把毛巾一扔:“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看病我看病,各看各的。”

“这是精神类的药!”我声音高了,“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

“跟你说有用吗?”她突然笑了,笑得特别瘆人,“傅国栋,我这病就是让你给逼出来的。”

我懵了。我逼她?我他妈就差把她捧手心里了。

吵到后半夜,她终于吐了一句:“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捐肝?我当时怕死了!怕手术台上醒不过来!怕以后留后遗症!怕孩子没妈!可我有的选吗?不捐,街坊邻居的唾沫星子能淹死我,你爸妈能恨我一辈子!”

她说这话时浑身发抖,眼睛瞪得老大,里面全是血丝。我突然觉得后背发凉——原来这五年,她心里揣着这么大怨气。

那之后,家里彻底成了冰窖。分房睡,各吃各的,要不是为了孩子,可能早就离了。女儿小雅今年高三,正是关键时候,我俩约定好,起码等孩子高考完。

直到上个礼拜五。

小雅学校开家长会,我去的。结束后在停车场碰见个熟人——以前住院时的护士长,姓刘,退休了,孙女跟小雅一个班。寒暄几句,她拍拍我肩膀:“老傅,恢复得不错啊。得好好谢谢你爱人,当年她可是遭了大罪。”

我苦笑:“是,她身体一直没缓过来。”

刘护士长叹口气:“唉,也是不容易。那么瘦小个人,捐了60%的肝。我记得可清楚了,手术那天她紧张得在等候室吐了,脸色煞白。对了,后来她妹妹恢复得怎么样?当时可把小姑娘吓坏了。”

我脑子嗡地一声。

“妹妹?什么妹妹?”

刘护士长愣了一下:“就那个……给你捐肝的姑娘啊。不是你小姨子吗?我记得姓何,长得跟周芸不太像,但手术同意书上签的是周芸的名字,说是她表妹。”

停车场里有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我站在原地,浑身发冷。

“刘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忽忽的,“您确定……捐肝的不是周芸?”

“肯定不是啊。”刘护士长说得斩钉截铁,“周芸那天就在外面等着,捐肝的是另一个姑娘,叫什么来着……何秀兰?对,何秀兰。我当时还纳闷呢,怎么表姐妹配型能这么好。不过那时候你们家急着救命,谁也没多问。”

她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说:“哎哟,是不是我说错话了?老傅,你没事吧?”

我摆摆手,想说没事,可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手一直在抖。等红绿灯时,我撩起衣服下摆,看着腹部那道长长的、像蜈蚣似的刀疤。五年了,我一直以为这疤痕的另一头,连在周芸身上。

可现在有人告诉我,不是。

家里黑着灯。周芸应该去上夜班了。我冲进卧室,开始翻箱倒柜。结婚证、房产证、病历本……我把所有带字的纸都翻出来。手术同意书,手术同意书在哪儿?

最后在书房最底下的抽屉里,压在一堆旧杂志下面,我找到了那个牛皮纸档案袋。

抽出文件,手指冰凉。手术同意书,捐赠人签字栏——周芸。可旁边还有一份公证书,是捐赠委托书,写着周芸委托何秀兰进行肝脏捐赠。公证书的日期,是手术前三天。

我瘫坐在地上,纸页散了一地。

所以这五年,我感激错了人?照顾错了人?甚至因为觉得亏欠,忍受了她所有的冷脸和怨气?

窗外的天黑透了,有雷声滚过。我摸出手机,给周芸打电话。通了,但被按掉了。再打,关机。

我坐在满地狼藉中,突然笑出了声,越笑越大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真好,周芸,你真行。

第二章

那晚上我没睡,在沙发上坐到天亮。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整个客厅云雾缭绕的。早上六点,周芸下夜班回来,一开门就被烟味呛得咳嗽。

“你疯了?抽这么多烟。”她捂着鼻子开窗户,看都没看我。

我掐灭手里的烟,抬头看她。她脸色疲惫,眼袋很深,护士服还没换下来。五年了,我头一次这么仔细地打量她——她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嘴角永远向下撇着,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来,结婚那会儿她挺爱笑的,脸颊有肉,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何秀兰是谁?”我问。

周芸开窗的手顿住了。就那么停在那儿,背对着我,肩膀一点点绷紧。

“说话。”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自己都害怕。

她慢慢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你从哪儿听的这名字?”

