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反抗神学”视角下的伊朗卫国战争

“抵抗压迫应成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普遍道德律令。”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一、引言：宗教何以成为革命武器？

在中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宗教与政治的交织从未停止。然而，却没有哪个国家像伊朗那样，将神学锻造为反帝反封建的锐利武器。

1979年以降，“反抗神学”（Theology of Resistance）在伊朗应运而生，它不仅为伊斯兰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论证，更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成为伊朗抵御西方霸权、谋求民族振兴的精神旗帜。

作为20世纪下半叶全球南方最具影响力的两种宗教政治思潮，伊朗的反抗神学与拉美的解放神学，虽植根于不同的宗教传统——什叶派伊斯兰教与天主教——却在诸多层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它们都将宗教从“彼岸的慰藉”转化为“此岸的武器”，都从本民族的受难经验出发，重新激活传统中的革命基因，在此基础上，都用宗教的话语，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精神支持与理论框架，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道德勇气和终极意义。

2025年到2026年，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一轮又一轮军事入侵时，反抗神学再次被激活，成为凝聚民心、动员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伊始，到哈梅内伊“抵抗是战胜魔鬼和异教徒的唯一方法”的宣示，再到拉里贾尼将康德“绝对命令”引入抵抗伦理的理论创新——反抗神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提供着斗争的精神力量。

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抗战叙事，更是后殖民时代被压迫民族探索解放道路的一个经典案例。

二、反抗神学的理论奠基：从卡尔巴拉殉难到法基赫监护

要理解伊朗的反抗神学，必须回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核心记忆——卡尔巴拉之战。

公元680年（中国唐高宗永隆元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在卡尔巴拉遭到倭马亚王朝大军围剿，连同72名追随者同时殉难。

这一事件成为什叶派信仰的创伤性原点，也铸造了什叶派独特的“受难—反抗”文化基因：正义者面对压倒性暴力仍拒绝屈服，殉道本身成为神圣的见证。

这一历史记忆为什叶派社群提供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世界充满了不公与压迫，信徒的使命就是效仿侯赛因，挺身反抗不义。

正是这种“被压迫者的神学”，为日后伊朗将宗教转化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武器埋下了伏笔。

20世纪中叶，什叶派传统中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静默主义”倾向：在第十二位伊玛目隐遁期间，教士不应直接参与政治统治。

然而，霍梅尼对什叶派的这一传统进行了重新解释。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霍梅尼在流亡伊拉克期间系统阐述了他创立的“法基赫监护”（Velayat-e Faqih）理论。

他主张，在伊玛目隐遁的时代，最博学的教法学家（法基赫）有责任接管国家权力，建立伊斯兰政府，以维护正义、执行真主的法律。

霍梅尼进一步将什叶派的殉道叙事与当代反帝斗争相结合。

他指出，当时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代理人，因此，服从国王就是服从异教徒。

在此逻辑下，反抗君主不仅是政治行为，更是宗教义务。

霍梅尼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第三条道路”的定位。他认为，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伊朗既不倒向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不依附东方的苏联集团，而是主张走伊斯兰的独立道路。

为什么要排斥苏联集团？

这是因为，苏联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已经逐渐丧失了革命性，转而寻求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导世界。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标志，更是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并不真正关心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而只是把伊朗当成是与美国进行霸权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

这也是在伊斯兰革命中，伊朗传统左翼政党最终出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概而言之，“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口号，本质上是一种反帝、反霸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宗教表达。它将伊朗的民族独立目标与伊斯兰普世主义融为一体，在宗教框架内完成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新定义。

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并发展了霍梅尼的理论，主张伊斯兰世界的团结，驱逐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为构建“什叶派抵抗之弧”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哈梅内伊领导下，伊朗成为国际共运陷入低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世俗民族主义也变质并且退潮后，中东地区唯一坚定抵抗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

哈梅内伊并在理论上，将“抵抗”提升到神圣使命的高度，认为“过去四十年来，伊朗国家的日益增强的尊严和卓越的进步都是抵抗的馈赠”，并宣称“如今战胜魔鬼和异教徒的唯一方法就是抵抗”。

