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国竞争的关键已经浮现？郑永年：国内陷入“土豆式”内卷无异于集体自杀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的行程常常排得密不透风。

每隔几天，他公开的活动信息便会更新。3月20日，他出席广东的“十五五”规划专题分享会；3月22日，他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3月24日，他到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4月初，他又应邀到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似乎是他的学术策略之一。郑永年说，自己不是“书呆子式”的学者。他长期从事政策研究，也长期与企业、社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在他看来，政策研究不能只从书本中来，也必须进入真实世界的运行现场。

他像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个话题好讲。”郑永年说。停顿片刻，他又补了一句：“同时非常重要。”

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起初并不容易理解。对郑永年来说，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当然是区域发展议题，但又远不止于区域发展。它真正指向的，是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如何打破内部壁垒、组织创新资源、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的问题。

换句话说，长三角能不能“拧成一股绳”，不只是长三角自己的事。

内卷就是集体自杀

“各地政府没有独立思考，看别人做了自己也赶紧做，也不思考有没有条件，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上。科创体系要从封闭转向开放，要形成庞大的科技交换市场和思想交流市场，对内开放甚至比对外开放更重要。”

郑永年是浙江余姚人。虽然这些年主要在珠三角工作，但他一直说，自己是地道的“长三角人”，也一直密切关注长三角的发展。

在他看来，“十五五”相关规划表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进一步拓展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

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延展。“为什么单单把上海放在括号外面？”郑永年问。

他给出的解读是，上海仍然是龙头，但这个龙头不能只想着自己。“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要有一个老大哥的样子。”他说，所谓“老大哥”，是要更大气、更开放，要把视野打开，也要考虑“兄弟伙”的利益。

2026年3月30日，工人在位于浙江省新昌县的万丰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厂房工作。 新华社记者 程丽 摄

但现实情况是，各地发展中“内卷”的情况时不时出现。

那段时间，“Open Claw”是热门科技词语，带动AI智能体爆火，也掀起一波“养龙虾”的热潮。长三角各地政府反应很快，纷纷出台支持政策。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政策就是这两天准备的。”

一个风口出现，各地很快跟进；一个赛道被看好，各类园区、基金、补贴、招商计划迅速上马。热潮来时一哄而上，退潮时又一哄而下。这样的循环，在很多领域都曾不同程度出现。

郑永年对此有些着急。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价格战持续升级，企业之间靠低价竞争抢占市场份额，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新能源汽车再这样内卷下去，最后的赢家就是特斯拉。”郑永年说，国内十多家最好的汽车厂家，利润加起来可能还不如别人一家。他说这话时语气并不激烈，却很直接。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内卷是存量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量。“大家都抱着一个心态，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郑永年撇撇嘴，“太没意思了。”

按照他的判断，内卷就是集体自杀，没一个是赢家。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行政体制之间的阻隔，为了把GDP留在自己口袋里，“屁股决定脑袋”，各地都早早布局，抢占先机，在时间差上筑起竞争的护城河。

在科创领域，这种逻辑尤其危险。科技创新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如果各地围绕同质化赛道重复建设，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稀释真正有潜力的创新力量。

这就像一个个土豆。土豆光溜溜的，颗颗分明，土豆茎一断，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郑永年问：“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实验室之间，都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怎么才能打通？”

由此，郑永年呼吁“开放”，“对内开放甚至比对外开放更重要”，他认为。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反常识。人们谈起开放，通常首先想到的是面向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扩大贸易。但在郑永年看来，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内部市场、内部区域、内部制度之间的开放同样关键，甚至更加迫切。

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产业体系足够完整、创新资源足够丰富，如果内部壁垒不能打通，就会形成巨大的制度性损耗。反过来，如果内部要素能够充分流动，区域之间能够合理分工，中国自身就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创新循环和科技交换市场。

“开放的好处，在于形成合理的劳动分工。”郑永年说。但这需要协调机构，也需要制度创新，把阻隔开放的东西都清除掉。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恰恰需要这样的制度能力。

中国的成功不能叫弯道超车

“近代以来，不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工业化的经济体，还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才叫弯道超车，我们没有弯道超车，从农业化一路走到工业化，只是我们比人家走得快。”

在郑永年看来，理解今天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化科技创新，还要回到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本身。

