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馆、工厂与监狱之间的葛兰西——写在葛兰西被捕一百年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遗产，并非一套学说，而是一种在危机中思考与实践的“方法”。他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种新的集体意志如何从工厂车间、报纸专栏乃至日常语言的肌理中缓慢凝结——迫使后来的思考者必须进入具体的历史地形。这也解释了为何其思想始终在不同时代被重新激活。

“我们必须让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这句恶名昭著的话，出自法西斯检察官之口。它真正令人不寒而栗之处，不只在残酷性，更在准确性。墨索里尼知道，真正具备危险头脑的人物，不只会写文章、作演讲、批判暴政，更能把宣传、教育、工人、群众和政党有机地组织起来。安东尼奥·葛兰西恰恰属于这类危险分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百年后重谈葛兰西，不应只从《狱中札记》出发，而要把他放回都灵的报馆、工厂和街头，放回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审查制度与战后的社会失序，放回罗马的蒙特奇托里奥宫和南意大利图里的单间牢房。只有在这些彼此叠压的场景里，葛兰西才真正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现代人，而不只是作为抽象的“思想家”重新活过来。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社会主义者要创造自身的语言、纪律、文化与组织

若说葛兰西属于“现代”，首先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时代，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带有浪漫主义余温的旧意大利。

1911年，他从撒丁岛来到都灵读大学时，这座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城市，已是全意大利最密集、最嘈杂的工业实验场。菲亚特从1899年创立时的60名工人，迅速扩展到拥有数千名工人和大片厂区的现代企业；都灵全城数十万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与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电车穿城而过，煤气灯与新式照明并存，厂区汽笛划破清晨，夜班工人与晨报一起从街口涌出。葛兰西不是在一个前现代城市里研习政治，而是在一个汽笛、钟点、班次、车间和截稿时间支配生活节奏的场域，学会如何读懂现代社会的“惯习”。都灵给了他新的感官经验：工厂大门、报馆灯火、印刷机的轰鸣、罢工人群向波河沿岸聚拢、大学课堂与工人集会之间那条可以步行抵达的路线。作为葛兰西的同窗与挚友，前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回忆说，他们有时会逃离大学课堂，到波河岸边旁听工人集会的发言。葛兰西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进入了现代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地带。

葛兰西未能完成大学学业，他也从来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而是报馆里成熟的思想者与社会观察者。真正的新闻工作，会训练一个人感知时代的节奏：哪个词会引爆一场党内争论，哪种语气会改变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哪种叙述会让历史的走向偏向统治者。大学期间，他便开始在《前进报》皮埃蒙特版的“高塔之下”专栏撰写政论。安东内利尖塔（Mole Antonelliana）是都灵城的地标建筑；而“高塔”本身也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观察点：工业城市的现代性地标，既贴近市井，又俯瞰城市，可捕捉现代社会最细小却也最关键的震颤。葛兰西正是通过专栏时评，开始对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进行持续的微观分析与文化反思，也是在这种新闻工作中，慢慢积累了关于常识、组织、领导权和市民社会的敏感度。

都灵地标建筑安东内利尖塔 均资料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作为社会党内极左翼激进派的代表，曾在1912年至1914年担任《前进报》的主编；是他将这份报纸变成了激进的革命喉舌，并通过大幅增加对罢工和阶级斗争的报道，在工人中积累了极高声望。在葛兰西眼中，墨索里尼从来不是陌生的敌人，而是一种自己曾经接近、甚至一度试图理解其能量来源的现代强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墨索里尼的政治转向点，也是葛兰西的社会“大学”。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事实上崩溃，欧洲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转向支持本国政府。意大利社会党坚守“绝对中立”，墨索里尼则认为大战是摧毁旧秩序、实现社会革命的催化剂，主张意大利参战。因这一“叛举”，他被开除出党，并迅速从“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蜕变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葛兰西近距离观察到了这一切。但在他眼中，墨索里尼首先是一个新闻人，一个懂得如何制造节奏、占据阵地、把口号变成现实力量的“新秩序”构建者。在“墨索里尼叛党”的政治风波中，葛兰西发表了他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政论——《积极而有效的中立》。这篇文章曾让他长期背负骂名，被认为在为墨索里尼辩护。但葛兰西所反对的，是把“中立”理解为宿命论式旁观的冷漠态度；他所质疑的，是社会主义者如何在战时保持主动性，如何能把震荡局势转化为组织工人、教育群众、形成无产阶级意志的时机。葛兰西与墨索里尼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抽象为“正与邪”的伦理剧。诚然，二者曾有过某种相似性：他们都超前预判到，现代政治不再是议会国家的政客争论，而是报纸、街头、群众心理、国家机器和社会情绪之间的整体博弈。不同之处在于：墨索里尼最终把这种现代政治的“具体性”变成了驯化群众的技艺；而葛兰西则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如不能创造自身的语言、纪律、文化与组织，就只能把群众力量拱手让人。