至此，反抗神学完成了从宗教学说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

三、1979年伊斯兰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突破

巴列维王朝治下的伊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我们正是从这样的状态中一路走来的。

1953年美国中情局策动政变，推翻民选的摩萨台政府，扶持巴列维国王重掌大权，这标志着伊朗堕入半殖民地的开始。

政治上，国王的存在完全依赖美国军事支持，并依靠秘密警察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

经济上，伊朗虽盛产石油，但石油产业的利润大部分被美英掠走，西方资本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农村地区陷入极端贫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文化上，国王推行激进的全盘西化政策，试图以威权手段强行改变伊朗民众的伊斯兰文化认同。

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同时完成了三大任务：

• 其一，推翻西方支持的君主专制政权，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波斯君主制度；
• 其二，驱逐了外国势力，收回了国家主权；
• 其三，以本土的伊斯兰文化价值为核心，对抗西方的文化霸权，重塑伊朗的民族认同。

革命后的伊朗，成为中东唯一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其现代性、进步性令周边仍然处于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状态的阿拉伯国家瞠乎其后。

当沙特、阿联酋等君主国仍维持着部落式的家族统治，当埃及、叙利亚等共和国陷入军事官僚集团的寡头政治时，伊朗却建立了相对活跃的选举政治和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伊朗议会、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置，尽管经常受到西方舆论的指责与妖魔化，但相比海湾邻国的绝对君主制和军人政权，无疑为民众提供了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

在持续遭受西方制裁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伊朗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基础。

教育领域的革命性进步最能说明问题。

1976年，伊朗总识字率仅为47.5%，乡村人口识字率更低至30.5%，女性识字率仅为35.5%。

至1996年，总识字率跃升至79.5%，女性识字率达到74.2%。进入21世纪后进步更为显著：至2020年，伊朗总识字率超过85%，青年识字率接近99%。

高等教育领域的变化惊人：1979年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不足24万，大学生仅占人口的0.7%；至1997年在学人数增至121万，2006年达到240万。如今伊朗大学中女生占比达66%，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女性占比更高达70%。

在一个被普遍描述为“压制女性”的国家，女性受教育率却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悖论本身就构成对西方叙事的深刻反讽。

医疗卫生领域同样成绩斐然。

1979年，即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伊朗人均预期寿命仅为56岁，至2025年已升至75岁，增长了19岁；同期美国仅增长3岁，法国仅增长8岁。

药品自给率达到97%，伊朗在全球科学产出中的排名从1979年的第39位跃升至第18位，医学领域排名从第38位升至第10位。

工业与科技领域的自主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伊朗钢铁产量从1979年的180万吨增至2023年的3100万吨，成为全球第十大钢铁生产国。

发电量从1979年的7000兆瓦增至2025年的94846兆瓦，农村通电率从4%升至99.5%。

在科技前沿领域，伊朗在全球纳米技术科学出版物中占5%的份额，排名全球前十；在干细胞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五。

2023年，伊朗汽车产量约100万辆，2026年（如果没有爆发战争的话），预计可达300万辆。

伊朗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7.47%的历史低点，攀升至2021年的21.2%，工业化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依赖外部输血——伊朗在革命后持续遭受美国、西方严厉制裁，上述进步是在极端不利的外部条件下，依靠自主创新和本土人才培养取得的。

对比中东其他国家，伊朗的独立自主地位尤为突出。

海湾地区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虽因石油财富而表面光鲜，但其国家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政治体制保留着前现代的王室或酋长制度，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

沙特等国的王室合法性依赖于石油租金对外分配和西方的军事支持，一旦这两项支柱动摇，其统治基础便面临瓦解。

相比之下，伊朗虽然在人均GDP（约3202美元，2020年）上低于海湾石油富国，但其经济结构更为多元、工业体系更为完整、科技自主性更强。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伊朗是中东地区少数能够在外交和国防保持独立的国家，这正是1979年革命带来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充分肯定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与发展成就，绝不意味着要将其神化为一个没有缺憾的乌托邦。

在此次卫国战争爆发前，伊朗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构成对革命成果的严峻考验。

腐败问题是伊朗社会最为敏感的痛点。

革命之初，霍梅尼曾以“反腐败、反贫困”为旗帜动员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腐败统治。然而，革命后的伊斯兰政权并未能彻底根除腐败。

