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屋里那对廉价的红蜡烛爆了个灯花。我端着洗脸盆站在门槛外,脚像是生了根,怎么也迈不进去。床沿上坐着我的新媳妇,她没像别人家新娘子那样低着头绞手指,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刚买回来、不知道好不好使的农具,透着一股子防备和审视。
那是我刚娶进门的女人,邻村出了名的“母老虎”,叫秀兰。
“水端着不沉啊?不嫌沉你就站那一宿。”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算大,但脆生生的,像冬天檐下结的冰溜子砸在青石板上。
我赶紧把脸盆放在木架子上,搓了搓手,不知怎么的,连呼吸都觉得多余。红盖头早就被她自己掀了扔在一边,她穿着那件略显宽大的红棉袄,头发有些乱。我走过去,结结巴巴地问她饿不饿。她没搭理我的话茬,自顾自地走到脸盆前洗了一把脸,水花溅得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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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干脸后,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稍微缓和了一点,但依然透着股狠劲:“李建国,我不管你以前是个什么性子,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个锅里摸勺子了。我不求你大富大贵,但你得像个爷们儿样。你要是敢在外面沾惹些不三不四的,或者在家里跟我耍横,我手里这把剪刀可不是吃素的。”
说着,她真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做衣服用的大剪刀,“啪”地一声拍在床沿上。
我咽了一口唾沫,连连点头。那天晚上,我们和衣而卧,中间隔着能再躺下一个人的空隙。我听着她匀称的呼吸声,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娶秀兰,实在是因为我家底太薄。98年那会儿,村里稍微齐整点的姑娘,彩礼都要得让人砸锅卖铁。
秀兰家没要多少彩礼,唯一的要求就是男方得老实本分,上面没公婆管着。我父母早亡,跟着哥嫂长大,性格也软糯,正合了她家的意。可村里人都替我捏把汗,说秀兰在娘家时,因为邻居占了她家一垄地,她能拿着铁锹在人家大门外骂上三天三夜,是个惹不起的主。
婚后的日子,没有新婚燕尔的蜜里调油。秀兰是个干活的机器,天不亮就起床,院子扫得连根鸡毛都找不着。灶屋里永远有热气腾腾的苞谷糁子粥和掺了白面的馒头。她干活麻利,指使我也绝不客气。
“李建国,把后院那堆柴劈了,劈不完别吃晌午饭!”
“李建国,去自留地把草拔了,那草长得比庄稼都高了,你眼睛瞎啦?”
每天听着她在院子里的吆喝,我哥嫂有时来看我,眼神里都透着同情。我虽然心里憋屈,但也得承认,自从秀兰进了门,我那原本像狗窝一样的破屋子,终于有了点人味。衣服破了,第二天肯定补好放在床头;鞋底磨穿了,不出三天,一双纳得密密实实的新千层底就会扔在我面前。她扔给我的时候从来没好脸色,总是说:“穿废了自己做去,当我是你雇的长工啊。”
我对她的惧怕,在婚后第三个月达到了顶点,但也正是那件事,让我第一次看清了她这只“母老虎”外皮下的真面目。
那时候正赶上收麦子,家家户户都抢着好天气打场。我借了我堂叔家的牛车去拉麦子,结果牛在半路上受了惊,把车轴给别断了。我吓得六神无主,把牛牵回去的时候,堂叔的脸拉得比驴还长。他不仅让我赔车轴钱,还非说牛受了惊吓,这几天干不了活,让我包赔他地里的损失,一张口就是一百块钱。
九八年的一百块钱,对我们这个刚成立的穷家来说,那就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刮油。我蹲在院子里直揪头发,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秀兰从地里回来,看着我这副窝囊样,眉头一皱,问清了原委。她一言不发,转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拎着一把铡草用的铡刀。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住她的腰:“秀兰,秀兰你别冲动,钱我出去借,你可别干傻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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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把甩开我,力气大得惊人:“借?你拿什么还?他欺负你是个软柿子,我可不是!走,跟我去他家!”
我连滚带爬地跟在后面,到了堂叔家门口。秀兰一脚踹开虚掩的大门,把那半截铡刀“咣当”一声扔在院子中间的青石板上,火星子直冒。
“叔,我敬你是长辈,叫你一声叔。”秀兰双手叉腰,声音洪亮,“车轴断了,该赔多少我们一分不少你的,明天我就去镇上买个新的给你安上。但你说牛受惊要我们赔一百块钱,你这是欺负建国没爹没娘没人撑腰是吧?今天这钱,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坐在这不走了。谁要是敢硬抢,先问问地上这块铁答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