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长江通商后的首例中外交涉（下）

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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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6年4月18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第1063期，以下为原文。

续前篇：《》

善后，在抗议之前

有意思的是，早在英国方面正式提出外交抗议的十几天前，江西地方已经对九江冲突作出了处理，并将结果上报咸丰皇帝。只是由于当时清廷内部各行政体系之间的信息传递迟缓、彼此并不完全贯通，这一套“已经处理完毕”的地方结论，并未及时进入总理衙门的对外交涉系统。

因此，当恭亲王奕䜣下达要求江西方面“妥为办理、平息事端”的指示后，总理衙门直到8月2日，才收到江西巡抚的正式回覆。此时，距离九江冲突发生，已过去四个多月。

总理衙门录九江英人租地案卷

江西巡抚毓科在呈递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对事件经过作了说明。奏折称，事起于英国领事官许士在九江城外设立领事馆、办理通商事务之时。彼时九江城内局势混杂，上游黄州、下游安庆均为太平军所据，大批湘军往来驻扎，游兵散勇见洋人“奇装异服”，遂生挑衅、侮辱之举。

毓科在奏折中强调，江西方面始终严格按照天津通商条例第十八款规定，对外国商民予以保护，并早已派出兵士在英国领事馆附近巡逻，以保障其人身与财产安全。为防止湘军游兵滋事，江西方面还专门致函曾国藩，要求其对所属兵勇严加管束。

事件发生后，正在九江办理通商事务的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亦即《九江租地约》的中方签署人——即刻前往英国领事馆慰问，并严令九江府、德化县迅速缉拿滋事之人，同时责成本地驻军加强约束兵士。其后，经查明，现场丢掷石块者方贵玉、吴鸣士、罗启友三人被捕，分别处以杖责一百，“并于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示众”，以儆效尤。

毓科在奏折中进一步表示，此事发生，地方官员实属失察，因此对相关人员一并追责：德化县令张国经被撤职，并记大过三次；九江前后营守把总秦得荣、丁世昌，各重责四十大板，并各记大过一次。同时，已责令九江各级官员今后务须依照条约规定，审慎办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务，并要求地方驻军严加管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从这份奏折来看，江西方面显然已将责任切割得相当清楚：闹事者并非本地良民，而多系湘军游勇；即便如此，地方官员仍然主动担责、严厉处分。换言之，事情虽非“江西之过”，却仍“照章问责”，一名县令被撤，一批军官挨板子，态度不可谓不端正。

江西方面之所以如此处理，并非小题大做。九江冲突发生在长江开埠之后的高度敏感时期。正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长江通商才被迫开放；而此前因冲击英国使团，引发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丢石头尚可勉强压下，一旦事态升级，真要引来游弋长江的英国军舰开炮，曾国藩水师那些木壳炮船，恐怕难以支撑；至于九江城头，除几杆土铳外，更无还手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情愿与否，江西巡抚毓科都必须对九江冲突作出从严处置。否则，轻则摘去顶戴花翎，重则引火烧身，甚至性命难保。对地方官而言，这既是一桩外交风波，也是一道关乎自身仕途安危的生死题。

闹事，拆迁中的利益冲突

这一事件中，最值得追问的，是冲突为何产生？

如果说被拆迁的本地居民对英国人心怀不满，并不难理解；那么，真正冲在前面的却是湘军兵士，这一点就颇为反常。

江西方面的报告并未解释缘由，只笼统称为游兵散勇滋事。然而，湘军既未与英国交过手，也谈不上什么民族情绪，指望这群丘八为了“国家大义”去顶着挨枪子的风险，显然不现实。若非切身利益受损，很难解释他们为何一再出头。

许士的报告，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称，领头闹事者曾在湖南当兵，咸丰七年（1858年）湘军攻占九江府城后，便在西门外一带私自占地居住，当地官府亦未加干预。如今听闻英国人圈地建租界，要凭地契给价付偿，此人因所占土地并无地契，担心既被逐出，得不到补偿，遂带头起哄，并纠集同伍闹事。

这一说法，与《九江租地约》的具体条款并不矛盾。条约中明确规定，本地居民须到官府处“呈验地契，当面核算”，由官府定价收买。没有地契的“黑户”，自然难以获得补偿。所谓冲突，归根结底，是一次围绕违法占地展开的利益纠纷。

如此看来，那些游兵散勇反复围攻、起哄，甚至冲击领事馆，并非一时意气，而是一种极为现实的选择——只要拆迁推进不下去，占地便还能保住。

至于许士的说法是否完全属实，已难以核实。江西方面的奏报中并未予以印证，若果真如此，地方官员也确实不便明言：多年对违法占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却酿成中外冲突，责任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德化县令被撤职，未必全是替湘军“背锅”。

许士在担任上海总领事时所写的一封函件（局部） 来源：孙中山先生纪念馆（网站）

英方关于起事缘由的解释，可信度并不低。湘军屠城后，九江几成废墟。半年后英国人来访时，城中居民仅三百余人，而守城湘军却有三千之众。地契、户籍多毁于兵燹，西门外又不在城内，无主之地遍布，兵士私占其间，几乎成了默认状态。

但再硬的脑袋，也硬不过洋枪洋炮，更硬不过不敢开罪洋人的清廷官员。

《九江租地约》签署不过几天，工地上便已动手，这场冲突看上去，像极了一次失败的旧城改造：当地领导（德化县令）免职、公安法院（九江驻军统领）灰头土脸、开发商（英国人）被砸门丢石、闹事者被拘留（杖责示众），三方似乎都付出了代价。

然而，真正笑到最后的，仍然是开发商英国人——他们只要修好大门，之后的拆迁就能顺利进行了。

结语

回看九江英人租地一案，最耐人寻味的，是围绕这起事件往返流转的奏折与照会。英国外交官、总理衙门与江西巡抚，都在用各自的立场讲述同一件事，选择性呈现事实，将责任尽量推向他方。正因如此，这起有官方档案留存的长江通商后首例中外交涉案，既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中央与地方、不同官僚体系之间的博弈；它同时还是一次典型的拆迁案件。

两份奏折的题名，本身就泄露了立场。总理衙门的奏折称《英商在九江租地界定典房与民冲突》，措辞克制，重在“界定”，将事件处理为一桩程序性纠纷；而江西巡抚的奏折则名为《英在浔拆房设码头民众心怀不甘打入领事馆》，其中“拆房”“民众”“心怀不甘”等字样一并出现，已将事件的社会张力直白点出。责任虽然被推给了湘军，但地方的态度，并非全然冷漠。

这当然不是一场简单的流氓地痞与“开发商”的冲突。湘军也是民众，游兵散勇同样是百姓。英国人在九江租地建房，服务的是本国的商业体系，而这种安排，必然会挤压和改写九江原有的生存空间。西门外片区的居民，无论是否得到高于市价的补偿，都没有真正说“不”的权利——他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一场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易。

利益的碰撞，加上地位的不对等，最终构成了冲突的根源。这类冲突，并不会随着一次惩戒而消失。随着外国人陆续进入九江，它只会反复出现，规模更大，形式更激烈。只是，在咸丰十一年的九江，“民众”仍只是被记录、被安抚、被处分的对象；“人民”这一古已有之的词汇，要获得新的政治含义和阶级内涵，还需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酝酿。

参考文献：

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租地租界类·江西英人租地·九江英领事租地案》，档案编号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