在他的划分中，中国经济前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西方成熟技术的引进、学习、消化和应用。更直接一点说，其中包含了大量“山寨版”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中国企业和市场逐渐开始出现原始创新能力。

到今天，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源泉。

在新石器（盐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无人车生产线，一辆无人车在进行调试（3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有种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指国家经济增长停滞、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郑永年更强调另一个问题：中等技术陷阱。

一个经济体如何把自己提升成为发达经济体？能源丰富的小经济体，可能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致富；小型经济体，也可能依靠某个单一产业站上高收入水平。但对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经济体来说，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换句话说，中国要跨越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门槛，更是技术能力的门槛。

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提出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

这三个环节看似常见，但在现实中并不总能顺畅衔接。

先看基础科研。郑永年认为，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投入、论文数量、专利申请和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数量多”并不自动等于“能力强”。基础科研最需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和自由探索。如果过早要求基础研究必须立刻产业化，反而可能伤害其原创性。

再看技术转化。郑永年观察到，一些做基础科研的人还要筹钱、办企业、找市场，现实中成功案例很少。成熟的创新体系，应当允许不同角色各司其职：科学家专注发现，工程师完成验证，企业家组织产业化，资本承担风险定价，政府提供制度和公共平台。

最后是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尤其在硬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往往需要多年投入。没有耐心资本、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和资本市场支持，许多技术很难走完“死亡之谷”。

因此，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要真正建成，不能只是多设实验室、多引人才、多挂牌子，而要打通“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落地—金融支持”的完整链条。

中美竞争关键在城市群

“国家之间的竞争重点在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以前把城市只是理解成一个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城市就是产业的载体，有现代产业的集群。”

郑永年分享了一组观察：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中，华人和移民背景人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在硅谷的许多人工智能企业中，不少独角兽企业创始人是一代、二代移民，其中包括从中国出去的人。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在一些方向上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论文质量也不断提高。但让郑永年遗憾的是，一些人才和企业仍然选择去美国硅谷创业。

类似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人工智能领域。

有一次回浙江，郑永年和当地人士讨论中美芯片之争。有人开玩笑说，这哪是中美芯片之争，某种程度上是“流落到美国的浙江人”和中国芯片产业之间的竞争。

这个说法当然有夸张成分，但它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人才流动、资本流动和创业生态非常关键。

“美国制造”并不等于“美国人制造”。更准确地说，它是世界上一批聪明人在美国这个平台上制造。美国提供的是场地、制度、资本、市场和全球网络。

在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机器人在模拟家庭服务场景内叠衣服（2026年3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郑永年认为，中国并不缺创新能力，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创新在国内落地。

他重点考察了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生物医药三个领域。在他看来，这些领域都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但也都存在成果外流、生态不足或转化不畅的问题。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近年来已经进入原创阶段。但不少国内辛苦研发出来的成果，被海外公司以几亿美元买走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可能形成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估值。药品生产上市后，中国市场又要以更高价格进口回来。

在互联网领域，他提到游戏产业。《黑神话：悟空》走红，显示出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巨大潜力。但还有不少游戏产品，因为各种原因拿不到批号，或难以及时进入市场。

他摊了摊手说：“怎么把这些人才、这些创新留在国内？”这个问题，正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

而长三角的科创水平在世界级城市群格局中的位置，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

郑永年判断，我们正在经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高度集中。其中的关键竞争发生在中美之间，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主要城市群之间。

中国的增长极，同样越来越集中在几个重要城市群：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其中，长三角要扮演“扛大梁”的角色。

采访快结束时，郑永年又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什么重要？

答案其实已经藏在他一连串比喻里。

实验室之间的墙应当拆掉，地方政府之间不能总是“土豆和土豆”的关系，城市群内部也不能在同一条赛道上彼此消耗。中国要拉动“三驾马车”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要在中美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把分散的创新资源组织成系统能力。

长三角的使命，不是多建几个园区、多抢几个项目、多追几轮风口，而是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足以吸引全球人才、承载原创技术、孵化未来产业的世界级创新生态？

郑永年说，这个话题“好讲”。真正难的，是把它做成。

原标题：《中美大国竞争的关键已经浮现？郑永年：国内陷入“土豆式”内卷无异于集体自杀》

栏目主编：陈抒怡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巩持平 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