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曾在1987年率领马拉多纳和那不勒斯拿下联赛冠军、意大利杯的比安奇，接受《米兰体育报》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给球队“降温”的。他表示，教练有时候就得主动去压一压队内的兴奋情绪，哪怕因此让球员不太高兴，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所有人一直保持专注。
我当时干了件挺冒险的事。那时候球员们，还有整座那不勒斯城，都已经在庆祝那个队史首冠了。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场决赛，而我对那场比赛非常看重，所以我走进更衣室的时候，故意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我对他们说：‘还在庆祝什么？我们现在什么都还没赢到。’他们看着我，就像看疯子一样……不过后来，我们确实也把意大利杯拿下来了。
对，而且现在让我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那座意大利杯很特别，因为那项赛事里出场的很多都是年轻球员，而且不少还是那不勒斯本地球员，他们在联赛里并没有得到太多机会。所以，那个赛季的那支球队，不该只被记成‘比安奇的那不勒斯’，也不该只被记成‘马拉多纳的那不勒斯’。而且都已经走到那一步了，不去冲一下双冠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就试着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稍微烦我一点，结果我做得相当成功。而在拿到那两座冠军之后，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满足。
那个赛季的联赛一直咬到最后。你执教一家并不习惯赢球的俱乐部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在成功真正到来之前，先被那种兴奋情绪带着走。但我一直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在真正冲过终点线之前，你不能提前举手庆祝。我当时一直绷得很紧，因为我知道最危险的时候恰恰就是最后那一下，当你已经在冲刺了，却还没有真正到线的时候。那时候整座城市早就已经很兴奋了，而我一直在跟这种情绪对着干，因为那很危险。
那真的是彻底爆发了。我没参加过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但那段时间的那不勒斯，色彩和狂热程度就跟那样的节日一样，甚至还要更夸张。那时候我住在酒店里，联赛夺冠那天，我花了很久才回到住处。等我回去以后，酒店经理和几个朋友正等着跟我一起吃晚饭。结果我们坐下没多久，费莱诺主席和他的妻子就来了，他对我说：‘你怎么还待在这儿？整座城市都在庆祝！’后来我被他说动了，就跟他们一起坐车出去转。那感觉就像在打阿帕奇堡攻防战一样，那天我真是出了一身汗，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种场面根本没法形容。那种体验，也只有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才能带给你。
先不说他本人和球队的能力，我觉得他也确实赶上了一个情况，那就是其他对手到了某个阶段都放慢了脚步，所以联赛里给他的压力没有一直顶上来。再加上在杯赛里，他还能轮换那些替补球员，而这些替补本身也有实力，体能也更充足。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国米本来就是一支习惯赢球的球队，而我当年的那支那不勒斯不是。这和现在的那不勒斯也不一样，现在的那不勒斯已经不是那种要等50年才能再拿一次冠军的球队了。
我以前干这行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经常提醒我一句法国哲学家的话：‘给出好的建议是错误，给出绝佳的建议是悲剧。’所以我一向很注意，不会轻易去给别人提建议。齐沃肯定知道什么时候该摆出严肃的一面，哪怕他心里其实想笑、想开玩笑，他也会这么做，只为了让球队保持专注。这本来就是教练工作的一部分：当事情已经很糟的时候，你反而要帮大家放松一点；但当天气太平静的时候，你又得主动把气氛搞紧一点。有时候，就算外面其实风平浪静，你也得让大家感觉像是暴风雨要来了，这样才能让所有人一直绷紧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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