“你别管我从哪儿听的。何秀兰,是不是就是给我捐肝的那个人?”

客厅里静得可怕。楼上邻居家孩子在跑,咚咚咚的脚步声,还有大人呵斥的声音。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跳舞。

周芸走到餐桌边,慢慢坐下。她没看我,盯着桌面上的木纹,手指一下一下抠着桌沿。

“是。”她说。

就这一个字,轻飘飘的,却像记重锤砸在我心口上。虽然早有准备,可亲耳听她承认,还是觉得一阵眩晕。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问,“为什么骗我?”

“骗你?”周芸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没哭,反而带着一种奇怪的嘲讽,“傅国栋,肝是不是在你身上?你的命是不是救回来了?结果一样,过程重要吗?”

“重要!”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这五年我对你怎么样?我当牛做马!我觉得亏欠你!我觉得这辈子都还不清!结果呢?你就在旁边看着,看着我像个傻子似的感恩戴德!”

周芸也站起来,声音尖了:“那你要我怎么说?手术前告诉你,傅国栋,我害怕,我不敢捐,我找了个替身?你会怎么想?你爸妈会怎么想?街坊邻居会怎么看我?‘周芸见死不救’,这话好听吗?!”

“所以你就找了个替身?”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从哪儿找的人?人家凭什么给我捐60%的肝?”

“钱。”周芸吐出这个字,冷静得可怕,“给她钱。二十万,一次性付清。她自愿的,签了协议的。”

二十万。我一条命,六十的肝,值二十万。

我气笑了,笑得直不起腰:“周芸,你可以啊。二十万,你从哪儿来的钱?咱家存折上那点家底,够二十万?”

她眼神躲闪了一下。

我心里一沉:“你动了我妈的养老钱?”

“那是借!”周芸突然激动起来,“后来我不是还了吗?我省吃俭用,三年就还上了!”

是,我想起来了。那三年她确实特别省,省到对自己近乎苛刻。不买新衣服,不化妆,连女儿要报补习班她都嫌贵。我当时还心疼她,说身体要紧,别太亏着自己。她怎么说的?她说,花你的钱治病,我心里不踏实。

原来是不踏实这个。

“何秀兰在哪儿?”我问。

“你找她干什么?”周芸警惕起来。

“我问你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也吼起来,“手术完就再没联系了!协议上写清楚的,钱货两清,互不打扰!”

“钱货两清……”我重复这四个字,每个字都像刀子,“周芸,那是个人,不是货。”

“那你要我怎么样!”她突然崩溃了,抓起桌上的玻璃杯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溅,“我当时怕得要死!我怕死在手术台上!我怕留下后遗症!我怕小雅没妈!傅国栋,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你只知道你要死了,所有人都盯着我,等我捐肝救你。我有选择吗?我有吗?!”

她哭起来,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五年了,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成这样。

可我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只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所以你就买了个人,替你受罪?”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周芸,那是活体捐肝,不是卖颗肾那么简单。她要休养大半年,以后重活累活都干不了,一辈子都得注意。二十万,买人家半条命,你真干得出来。”

“她是自愿的!”周芸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她缺钱,急需用钱!我是在帮她!”

“帮她?”我点点头,往门口走。

“你去哪儿?”周芸在后面喊。

“去找那个‘帮了’我的人。”我拉开门,又回头看她一眼,“对了,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尽快起草。这房子归你,存款对半分,小雅跟我。”

“傅国栋!”她尖叫。

我没回头,关上了门。

下楼时,我腿都是软的。坐进车里,我没发动,趴在方向盘上喘气。车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惨白,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五年,整整五年,我活在巨大的亏欠感里,活得小心翼翼,活得憋憋屈屈。我以为我在赎罪,结果赎的是一场骗局。

手机响了,是我妈。

“国栋啊,你跟芸子吵架了?她刚打电话来,哭得不行,说什么你要离婚……”

“妈,”我打断她,“五年前给我捐肝的,不是周芸。”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你说啥?”