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显示，伊朗的腐败感知指数长期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在贪污、裙带关系和权力寻租方面问题突出。伊朗国内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和青年群体，对“革命特权阶层”的经济腐败深感不满，这反映了革命理想与现实治理之间的巨大张力。

妇女权利问题也是伊朗伊斯兰政权面临的最尖锐的内在矛盾之一。伊朗在女性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女大学生比例超过六成，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参与度领先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与女性在公共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受到的严格限制形成了鲜明反差。

伊朗自革命后实施强制佩戴头巾（hijab）法令，女性在离婚、监护权、继承权等方面处于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女性就业率长期低于30%。

2022年9月，22岁的库尔德族女性吉娜·阿米尼（Jina Amini）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留后死亡，引爆了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浪潮。这场抗议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个在女性教育上投入巨大的政权，却在女性基本权利上步步设限，这种“教育进步—权利倒退”的悖论正在侵蚀革命的政治合法性。

此外，伊朗还面临经济困难、环境恶化、少数族裔（如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塞拜疆人）的权利诉求等一系列问题。

长期遭受严厉的外部制裁固然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但国内经济政策失误、营商环境不佳等内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2023-2025年间，伊朗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30%—40%的高位，食品和药品短缺问题时有发生，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剧。

实事求是地评估伊朗的现状，应当看到：尽管伊朗并非理想中的乌托邦，但伊朗伊斯兰革命无疑是一场可以被载入史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作为革命的成果，伊朗在维护国家独立、推动工业化及社会进步方面，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历史性成就。

四、卫国战争中的反抗神学：拉里贾尼与康德—伊斯兰伦理

2025年6月，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伊朗发动了被称为“12日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

2026年2月28日，战事再度升级。

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了以灭国为目的的野蛮侵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以身殉国。

在如此凶险的局面下，伊朗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卫国战争”（Sacred Defense），延续了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使用的神圣防御话语。

在这场战争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扮演了战略谋划的核心角色。

拉里贾尼于1958年出生于伊拉克纳杰夫一个显赫的宗教世家，早年获得德黑兰大学西方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康德哲学。

然而，他的学术兴趣并非简单接受康德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而是从伊斯兰角度对康德哲学进行“解构”与重构。

拉里贾尼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命题——“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引入什叶派的政治神学。

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根本原则在于“可普遍化”：“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拉里贾尼创造性地将这一命题应用于政治伦理领域：抵抗压迫应成为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普遍道德律令。

在拉里贾尼的阐释中，康德的“人是目的”原则与什叶派的“受难者尊严”形成了深刻共鸣。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不被当作工具对待的尊严，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不被外来势力支配的权利。

如果压迫在任何地方都是不正义的，那么抵抗压迫在任何地方都是正当的——并且这一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不能只适用于穆斯林，而应适用于一切被压迫者。

由此，拉里贾尼将什叶派的“殉道精神”与康德的自律伦理结合，赋予抵抗以理性与神圣的双重正当性：它既是真主的命令，也是理性的要求。

拉里贾尼本人也以行动践行了这一伦理。

他24岁任副部长，后加入革命卫队，31岁升任副总参谋长，历任议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职，长期担任哈梅内伊的核心幕僚，在制定伊朗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6年3月17日，拉里贾尼在德黑兰郊区遭美以联军空袭身亡。

他的殉道本身，也成了反抗神学活生生的注脚——正如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那样，抵抗者的牺牲不会终结抵抗，反而会强化抵抗的道德感召力。

五、胜利：伊朗已经打赢了卫国战争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

其一，美以速胜的战略目标彻底破产。特朗普最初预测军事行动将持续4到5周，但战事远超这一时间框架。

美以卑鄙的战略偷袭未能瘫痪伊朗领导体系，伊朗的指挥链和政治秩序保持稳定。

战争已经演变为持久的消耗战，而这恰恰是伊朗希望看到的局面——在其地理纵深和不对称战略优势下，时间站在伊朗一边。

其二，伊朗的防御体系证明了其韧性。伊朗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展现出了强大的反击能力，不仅在遭受打击后迅速向以色列发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还成功将战火扩散至整个地区，美国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和使领馆遭到毁灭性打击。

