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壹：找到“真问题”，引出“生长感” | 博主聊阅读

“知识框架”曾经流行过几年，很多人提，很多人问，也有很多人表示困惑。我就是那个追求过，然后感到困惑的人。“知识框架”似乎在暗示一种图景——我们的人生阅历、经验等诸多一切都可以像货架上的物品一样被陈列，被展示，可以随时取用，一目了然。如果真的存在，我要怎么建立、塑造这一切呢？那些鼓吹流行词的人们还会承诺你，通过这几本书、几节知识付费、几次线下“私董会”快速帮你建立知识体系，彻底认知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但真的存在如此的图景吗？

起码我过去五六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如何形成自我判断，这个方式好像并不如他们所说，更不像他们承诺的那么轻易。我逐渐感受到，一本书带来的是细微的生命力，它更像是某种“脉络”，这种生命力不是冰冷货架上的什么产品。它难以被塑造，更不存在标准化，其中充满了惊喜、意外和不确定。它需要一个真问题来激发。

我和两位好朋友超哥、星光一起做了一档读书播客叫《文化有限》，每周聊一本书，节目到现在已经做了三百多期，持续了六年多。做出播客只是一个结果，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起初是抱着一个非常简朴的心态，只是想组建一个读书小组，三人每周一起读一本书，读完了聊一聊各自的想法，纯粹朋友之间的聊天。

这播客就好比，我们仨在路边正聊天呢，边上走过一位朋友，他一听，心说：“嘿，觉得这仨人说得还挺有意思，恰好他们聊的这本书我最近也看过。我倒要听听他们怎么说。”于是，这位路过的朋友搬了把椅子，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聊天，偶尔可能还插一句嘴（在评论区留言）。

播客《文化有限》录制现场

日积月累，我们不知不觉聊了三百多本书，也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选书的标准是什么啊？我每次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说，真的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的选书非常随意且带有个人偏好。打开节目目录可以看到，我们选择的文学类书比较多，这纯粹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觉得讲故事这件事很有趣，能聊的东西多，可以讲故事梗概，可以分析人物动机，可以找一找故事里的隐喻，可以结合我们的现实生活探探虚实，逐渐也就形成了节目风格。

做节目，我们有三条彼此心照不宣的标准：不回头、不重复、不卖书。

首先，大千世界，我们一位作家就聊一次，选一本书。其次，在不同的节目里，每个人相同的观点和经验也只说一次，不重复自己。第三，《文化有限》欢迎广告和商业合作，但我们永远不在《文化有限》里卖书。

第一条，会让我们更能聚焦在作家的代表作上，让自己没有机会再去找补“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我告诉自己，如果你真的在意、喜欢这位作家，那你就倾尽全力去准备这档节目，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同样地，如果这位作家的作品并不适合我当下的口味，那聊一次也就够了。

第二条，是我们的自保。在内容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创作者本身对内容就失去了兴趣，没有激情，或者不相信自己做的东西，那这样的创作一定是很难长期进行下去的。而“重复”是最容易让人陷入无趣循环的原因。有许多我认识的创作者，不仅局限于播客，往往是听众还没有意识到创作者的套路，他却会因为自己过多重复自己的观点、故事、经验而变得对自己做的内容产生厌弃。所以，在做《文化有限》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永远是问出一个新问题，做一些新表达。这是逼着自己往前走、保护自己往前走的必要手段。

第三，不卖书，不做书的生意。这源自我的播客搭档超哥的提议。有太多师友劝过我们，话术往往是这样的“你们多适合卖书啊”“你们直接挂链接就行”“我给你提成”……感谢好意，但我们都婉拒了。只要我们不想着从书上赚钱，那我们去谈论一本书的时候才能足够自由。

除了节目的框架，内容方面我一度有过一些担心，会不会节目做了一段时间，彼此之间没得聊了？我们对一本书的看法聊尽了怎么办？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伪问题。它从未发生，而且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节目越做越长。它出现了某种通过真问题引发的“生长感”。

那什么是“生长感”呢？

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讨论李翊云老师的《鹅之书》，它源自一个法国真实的新闻事件。

1957年，法国农村出现了一位天才少女，叫贝尔特·格里莫，她一边帮家里放羊，一边在14岁写出了一部乡村小说叫《英俊的小丑》，小说发行之后轰动了欧洲，很多人争相翻译，还有导演要改编电影，有英国的学校来邀请她去海外上学。但是，等贝尔特入学了大家才发现，她读写能力很差，没人能解释她是怎么把这本书写出来的。于是她很快也就在文学界消失了，直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故事，李翊云写出了《鹅之书》，简单讲，这是一个关于两位女性的成长故事。成年后的“我”，一位叫阿涅丝的法国女作家，回忆自己童年好朋友法比耶娜的故事。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总会产生很多奇妙的、美妙的联想。