“捐肝的是个叫何秀兰的女人,周芸花二十万雇的。咱家那笔不见了的养老钱,就是让她拿去干这个了。”

我妈又沉默了,然后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儿啊……你确定?这可不是小事……”

“手术同意书在我手里,白纸黑字。妈,这事儿您别管了,我自己处理。”

挂了电话,我翻出以前的病历本,找到当年手术医院的电话。打过去,转了好几个科室,终于问到当年肝胆外科的一个老护士,现在调去行政了。我约她中午见面,说想了解点当年手术的事。

中午在医院附近的茶餐厅,我见到了那位姓王的护士。她快退休了,头发花白,但人很精神。我说明了来意,她皱着眉想了半天。

“何秀兰……有点印象。那姑娘挺瘦小的,但挺坚强。手术前签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笔都拿不稳。我还安慰她,说没事的,睡一觉就好了。”王护士叹口气,“不过后来就没见过了。活体捐赠嘛,医院不负责术后追踪,都是你们家属自己照顾。”

“您知道她当时多大吗?做什么的?有没有联系方式?”

王护士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她顿了顿,“我记得她好像提过一句,说做完手术就得回老家,家里弟弟等着钱结婚。”

弟弟等着钱结婚。二十万,卖自己60%的肝。

我心里堵得慌。

“王护士,您帮我个忙,查查当年的住院记录,看看有没有留下身份证信息或者联系方式。我……我想找到她,当面说声谢谢。”

王护士犹豫了一下:“这不合规定……”

“求您了。”我站起来,给她鞠了一躬,“这五年我一直以为是我老婆救了我,对她百依百顺,结果……我得知道真相,我得找到真正救我的那个人。”

王护士最终点了头,说悄悄帮我查查,但不保证能查到。

三天后,她给我发来一个地址。何秀兰的老家,在三百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县城。身份证号也有,但电话号码是空号。

我看着那条短信,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在下雨,淅淅沥沥的,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同事老张敲我桌子:“老傅,发什么呆呢?下班了。”

我回过神,关掉手机屏幕。

“老张,”我说,“我要出趟远门,帮我请几天假。”

第三章

三百公里,开车四个小时。越往北开,山越多,路越窄。何秀兰的老家在青龙县下面的一个镇,叫石桥镇。我跟着导航开进镇子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是些自建楼房,一楼开店,二楼住人。街上人不多,几个老人坐在屋檐下打牌,狗趴在路中间睡觉。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问一个杂货店老板,知不知道何秀兰这个人。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正看电视,头也不抬:“何秀兰?哪个何秀兰?姓何的多咧。”

“大概三十多岁,女的,五六年前在省城大医院捐过肝。”

老板这才转头看我,上下打量:“你找她干啥?”

“我是……她一个朋友,以前受过她帮助,想来谢谢她。”

老板眼神狐疑,但还是说:“往里走,过桥,河边那排旧房子,最里头那家。不过不一定在,她常年在外面打工。”

我道了谢,按他指的路走。过了座石桥,河边果然有一排老房子,灰扑扑的,墙皮剥落。最里头那家,门虚掩着,院子里晒着衣服。我敲了敲门,没人应。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只母鸡在啄食。

堂屋门开着,我探头看,屋里很暗,家具简陋。墙上挂着照片,我凑近看——是张全家福,一对老夫妻,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女的就是何秀兰,比五年前瘦,但模样没大变,扎个马尾,笑得腼腆。

“你找谁?”

背后突然有人说话,我吓了一跳。转身,是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挎着菜篮子,警惕地看着我。

“阿姨您好,我找何秀兰,我是她……朋友。”

“秀兰不在家。”老太太语气生硬,“她去城里打工了,过年才回来。”

“那您是她……”

“我是她妈。”老太太放下菜篮子,也没让我坐,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下,“你找她啥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犹豫半天,说:“阿姨,五年前,秀兰是不是在省城医院……捐过肝?”

老太太手里的菜掉在地上。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睛瞪得老大:“你是……你是那个人?”

“是我。”我喉咙发干,“我叫傅国栋,秀兰救的人是我。”

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低下头,捡地上的菜:“你来干啥?钱不是给过了吗?两清了。”

“阿姨,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

“来可怜我们?”老太太打断我,声音突然尖了,“不用!我们虽然穷,但不用人可怜!那钱是秀兰自己挣的,干干净净!”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就是想当面谢谢她。这五年,我一直不知道是秀兰救了我,我以为是我老婆……”

“你老婆?”老太太冷笑一声,“那个姓周的?哼,看着人模人样的,心肠硬着呢。当年说好的二十万,手术前只给了十万,说剩下的等手术完再给。结果呢?秀兰从手术室出来,人都没醒,她扔下十万块钱就走了,连个面都没露。秀兰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她一次都没来看过!”

