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荡火种《沙家浜》：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导读

1939年9月21日，一粒长2.8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弹丸，从“忠义救国军”的一支枪中射出，嵌入新四军部队指挥员刘飞胸中。就是这颗来自敌人营垒的子弹，竟然引发了后来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创作。

01

滞留胸口45年的一枪

湖北红安被称为将军县，因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走出了200多名将军，刘飞就是其中的一员。

1930年1月，担任黄安县（即现在的红安县）赤卫队二营七连连长的刘飞，带着100多名赤卫队队员参加了红军。让大家佩服的是，刘飞力气大得惊人，他双手能把胳膊粗的青毛竹拧裂，抡起一把大刀，四五十个人轮流上，也奈何他不得。

虽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力士”，但是刘飞粗中有细，特别擅长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总是能耐心地和他们聊天谈心。为此，他又得到一个雅号—“老妈妈”。

1938年，刘飞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政治处主任。六团进入江苏句容茅山一带后，陈毅前来看望。团长叶飞把“老妈妈”刘飞介绍给了陈毅。看着眼前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的“刘胡子”，陈毅开怀大笑，连称“老妈妈”这个雅号“叫得好”。

1939年，东进抗日的新四军遭遇双重阻挠，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限制，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清剿。为此，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受共产党影响的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汇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新四军的很多干部，也都被迫改名换姓。刘飞先是改名刘清，后来，因为他性格勇猛，而且一脸络腮胡子，颇似猛将张飞，于是，陈毅作主将他的名字改为“刘飞”。

1939年9月下旬，刘飞率领的部队在江阴顾山遭到了敌军的阻击。战斗中，刘飞突然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鲜血喷涌不止。警卫员赶紧为他做交叉包扎，他却非常平静地问：“背后有洞吗？”听到警卫员说没有，他反过来安慰紧张的警卫员：“不要紧，我不要紧。”

可是他没想到，这“不要紧”的一枪，其实已经打入肺部，紧靠心脏，致使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更想不到的是，那颗弹头竟一留就是45年，直到他去世。

02

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

闻听刘飞受伤，团长叶飞则紧急下令，火速派“江抗”5路政治处主任张志强把刘飞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

这个后方医院，其实就是阳澄湖上的一些小木船，病床就是放在船舱里的木板。但隐蔽性极佳，因为阳澄湖地处江苏吴县、常熟、昆山三县交界处，湖面纵横数十里，而后方医院就散落在阳澄湖畔弯弯曲曲的河道里。

因为子弹是从刘飞胸部左乳头边上打进去的，不少人都感到凶多吉少，认为刘飞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江抗”指挥部甚至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但刘飞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时，在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一共有36名，因刘飞的职务最高，伤病员、医护人员自然都由他负责，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重任。

然而，就在刘飞养伤时，新四军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东进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最终决定于1939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并在撤离前，告诉这些同志，留下他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队频繁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党需要留下一把火种在东路！

于是，这些伤病员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硬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在与日、伪、顽军周旋中，逐渐恢复了健康。

当时，斗争形势艰苦复杂，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根据刘飞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医院最早是设在芦苇荡中的渔船上。临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众掩护着这批伤病员，通过医护人员为他们送饭送菜，并与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等到秋天过去，芦苇大部分被割掉，乡亲们又向县委提出请求：要把伤病员接到村里去住。于是，在分散安置的过程里，农家的食堂、厨房、甚至是牛棚、猪圈、柴草垛，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一旦遇到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湖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

就这样，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浓浓的鱼水深情，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03

36名伤病员成为“芦荡火种”

这36名伤病员后来找部队去了吗？没有。他们在党的指示下，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并以他们为核心，在江南东路地区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力量，即新“江抗”。

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及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1月6日，在中共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的主持下，东路地方党、“江抗”、“民抗”三方负责人在一个庙里召开了会议。刘飞因伤势持续未愈，需送往上海治疗，由伤势较轻的夏光代表参加。会上，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而这支队伍就是由36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以他们为火种，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开始了新的燎原。

夏光还与当地一些抗日地方武装联系，或收编、或联合。经过一段时间部队的整合、发展，新“江抗”向日伪军开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横泾附近的北桥伏击了日伪军下乡抢粮的汽艇，击毁敌汽艇一艘。这是新“江抗”的第一次集中行动，不但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1940年4月，新四军军部决心将“芦荡火种”燃成烈焰，经再三研究，决定将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此后，新“江抗”的发展大步向前。一年后，由新“江抗”整编成的新四军6师18旅，已经发展到4600多人。

04

红色经典《沙家浜》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被转移到上海疗伤的刘飞，在伤情稳定后，又重返了部队，协助谭震林工作。之后，新四军18旅几经改编，到淮海战役时，已建制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此时，刘飞任第一纵队的第一副司令员，因为司令员叶飞因病留济南就医，部队实际由刘飞指挥参战。在淮海战役中，一纵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

战斗刚结束，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就来采访刘飞。在硝烟渐逝的战场，刘飞突然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崔左夫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说完，刘飞就走了，丢下崔左夫站在那里发愣。

当晚，崔左夫就找到刘飞，采访“江抗”的事。听了刘飞的讲述，崔左夫激动不已，他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

1957年，筹备多年的崔左夫终于以“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恰好，当时上海沪剧团正想寻机找到优秀征文改编成剧作公演，《血染着的姓名》一下子被选中，由此改编成“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公演时，又结合刘飞将军的口述回忆录《火种》，更名为《芦荡火种》。

由于舞台艺术和剧情设计的需要，剧组将36名伤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隐蔽在芦苇荡里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改成了茶馆老板娘阿庆嫂掩护18名伤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使其实现了艺术超越现实的升华和加工。

改编后的《芦荡火种》在上海甫一公演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芦荡火种》的演出后，随即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

几经修改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终获成功。1964年7月在北京公演，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此剧后，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毛泽东在肯定《芦荡火种》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就剧本的进一步修改提了几点意见：首先战士的形象要饱满，变一号人物阿庆嫂为郭建光……毛主席认为，剧中有沙奶奶，当地有许多姓沙的人家，京剧可取名叫《沙家浜》。

就这样，剧本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并最终于1965年3月重新公演。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京剧《沙家浜》。

据《新民晚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