其三，伊朗社会的凝聚力经受住了考验。反抗神学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预期的精神动员功能。哈梅内伊、拉里贾尼的殉国、殉道非但没有瓦解政权，反而激化了抵抗意志。

其四，通过战争，伊朗实际上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获得了决定性的战略主动权。

这是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就梦寐以求却始终无法实现的目标。

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印度洋，是全球石油运输最关键的通道——全球约20%的石油消耗量、海湾国家超过85%的石油出口均经由该海峡。

战争爆发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迅速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部署了大量导弹、快艇、水雷和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实际形成了对海峡的有效封锁或“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任何通过海峡的船只，无论民用还是军用，都必须经过伊朗的同意。

这一态势产生了三重战略效果：

第一，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飙升对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方经济体形成巨大压力，战争的经济成本迅速外溢；

第二，美国海军虽然拥有绝对优势，但在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内，面对伊朗密集的导弹网、水雷阵和不对称战术，无法在不付出惨重代价的前提下强行打通航道；

第三，伊朗以海峡为筹码，迫使国际社会在继续支持美以军事行动与稳定全球能源供应之间作出艰难取舍，从而在外交层面获得了不对称的议价能力。

这一地缘政治关键节点的掌控，使伊朗从被动防御转入主动威慑，极大提升了其战略主动权——无论战场上的战术得失如何，伊朗已经拥有了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的实质性杠杆。

其五，美国霸权的单极时刻正在消逝。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军事霸权的内在局限——即使拥有极大技术优势，也无法将一个拥有八千多万人口、深厚历史底蕴和顽强抵抗意志的国家轻易征服。

概而言之，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中东的战略格局已经被根本性地改变了，中东将开启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都将陆续走向失败，而伊朗将成为中东新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六、理论启示：列宁论断的当代验证

伊朗的历程——从1979年革命推翻半殖民地政权，到革命后四十余年艰难而扎实的发展，再到当前以反抗神学为精神旗帜的卫国战争——为我们重新审视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论断提供了鲜活案例。

列宁曾深刻指出，“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这一论断在伊朗得到了双重印证。

第一次，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它推翻了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君主制，使伊朗成为中东唯一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

第二次，是当前仍在进行的卫国战争，它正在重塑中东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加速单极霸权秩序的终结。

这两次革命，一内一外，构成了伊朗民族解放的连续叙事。

列宁还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振兴。

伊朗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前瞻性。

革命前的伊朗，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富高度集中于王室和权贵阶层，工业化进程受控于外国资本，国家主权严重受制于人。

革命后的伊朗，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国家独立性和发展自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伊朗不再以石油租金换取安全保护，而是依靠本土工业体系和科技能力捍卫国家利益。

正如列宁所言，革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而在于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使其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被动角色，转变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伊朗的经验表明，对于亚非拉国家而言，真正的振兴必须同时完成三重任务——

政治上推翻依附性的统治结构，经济上建立自主的发展体系，文化上确立独立的民族主体性。

反抗神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恰恰在于它同时满足了这三重需求——它在政治上提供合法性，在经济上激励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建构反殖民认同。

这不是宗教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而是被压迫民族在全球化不平等格局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创造性探索。

七、结语：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从卡尔巴拉的殉道者到伊朗的导弹反击，从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到拉里贾尼的康德—伊斯兰伦理，伊朗的反抗神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一个被压迫民族如何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捍卫自己的尊严与生存权？

1979年的革命使伊朗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四十余年的自主发展让伊朗拥有了独立的工业基础和科技能力，而今天的卫国战争则正在检验这一模式的坚韧性。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提出这样的论断：“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伊朗这次赢得抗击美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正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当代印证。

战争的结局表明，弱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强国，小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大国，其秘密不在于武器，而在于人民——在于被压迫民族在反抗中迸发出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

伊朗的反抗神学，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宗教-文化表达。

这或许正是伊朗经验对于世界的最深远启示：当霸权国家试图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推行自己的特殊利益时，真正的普遍主义恰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不仅是一个战略判断，更是一部由无数被压迫民族用鲜血和尊严写就的历史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