我脑子嗡地一声。

“秀兰恢复得不好,出院后在家躺了三个月才能下床。重活干不了,阴雨天刀口就疼。去城里打工,人家看她有这么大个疤,不敢要。后来好不容易在服装厂找了个活,一天站十二个钟头,下班回来腿肿得跟萝卜似的。”老太太说着说着哭了,用袖子抹眼泪,“我苦命的闺女啊……为了给她弟凑彩礼钱,把自己糟践成这样……现在好了,弟弟房子盖了,媳妇娶了,她呢?二十八了,还没人敢要,都说她身体不好,不能生……”

我站在那儿,像被人扇了几十个耳光,脸上火辣辣的疼。

“阿姨,”我听见自己说,“秀兰现在在哪儿打工?我想见她。”

老太太哭了一会儿,摆摆手:“你别去找她。那孩子性子倔,见了你,更难受。你走吧,就当没这回事。”

“我一定要见她。”我坚持,“不然我这辈子良心过不去。”

老太太看着我,看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在省城,东郊服装厂。具体地址我不知道,她没细说,怕我担心。”

从何秀兰家出来,天已经擦黑。我没回省城,在镇上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房间很破,床单有霉味,但我躺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全是老太太的话,还有照片上何秀兰腼腆的笑。

二十万。十万手术前给,十万扔在医院就走了。周芸,你真做得出来。

我摸出手机,周芸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发了二十多条微信。最后一条是:“傅国栋,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小雅马上就高考了,你能不能为女儿想想?”

我回了三个字:“不能了。”

然后关机。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回省城。直接去了东郊,那边一片全是工厂。服装厂有三四家,我一家一家问。问到第三家,门卫大叔说:“何秀兰?有,在缝纫车间。你是她谁?”

“我是她哥。”我面不改色地撒谎,“家里有点事,找她。”

大叔让我登记,然后指路:“三车间,往里走。”

厂区很大,机器声轰隆隆的。我找到三车间,一进去,热浪混着布料的味道扑面而来。几十台缝纫机排成排,工人们埋着头,手里布料飞快地移动。我一个个看过去,在靠窗的位置,看到了何秀兰。

她比照片上更瘦,穿着统一的工服,戴着袖套,正低头踩缝纫机。头发随便扎在脑后,露出的一截脖子很细。她做得很专注,手指翻飞,眼皮都没抬。

我站在那儿,看了她很久。然后慢慢走过去,停在她工位旁边。

她感觉到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过了两秒,她猛地又抬起头,眼睛瞪圆了,手里的活也停了。

“你……”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车间里很吵,但我觉得周围突然安静了。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

“何秀兰?”我说。

她看着我,脸色一点点变白,手在微微发抖。然后她突然站起来,撞开了凳子,转身就往车间后门跑。

“等等!”我追上去。

她跑得很快,但身体显然不太好,没跑几步就慢下来,扶着墙喘气。我追上她,拉住她胳膊:“你别怕,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甩开我的手,背对着我,肩膀在抖。

“我去了你家,见到了你妈妈。”我声音发干,“我都知道了。”

何秀兰慢慢转过身,眼睛红了,但没哭。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轻轻说了句:“你恢复得挺好。”

就这一句话,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五年。我长了二十斤,脸色红润,能喝酒能熬夜。可她呢?瘦得像纸片,脸色蜡黄,眼下乌青。

“对不起。”我说,“我现在才知道。”

她摇摇头,垂下眼睛:“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自愿的,钱也拿了,两清了。”

“不清。”我声音大了点,“二十万买不了这个。何秀兰,你救了我的命,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你别这么说。”她往后退了一步,像受惊的兔子,“真的,你别……都过去了。你好好过日子就行,别来找我了,让你老婆知道了不好。”

“我跟她要离婚了。”我说。

何秀兰愣住了。

“她骗了我五年。我这次来,就是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还有……”我深吸一口气,“我想补偿你。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给你。”

她看着我,突然笑了。笑得很苦:“傅大哥,我不要补偿。我当初拿那二十万,是救我弟,救我们家。你当初要那肝,是救你自己的命。咱们是各取所需,谁也不欠谁。你走吧,真的,以后别来了。”

她说完,转身要走。

“等等。”我叫住她,“至少……让我请你吃顿饭。就一顿饭,行吗?”