比如，一旦写到关于两位女性的友谊，尤其是从小长大的童年经历，我们都会想起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关于莱农和莉拉的故事。我会好奇李翊云要怎么描写两位女性从小一起长大的故事？那些细密的情感，她会呈现怎样的独特性？

又比如，小说的主人公，“我”的好朋友法比耶娜在小说一开始就死去了，这是一个关于追寻过去记忆的故事，又会让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他那个流传整个文学史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又因为这本书是倒叙，一切是由阿涅丝所讲的。我又会想到石黑一雄的不可靠叙述，想到《长日将尽》里，描述叙述者“我”和肯顿小姐关系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持久不断地沉湎于某种想法中无法自拔，是会经常出现这种当局者迷的问题的；直到相当意外地受到某种外部事件的激发，才会憬然醒悟到事情的真相。”

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阿涅丝和法比耶娜共同策划了一个嘲讽成年人世界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且成功了。作为读者，我最大的好奇就是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最后，回到这本书的书名——《鹅之书》，一边读我一边会问，谁是鹅？谁养了鹅？

我很喜欢李翊云的一句话，追随一个念头，直到能企及的尽头。对于我们读书、聊书来说，那就是放置一个念头，让它自由生长。这就是那种迷人的“生长感”。总之，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不论我是想看一个精彩的故事，还是希望从文学里得到更多层面的满足，它都能提供。

另一次节目，我们一起读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个人物是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他引发我去思考一系列的“真问题”。

从白孝文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礼治社会是怎么崩溃的。白孝文的堕落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道德问题，他摧毁了整个白家“仁义”的牌匾。这就是那个差序格局造成的影响。

接着，我想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对礼治秩序有专门的一段论述，大意说的是，我们得搞清楚，礼治不是指所有人都特别文质彬彬的一个理想国。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白鹿原》里白嘉轩执行族法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对人的训诫不比法治来得轻。

接着，费孝通继续对比礼治和法治的不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

这段里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个人的敬畏”，因为敬畏，所以主动服从。一旦白孝文“觉醒”了以后，他彻底放飞了，不演了，不装了，不害怕了，没有任何羞耻感以后，他可以当乞丐去要饭，可以被人瞧不起。他直接就跳脱出了这个秩序。

这就是礼治秩序崩溃的那个关键点，我不敬畏你了。礼治社会最怕的不是犯错的人，是不要脸的人。在电视剧里，白孝文的妆造做得很好，脸上一直有一块疤，意思就是不要脸了。

在书里，很多次写到白嘉轩的腰，这也不单是在写身体，起码有一半是说这个人的骨气。所以才有了，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太硬。

说回来，我们看到白嘉轩必须严惩白孝文，不光是在惩罚他的罪行，同时也在挽救他作为族长要维持的敬畏，可惜最终也没有成功。这一套秩序的崩塌已经不是你白嘉轩一个人能挽救的了。

我们都知道，白孝文后来进入了新的秩序，当县长了，剿匪了，最后是他作为“白孝文县长”发表了讲话，然后军事法庭立即执行了黑娃、田福贤、岳维山的枪决。

这一场戏书里写得相当精彩，是一个苍凉的、悲壮的时代的落幕。这个时候的白孝文，不再是白家的长子了，他做任何事情再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在翻开《鹅之书》或是《白鹿原》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一切是可以如此组合、连接的。而与其把上面肆意的联想认定为构筑一个人的知识框架，我更倾向有机地形容它为脉络，它一定带着某种生命力，某种随机性、某种不确定性才迷人。在过去几年做读书节目的日子里，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闪光时刻，这种时刻是非常个人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不要担心它难以击中他人，首先你要能打动自己。

所谓“真问题”不是哲学、人类学的那种大哉问，而是更面向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独特的生命经验。你要不断向自己提问，这件事是不是我真的在乎？我在乎的是别人的看法，还是自己的好奇？把它们放在一起会不会变得更有趣？我是不是对刚才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感到欣喜？

读书就像不断在海边捡石头，你要耐心找到那块——只打动你就足够的——闪耀的东西，读书终将会让我们遇到那个独属于每个人的“真问题”。

原标题：《杨大壹：找到“真问题”，引出“生长感” | 博主聊阅读》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袁欢

本文作者：杨大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