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阿Q正传》是近现代中篇小说的天花板

文/阙兴明

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在北京西城一间小屋里，一边咳嗽一边写的。一九二一年冬天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每周登一段，陆陆续续登了将近两个月。当时读报纸的人觉得好笑，觉得这个阿Q真可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但笑完之后，有人开始不安了——那个阿Q，怎么越看越像自己。这种不安，才是这篇小说真正要送给读者的东西。

先说说这篇小说最了不起的成就：它创造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活了一百多年，而且看样子还会继续活下去。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这些话现在连小学生都能随口说出来。全世界能做到这一步的文学形象没几个：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浮士德，也许再加一个卡夫卡笔下的K。阿Q是中国人贡献给这个名单的唯一一个。

这不是随便哪篇好小说能做到的，这是把虚构人物变成通用概念的伟力。一个没读过《阿Q正传》的人，照样会说“你别阿Q了”。这意味着鲁迅创造的这个形象，已经超越了文学，成了我们观察人性和社会的一副现成眼镜。

阿Q到底是个什么人？

没家，没姓，没名字，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给人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想姓赵，赵太爷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想跟人打架，打不过就缩头，等人家走了，心里说一句“儿子打老子”，然后“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他被人按着脑袋在墙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疼是真的疼，但只要一想“这是儿子打老子”，那疼就变成了光荣。他在赌桌上赢了一回，真赢了，结果被人打了一顿，钱也被抢了，他打自己两个嘴巴，觉得打的是别人，于是又“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他去尼姑庵偷萝卜，被狗追，被大脚婶子骂，他不觉得丢人，反而觉得是因为自己“被女人喜欢”。他跟小尼姑闹，拧她的脸，然后“飘飘然的飞了一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这不是蠢。这是一种活法。没有这种活法，他活不下去。一个人活在社会的绝对底层，谁都可以打他、骂他、羞辱他，他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这个处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脑子里把失败改成胜利。这不是阿Q个人的毛病，这是一个人在被逼到绝境之后，自己给自己搭的避难所。鲁迅没有嘲笑阿Q，他是把阿Q放在你面前，让你看清楚：如果一个人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他就会自己造一个假尊严出来。这东西可笑吗？可笑。可悲吗？可悲。但最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有时候也这么干。

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选择了一种很特别的写法。他把这篇东西叫“正传”。“正传”这两个字是有来头的，《史记》里给帝王和重要人物写的传记才叫“正传”。他用给圣人立传的规格，给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流浪汉立传。

他一本正经地考证阿Q到底姓什么——姓赵？可赵太爷说他“那里配”。那姓什么？不知道。他考证阿Q的名字到底怎么写——外国人叫他“阿Quei”，中国人写“阿Q”还是“阿贵”？不知道。他考证阿Q的籍贯——有人说他是山西人，有人说他是浙江人。他像做学问一样，把这些“考证”写得煞有介事，最后告诉你：其实都不知道。

这种写法，叫反讽。但反讽不是嘲笑，是让你看到一个本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居然被这样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这说明他的存在，不是个人的悲剧，是整个文明的病。鲁迅用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把那个时代的社会真相翻了个底朝天。

再说说这篇小说的文笔。

很多人以为鲁迅的文笔是“冷”，其实不是冷，是准。他用的全是平常话，大白话，没什么花哨的词，句式也简单。但你仔细看，每个字都不白用，每个句子都有它的重量。

比如写阿Q被打之后那段话：“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这里有一个词——“形式上”。什么叫“形式上”打败了？意思是他肉体上输了，脑袋上起了包，但精神上他赢了。一个“形式上”，就把阿Q脑子里那套扭曲的逻辑全抖出来了。这比写一大段心理分析要狠得多，也准得多。

再比如写阿Q被赵太爷打的那场戏。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阿Q喝了酒，高兴地说自己和赵太爷是本家，排起来还比秀才长三辈。消息传到赵太爷耳朵里，鲁迅这样写：“赵太爷大怒，给了阿Q一个嘴巴，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句子很短，节奏很快，那一巴掌像打在读者脸上一样。而且注意那个破折号——赵太爷先打了人，再说为什么打。顺序很重要：先动手，后讲理，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讲理。“你那里配姓赵”——不是“不姓赵”，是“不配姓赵”。姓什么不是血统问题，是资格问题。这一句话，把那个社会的权力逻辑写得明明白白。