何秀兰站住了,没回头。过了很久,她轻轻点了点头。

第四章

厂子附近没什么好馆子,我找了家相对干净的小炒店。何秀兰很拘谨,坐在我对面,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我让她点菜,她摇头说随便。我就点了几个家常菜,又要了壶茶水。

等菜的时候,我俩都没说话。气氛尴尬得要命。我偷偷看她,她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那道疤,在她腹部,也是60%的肝。我隔着桌子,都觉得那道疤在发烫。

“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我实在找不到话说。

“挺好的。”她声音很小,“在厂里包吃包住,一个月四千多,够花。”

“身体呢?恢复得怎么样?”

“还行。”她顿了顿,“就是阴雨天有点疼,不能干重活。不过缝纫不算重活,就是坐久了腰疼。”

菜上来了,红烧肉、清炒时蔬、西红柿鸡蛋汤。我给她夹菜,她小声说谢谢,吃得很少,一粒米一粒米地数着吃。

“多吃点,你太瘦了。”我说。

她勉强笑了笑:“我饭量小。”

我知道她不是饭量小,是不自在。换了我,我也不自在。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说你救过我的命,然后坐在这儿跟你吃饭,换谁都别扭。

“那个……”我放下筷子,“我想给你一笔钱。不算补偿,就算……就算我的一点心意。”

何秀兰猛地抬头,脸色变了:“傅大哥,我不要钱。我真的不要。”

“你别急着拒绝。你看,你因为捐肝,身体不如以前,找工作也受影响。这笔钱你拿着,可以做点小生意,不用在厂里这么累……”

“傅大哥。”她打断我,很认真地看着我,“我当初拿那二十万,是我需要钱,你老婆需要肝。这是一笔交易,虽然不光彩,但两清了。你现在再给我钱,算怎么回事?可怜我?那我成什么了?卖了一次还要卖第二次?”

她说这话时,声音在抖,但眼神很坚定。我突然意识到,这姑娘看着柔弱,骨子里很硬。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道歉。

“我知道你好心。”她语气缓和了些,“但真的不用。我现在这样挺好,自食其力,心里踏实。你那钱,留着给自己,或者给孩子吧。”

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吃完我要送她回厂里,她坚持不用。我站在饭店门口,看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堵得厉害。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的话。她说这是一笔交易,两清了。可真的能两清吗?我的命,她的肝,二十万。这笔账,怎么算得清?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楼下停着辆警车,我心里一咯噔。上楼,果然,家门口围了好几个人,有邻居,有警察,还有周芸的妹妹周婷。

“姐夫你可回来了!”周婷冲过来,眼睛通红,“我姐要跳楼!”

我脑子一懵:“什么?”

“在楼顶!你快上去劝劝!”

我冲上楼顶。夜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楼顶边缘,周芸穿着睡衣,坐在护栏外沿,两条腿悬空晃荡。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垫,消防车也来了,警灯一闪一闪的。

“芸子!”我喊她。

她转过头,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全是泪:“你别过来!”

我站住:“你先下来,有什么事下来说。”

“说什么?说你要跟我离婚?傅国栋,我跟你十年夫妻,就换来这个?”她哭喊着,“是,我骗了你,我是没捐肝。可我当时怕啊!我怕死有错吗?这五年我对你不好吗?我伺候你吃,伺候你喝,你生病我整夜整夜守着。是,我是拿了妈的养老钱,可我还了!我省吃俭用,一分不少地还了!你就因为这事儿,要跟我离?”

“不是因为这钱。”我说,“是因为你骗我五年。周芸,你哪怕在手术后就告诉我,我可能生气,但不会像现在这么心寒。五年,你看着我愧疚,看着我讨好你,你心里很痛快是不是?”

“我没有!”她尖叫,“我也难受!每次你看我的眼神,我都恨不得告诉你真相!但我怕!我怕你知道了,就不要我了!”