这条线索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日渐明朗。葛兰西在《关于俄国革命的说明》中写道，革命“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中又写，社会主义宣传与战争经验共同“创造了俄国人民的社会意志”。这两句话常被当作葛兰西“唯意志论”的证明，可我们不能选择性忽略其中的问题意识：历史不是靠所谓客观条件自动发生的，革命主体也不是预先存在的，它必须被组织、被教育、被塑造。1919年，《新秩序——社会主义文化周刊》应运而生。对葛兰西而言，他主办的这份报刊像是一块政治实验田：在这里，文化、教育、工会、组织互相交织。在苏维埃思想的影响下，“车间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比过去的工会机构更有效。1919年9月，第一个工厂委员会在菲亚特-布莱维蒂成立；到12月初，这场运动已有12万工人参加。对葛兰西而言，这不是微观的“工会组织的管理技艺”，而是关乎国家形式的总体问题：新的权力必须在夺取国家之前，就在生产和生活的基层环节中生根发芽。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社会主义文化周刊》创刊号

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列宁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历史张力。马基雅维利给他的，不是狡黠的“权术”，而是历史的现实洞见：政治活动从来不是从纯粹观念发展而来的，而是力量、机运、制度、人民与组织之间的复杂糅合。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回到马基雅维利笔下半兽半人的“半人马”形象；因为它象征了现代政治的双重性质：力量与同意、权威与领导、强制与共识，从来不是彼此分开的，而总是缠在一起。列宁给他的，则是另一种经验：如何把世界性的革命危机“转译”为民族国家内部的具体战略，如何让政党成为能够组织群众、形成集体意志的现代形式。墨索里尼则构成了一面黑镜：他同样懂得报纸、神话、群众和阵地的重要性，却把这一切导向国家崇拜与群众服从。

真正的领导权是一种更为艰难、更为缓慢的社会化过程

如果这种张力在早期报刊论战中只是隐约可见，那么到了1925年5月16日，便第一次在国家权力内部正面显现。那天，葛兰西在罗马的蒙特奇托里奥宫完成了他人生唯一一次国会发言。法西斯政权提出了“反秘密社团法案”，它名义上针对共济会，但真正瞄准的却是尚未被国家完全驯服的社会组织。葛兰西直言，这是“法西斯主义第一次真正的行动”；他又问，法西斯的“夺取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蒙特奇托里奥宫喧嚣浑浊的空气中，葛兰西与墨索里尼进入了同一历史时空：这次不在报纸上，不在传闻中，而在国家权力内部，面对面地争夺谁有资格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代表人民。葛兰西将其全部政治思考的要义，压缩在短促而锋利的议会发言中：现代政治真正的战场，绝不只是政府，更不只是军警，而是那些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地带——报纸、学校、社团、工会、政党、地方性机构，以及人们判断是非的“常识”。

这就是葛兰西最著名、也最容易被误读、被滥用的概念——领导权。人们常将其理解成“文化霸权”，仿佛谁控制了媒体、学校和知识界，谁就能稳赢。但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并不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基层组织的引领，而是一种更为艰难、更为缓慢的社会化过程：一种新的道德、新的常识、新的语言、新的组织习惯，怎样在社会内部一点点抽出新芽。因为，意大利并非一个“普通”的现代世俗国家。它既要建构现代政治，又不得不长期与天主教会这一拥有千年成熟组织的庞然大物共处、对峙、妥协。换句话说，意大利的现代性与新秩序，一开始就不是在平地之上建构的，而是始终叠在一个古老而顽强的宗教-政治集团之上。正如兰佩杜萨的《豹》以及维斯康蒂的同名电影所呈现的，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已经到来，而旧贵族、旧教会、旧地方性力量却并未真正退场”的意大利。新与旧不是简单交替，而是彼此缠绕、彼此塑形；而葛兰西恰恰是在这种缠绕中理解意大利政治的。

葛兰西在政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指出，天主教徒所组建的全国性现代政党，是“自意大利复兴运动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意大利，教会不是单纯的“旧制度残余”，而是一种能够组织社会、约束意识、进入日常的强大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葛兰西后来关于“领导权”的思考，才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文化理论。它首先来自一个十分“意大利”的具体问题：真正的领导权不是从上而下压向社会基层，而是通过无数细小的基层渗透、教育工作、情感联结、日常说服和制度萌芽，逐渐进入社会的肌理与结构。在《国家与社会主义》中，葛兰西把“国家”从抽象拉回到现实的组织问题上：一旦旧秩序崩解了，新秩序凭什么站得住？工厂怎样运行？纪律如何形成？群众怎样从被统治者变成能自我组织的主体？随后，《里昂提纲》和《南方问题的若干议题》又把这一问题推进到全国范围：北方工人如果不能与南方农民形成真正的联盟，不能把地方性的痛苦和经验提升为“民族与人民”的政治意志，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