还有写阿Q临刑前画押那段。他拿笔在纸上画圆圈，想画圆，因为赵太爷说过他连圈都画不圆。他“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但手抖了一下，“画成瓜子模样了”。这一段写得极慢，好像你能看见那支笔在纸上发抖，好像你能听见纸被笔尖划破的声音。一个快要被砍头的人，最惦记的事情是圈画得圆不圆——这荒唐吗？荒唐。但荒唐到极点，就是悲凉。鲁迅不写“啊，多么可悲”，他就把这个画面摆在你面前，你自己看着办。

鲁迅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用一句看似平常的话，把整个人的处境说透。阿Q被人欺负了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是他有一次被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他喊了一句“虫豸”——这是未庄人骂人的话，意思是“你连人都不算”。阿Q喊完，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什么叫“自轻自贱”？就是主动承认自己不是人，然后从这个承认中获得一种优越感——“我承认我不是人，你敢承认吗？”这种写法，已经把阿Q的心理扭曲写到了骨头里。

这篇小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用两万多字，写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

未庄这个小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赵太爷是有钱有势的，钱太爷也是。假洋鬼子是留过洋回来混的，他在日本剪了辫子，回来又接上了，嘴上挂着“我们民国”如何如何。地保是跑腿的，谁家有事他过去吆喝两声。闲人是看热闹的，哪里有事哪里就有他们。赌徒是混日子的，赢了就喝酒，输了就打架。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欺负比自己更低的人，每个人也都被比自己更高的人欺负。阿Q在最低层，谁都能踩他一脚。他唯一能欺负的人，是比他更弱的小尼姑。欺负完小尼姑，“他飘飘然的飞了一通”，觉得自己又行了。这个链条，不是未庄独有的。

鲁迅最狠的一笔，是在结尾。

阿Q被押赴刑场。他看见围观的人群，那些人张着嘴，他看见那些嘴像“狼一样”。他想起之前在城里见过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现在这些人的眼睛，和那些狼的眼睛一样。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是整篇小说最冷最重的一句。阿Q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死，更没有意识到那些围观的人和他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今天是他站在中间。他觉得杀头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这是被彻底驯化了的灵魂，连恐惧都是麻木的。

而他最后也没能把那个圆圈画圆——他一辈子都想证明自己“行”，临死前也想把圈画圆，但手不听话，画成了瓜子。这个细节，让整部小说的反讽达到了极致：一个连圈都画不圆的人，一生都在追求精神上的“圆满”。

还有一点值得说。这篇小说写于一九二一年，中国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没几年。很多作家那时候的白话文还带着文言的尾巴，或者故意写得“新潮”得让人看不懂。鲁迅用的却是最干净、最直接的白话。他不炫技，不掉书袋，不卖弄学问。他的句子短，动词多，形容词少。他写一个人生气，就是“大怒”；写一个人得意，就是“飘飘然”。

这种写法，到今天看也不过时，甚至比很多当代作家写的还要干净。他的语言是有根的，根在口语里，在活人的嘴里。这是鲁迅了不起的地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他的语言从来没有“创始期”的生涩，一上来就是成熟的、通透的。

这篇小说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逃不掉。

二十年代的人读，觉得阿Q是那些没见识的乡下人。三十年代的人读，觉得阿Q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国民。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自己嘲笑阿Q的理由。但每一代人也都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闭嘴——因为发现自己身上也有阿Q的影子。

你被人欺负了，心里想“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是不是精神胜利法？你在单位受了气，回家跟老婆发火，这是不是阿Q欺负小尼姑？你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不成，非要找一堆理由安慰自己“其实我也不稀罕”，这是不是阿Q那句“儿子打老子”？鲁迅的刀，先是刺向阿Q，然后翻转刀锋，刺向每一个读者。这是《阿Q正传》能活一百年的根本原因。

有人说，《阿Q正传》之后，中国的中篇小说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没有任何一篇能达到这个高度。这不是因为后来的人不努力，是因为鲁迅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把一个民族的灵魂翻了个底朝天。这种工作，一个人一辈子做一次就够了，一个民族一百年也只需要一次。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再穿长衫，不再磕头请安，不再喊“大人”“老爷”。未庄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赵太爷的房子可能早就拆了。但阿Q呢？他走了吗？也许走了，也许没走。每当我们说“你别阿Q了”的时候，他就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