“所以你就一直瞒着?”我苦笑,“瞒到我自己发现?”

周芸不说话了,只是哭。风很大,她坐在那儿摇摇欲坠,底下的人一阵惊呼。

“姐!你下来吧!”周婷哭喊着,“为了这种男人不值得!”

“你闭嘴!”我吼了周婷一句,然后看着周芸,“芸子,你下来。小雅还在家等你,你要是跳下去,她怎么办?”

提到女儿,周芸哭得更凶了。

“你先下来,我们好好谈。离婚的事,可以商量。”我说了谎。但眼下,先把她骗下来再说。

周芸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慢慢从护栏外爬了回来。脚一沾地,她就瘫倒了,几个警察冲上去扶住她。

一场闹剧结束。

回到家,周芸躺在沙发上,闭着眼,不说话。周婷恶狠狠地瞪我,被我妈拉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们俩。

“傅国栋,”周芸突然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如果……如果我去找何秀兰道歉,给她补偿,我们能不能不离婚?”

我没说话。

“你说句话啊!”她坐起来,眼睛肿得像桃子。

“周芸,”我慢慢说,“有些事,不是道歉和补偿就能解决的。你骗了我五年,这五年,我对你的好,对你的愧疚,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我一想到这个,就觉得恶心。”

“那我呢?”她盯着我,“我这五年就好过吗?我每天看着你对我好,心里像针扎一样!我吃不下睡不着,得了抑郁症,吃药吃了三年!傅国栋,我受到的惩罚还不够吗?”

“所以你就用跳楼来惩罚我?”我看着她,“用死来逼我原谅你?”

她不说话了,只是哭。

那晚上,我们分房睡的。我躺在客房的床上,睁着眼到天亮。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这十年的点点滴滴。结婚,生孩子,吵架,和好,我生病,她“捐肝”,然后是无休止的冷战。

天快亮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青龙县。

我接起来,是何秀兰的妈妈。

“傅先生,”老太太的声音很急,“秀兰出事了!”

第五章

“什么?”我一下子坐起来,“阿姨您慢慢说,秀兰怎么了?”

“昨天她从厂里回来就不对劲,脸色惨白,捂着肚子说疼。我以为老毛病犯了,让她休息。结果今天早上,人昏过去了!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可能是术后粘连引起的肠梗阻,要马上手术,不然有生命危险!”老太太哭起来,“县医院说他们做不了,得转去省城大医院。可转院要钱,手术也要钱,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阿姨您别急,在县医院是吧?我马上过去,钱的事我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冲进卧室。周芸醒了,坐在床上看我。

“何秀兰出事了,要手术,缺钱。”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把你手里的钱先给我,算我借的。”

周芸脸色变了:“你还要管她?傅国栋,你是不是看上那女的了?”

我手停在半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周芸,人家是因为给我捐肝才落下的病根!现在有生命危险,你跟我说这个?”

“那是她自愿的!钱也给过了!”

“对,钱给过了,二十万,买人家60%的肝,还他妈是分期付款!”我吼出来,“周芸,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她被我吼愣了,然后开始哭:“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心疼她了,觉得她可怜了,是不是?她年轻,她善良,她救了你的命。我呢?我是什么?我是个骗子,是个恶毒的女人!”

我懒得再跟她吵,摔门而去。

开车去青龙县的路上,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借钱。大家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东拼西凑,凑了五万。我自己卡里有八万,加上周芸那边——不管她给不给,我先挪用了再说。

到医院时已经是中午。何秀兰在急诊室,脸色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她妈守在床边,眼睛哭肿了。

“傅先生,你来了……”老太太抓住我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

“阿姨别急,钱我带来了,转院手续我马上去办。”

县医院的医生开了转院单,我联系了省城医院的救护车。下午三点,何秀兰被抬上救护车,一路鸣笛往省城赶。

在救护车上,何秀兰醒了一次,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虚弱地说:“傅大哥……你怎么来了……”

“别说话,好好休息。”我握住她的手,手冰凉冰凉的。

她摇摇头,声音很小:“又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鼻子发酸,“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遭这些罪。”

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

到了省城医院,直接进急诊。检查,会诊,最后确定是术后肠粘连引起的梗阻,要马上手术。我跑前跑后办手续,交钱,签字。手术同意书递过来时,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家属,没资格签。