狱中写作，为后来者留下一套可以不断被重新启用的思想工具

1926年11月，葛兰西的政治活动戛然而止，但他并不打算以“圣徒受难式”的浪漫主义革命叙事终结人生。在牢狱岁月中，葛兰西精神世界的孤独与痛苦达到了极点。围绕葛兰西晚年的一个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他究竟有没有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弃子？在无尽的疑虑、猜测与等待中，葛兰西仍在自救、仍在工作、仍在通过书信谴责意共放弃统一战线的政治错误。尽管每日与疾病、酷刑相伴，但葛兰西却拒绝成为一个被神圣化的英雄烈士，因为这意味着他政治实践与政治生命的终结。在1931年9月20日致塔吉娅娜的书信中，葛兰西借用《神曲·地狱篇》第十歌的文学意象表露了此番心意——他不想成为法利那塔式的“殉道者”，而是想保持卡瓦尔堪台式意共领袖的“活人感”：

按传统观点，第十歌是法利那塔之歌 。而我认为在第十歌中表现了两个悲剧：法利那塔与卡瓦尔堪台的悲剧 。我们能够看到卡瓦尔堪台和法利那塔之间的差异。当法利那塔听到有人说佛罗伦萨语时，他立即变回了党派领袖、吉伯林派的英雄；相反，卡瓦尔堪台心中惦记的只有圭多，当听到有人在讲佛罗伦萨语时，他突然一跃而起，希望知道此刻的圭多是生是死 。

当意共与苏联的救援工作不再可能，葛兰西便开始为“永恒”而写作。葛兰西借用德语“für ewig”，不是在追求歌德那种文学意义上的“不朽”（尽管1947年他的《狱中书简》被追授了维亚雷焦文学奖），而是想以一种细密而持久的方式，把政治实践抛给他的时代难题逐一拆开、反复追问——从历史、国家、教育到语言、民俗、文学。

当被迫从现实政治与政党组织中抽离之后，葛兰西的写作方式也随之改变：过去那种作为新闻人、党内领袖、国会议员的锋芒，必须让位于更加“迂回”、更可持续的表达形式。图里监狱的痛苦与折磨让葛兰西懂得，在审查与监禁之下，思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新的传播方式与书写体裁。然而，理论上的迂回，是为了更准确地回应当下的挑战。这或许是让法西斯审查者相信“我只关心文化”的自我伪装，但伪装背后是葛兰西更坚定的承诺——以哲学研究处理所处时代的政治问题。比如，他在狱中对比较语言学的持续兴趣，就不仅是学术偏好，更是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在西欧不同国家如何被“翻译”、被“适配”的反思。也正因此，《狱中札记》才成为他为“永恒”留下的精神遗产。藉由写作，葛兰西在理论上实现了自我救赎，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一套可以不断被重新启用的思想工具。

或许，葛兰西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遗产，并非一套封闭的学说，而是一种在危机中思考与实践的“方法”。他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种新的集体意志如何从工厂车间、报纸专栏乃至日常语言的肌理中缓慢凝结——迫使后来的思考者必须进入具体的历史地形。这也解释了为何其思想始终在不同时代被重新激活：诺贝托·博比奥在《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中，将其“领导权”理论哲学化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石；路易·阿尔都塞则沿着这条路径，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将领导权的运作机制，深化为对意识形态物质性结构的精密剖析。及至拉克劳与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将其发展为超越阶级的、基于“话语链接”的普遍政治理论，葛兰西的思想已然成为理解身份政治与激进民主的语法。与此同时，罗伯特·考克斯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中将其应用于全球层面，剖析物质力量、观念与制度如何共塑国际秩序；而佩里·安德森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中的工作，则始终将我们拉回历史的具体性，提醒我们葛兰西思想中那份连接哲学与实践的、沉甸甸的战略质感。这条交织的学术谱系共同印证了一点：葛兰西早已成为我们时代分析权力、社会与主体性无法绕过的坐标。也因此，在共识于信息洪流中碎裂、权力在平台算法中弥散的今天，从“文化领导权”到“阵地战”的概念，方能被不断激活，用以诊断数字时代的认同塑造与治理逻辑。回到葛兰西，最终是为了获得一种在复杂现实中辨析方位的视野——一种在历史必然与主体意志之间、在宏大结构与微观实践之间保持张力并具体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那颗曾被命令“停止运转二十年”的头脑，其思考的深沉节奏，依然在与我们时代的纷繁脉搏共振。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报馆、工厂与监狱之间的葛兰西——写在葛兰西被捕一百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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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