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除夕夜，毛主席向警卫提一要求，周福明：达成后主席很高兴

1975年12月的长沙，湘江水面蒙着薄雾。毛主席在橘子洲头小住时，地方同志悄悄备好了过年用品，烟花爆竹也打好包，按习惯写上“恭贺新禧”。谁也没想到，这些原打算留在潇湘夜色中燃放的鞭炮，几周后竟会被用在中南海，为一位垂暮老人点亮最后的除夕。

次年1月初，毛主席返回北京。火车刚进丰台站，湖南随行人员把那箱鞭炮交给供应处的吴连登。鞭炮被记上编号，放进仓库，无人再提起。毕竟，自1949年中央机关进驻中南海，院里从未准许放炮竹，纪律早已成了惯例。

时间拨到1976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北京城的寒风割面，皇城根下却已开始飘出年味。游泳池畔的灯光昏黄，毛主席日夜卧病的居所里，几名工作人员轮值伺候。卫士周福明与医护、机要员一起，把握每一次脉搏、每一次翻身的节奏。就在此时，外头远远传来零星爆竹声，那是城里百姓提前“试响”，提醒人们年关已近。

除夕赶到。2月5日的夜，钟声尚未敲响，大院里的气温降到零下八度。按照医生嘱托，毛主席只吃了几口软烂的米饭和半片武昌鱼。餐后，他慢慢被扶到客厅，斜倚在竹制沙发上，目光掠过窗外黑沉的天空。忽然，他低声问周福明：“外面放鞭炮了吗？”声音轻得像风，“咱们也放一点吧，同大家过个年。”短短一句，却让屋内几人对视片刻，随即赶紧行动。

此情此景，在场者无不意外。周福明立刻吩咐值班员去找鞭炮；吴连登飞奔到仓库，才想起那箱“长沙货”一直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五分钟后，红纸包装被拆开，几挂“大地红”抱在怀里，寒气透骨，火药味却格外清晰。

夜里十一点，中南海西门口灯光骤亮。院墙高耸，安静得能听到松枝摇动。警卫战士点燃引线，噼啪声划破深冬，火星迸溅，映得雪白墙面一阵通红。室内，毛主席透过玻璃，注视那一串炸响。周福明回忆：“他嘴角扬起，眼里像盛了光。”没人敢大声说话，只有窗外连绵不断的脆响，把节日的热闹硬生生送进这间病房。

这一挂炮仿佛穿透了岁月，把众人带回那段烽火连天却激情四射的年代。1929年的大柏地，毛主席曾让军需想方设法给断炊的红四军筹出“年饭”；春节枪声与鞭炮声交织，敌军刘士毅三个团被一口吞没。十几年后，陕北枣园礼堂里，干部主动把前排座位让给乡亲，毛主席坐到最后一排，说一句“人民是衣食父母”。到了1957年，他又在颐年堂招呼40多位民主人士，“来一碗肉末挂面，站着也好”。一桩桩、一件件，皆是对“和群众一起过年”四个字的最好诠释。

然而此刻，他已无力步出门槛。昔日驰骋千里的雄健之躯，被岁月和病痛一点点蚕食。放完炮的吴连登推门进来，小心询问：“主席，还要再放一挂吗？”老人缓缓摇头，眼皮微垂，却依旧带笑：“够了，让大家休息。”随后，他合上双目，似在聆听远处零星的余声。没人再打扰，只剩呼吸与外面渐远的炮竹回响。

夜深，警卫悄悄整理爆竹残屑，生怕第二天风一吹，红屑飘进水面。那点火药香味却久久萦绕，让人想起几十年来每一个简朴却滚烫的春节画面：有的在前线灯下写着红纸标语，有的在窑洞里搅玉米糊糊，有的则端着面碗听领袖谈笑。无论时局如何艰险，毛主席始终把“先让战士吃饱”“请乡亲坐前排”挂在嘴边；而到了生命尽头，他依旧惦记的是身边这些昼夜值守的年轻人，让他们也感受一次真正的年味。

2月6日零点，鞭炮声在京畿渐息。毛主席被扶回卧室，轻声说了当天的最后一句：“新年好。”声音微弱，却让所有在场人红了眼眶。再过七个月，1976年9月9日凌晨，83岁的他与世长辞。那年除夕的爆竹，成为他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对周福明等人来说，也是最长久、最清晰的记忆。此后，中南海恢复了往日的寂静，但每到腊月，人们总会想起那晚的红光——那不是寻常的年俗，而是一位老人以最平常的方式，向陪伴自己多年的同志道一声“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