“我来签。”何秀兰的妈妈拿过笔,手抖得厉害,但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我和老太太坐在手术室外,谁也没说话。老太太一直念阿弥陀佛,我盯着“手术中”三个红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晚上八点,手术结束。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但病人身体太虚弱,要在ICU观察两天。

我松了口气,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何秀兰在ICU那两天,我每天去医院。周芸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第三天,何秀兰转到普通病房,我去看她。

她看起来更瘦了,手上扎着输液针,见我进来,想坐起来。

“别动。”我按住她,“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她声音还是很弱,“傅大哥,又让你破费了……多少钱,我以后还你。”

“不用还。”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她看着天花板,慢慢说,“傅大哥,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心里一紧:“什么事?”

“当年……你老婆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她声音很轻,“二十万虽然多,但捐肝不是小事,我也怕。可后来,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她说,她怀孕了。”

我愣住了。

“她说,她才查出来怀孕,一个多月。如果她捐肝,孩子肯定保不住。她不光是怕自己死,还怕孩子死。”何秀兰转过头看我,眼睛里很平静,“我想,一条命是命,两条命也是命。我没了肝,还能活。可那孩子要是没了,就真没了。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站在那儿,像被雷劈了一样。

怀孕?周芸怀孕了?五年前?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呢?”我听见自己问,“孩子呢?”

“我不知道。”何秀兰摇摇头,“手术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可能……生下来了吧?或者……没保住?”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病房的。医院走廊很长,白得刺眼。我扶着墙,慢慢走到楼梯间,点了一支烟。手抖得厉害,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

周芸怀孕了。她没告诉我。她用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说服了何秀兰捐肝。然后呢?孩子去哪儿了?

我摸出手机,给周芸打电话。这次她接了,没说话。

“周芸,”我说,“五年前,你是不是怀过孕?”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谁告诉你的?何秀兰?”

“是。她说你告诉她,你怀孕了,一个多月。所以她才同意捐肝。”我吸了口烟,烟呛得我咳嗽,“孩子呢?”

周芸笑了,笑得很冷:“打了。”

两个字,像两把刀,扎在我心口。

“为什么?”

“为什么?”她声音尖起来,“傅国栋,你当时都快死了!我怀着孕,怎么给你捐肝?我不打掉,难道挺着大肚子给你捐?还是等你死了,我当单亲妈妈?”

“你可以告诉我!”我吼出来,“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等!可以——”

“等什么?等你死吗?!”她也吼,“医生说了,你最多三个月!等不到肝源你就死了!傅国栋,我打掉孩子,找人替你捐肝,我保住你的命,保住这个家,我错了吗?啊?我错了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是,从她的角度看,她没错。她做了当时能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打掉孩子,买肝,救我。然后瞒着我,瞒了五年。

“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声音哑了,“孩子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让你愧疚?让你一辈子想着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周芸哭着说,“傅国栋,我这五年过得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血,梦见孩子哭。我吃抗抑郁药,吃得整个人麻木。我看着你对我好,我觉得我配不上。可我也不敢说,我怕说了,你就不要我了……”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蹲在楼梯间,烟烧到手了才反应过来,赶紧掐灭。

“芸子,”我慢慢说,“我们离婚吧。”

电话那头,哭声停了。

“不是因为你骗我,也不是因为何秀兰。”我说,“是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一点都没有了。”

周芸没说话。过了很久,她挂了电话。

我坐在楼梯上,看着窗外。天黑了,城市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我想起五年前,我躺在病床上,周芸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苹果皮一圈一圈掉下来,连成长长的一条,一直垂到地上。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像那苹果皮一样,虽然曲折,但永远不会断。

可到底还是断了。

第六章

何秀兰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每天去看她,有时候带点汤,有时候就坐一会儿。她话不多,但精神一天天好起来。她妈妈对我态度也缓和了,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充满敌意。

出院那天,我开车去接她。东西不多,就一个旧行李袋。上车后,她小声说:“傅大哥,送我去车站吧,我回老家。”

“回老家干什么?你身体还没好利索,再休养一段时间。”

“不了,太麻烦你了。”她低着头,“医药费……我会慢慢还你的。”

“我说了不用还。”我打转方向盘,没往车站开,而是开回了市区。

“傅大哥,这是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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