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等收入家庭生育意愿并未下降，但生育行为受约束多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中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不同收入群体的生育分化正呈现出明显差异，为生育支持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界面新闻注意到，最新一期《人口与经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对2015、2017、2018和2021年四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中国中等收入家庭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低于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成为生育水平的洼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以“理想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等收入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量，与低收入、高收入家庭均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U”型关系也并不成立。

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家庭的低生育水平，并非源于主观上的“不愿生”，而是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的过程中，遭遇了外部约束。论文作者指出，这一结论直接框定了生育支持政策的核心方向：针对中等收入群体，政策重点并非激发生育需求，而是破除其生育行为的现实阻碍，为生育意愿落地创造条件。

该研究由南京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院、南京审计大学国家审计学院的学者联合完成。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划定的标准，将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元界定为中等收入家庭，低于10万元为低收入家庭，高于50万元为高收入家庭。

统计数据直观呈现了不同收入家庭的生育差距：低收入家庭平均子女数达1.60个，高收入家庭为1.46个，而中等收入家庭仅为1.29个；在多孩生育比例上，中等收入家庭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仅为31.73%，同样远低于高低收入家庭。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收入与生育数量之间呈现清晰的“U”型曲线关系，曲线的最低点对应家庭年收入约25万元，恰好落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区间内。

研究进一步拆解了中等收入家庭生育难点形成机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孩子数量-质量权衡，是制约其生育行为的两大核心因素。

在工作-家庭冲突维度，中等收入家庭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性远高于其他群体。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家庭夫妻均工作的概率约是低收入家庭的1.77倍，工作时长也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劳动收入占比更高，财产性、经营性收入占比偏低，家庭收入几乎完全依赖劳动付出。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家庭对“工作妨碍家庭生活”的感知强度，同时高于高低收入两类家庭。

论文分析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正处于激烈的“地位保卫战”中，既要避免向下滑落，又要争取向上流动，在劳动力市场持续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晋升机会损失等机会成本，对其形成了极强的生育约束。而高收入家庭可通过购买市场化育儿服务，将生育的机会成本转化为直接成本，有效缓解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是中等收入家庭难以实现的。

在孩子数量-质量的权衡上，中等收入家庭面临了更大的约束。研究显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同时显著高于高低收入家庭。一方面，相较于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培养质量有着极强的诉求，“优生优育”的观念使其不得不为子女教育投入高额成本；另一方面，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支结余、金融资产、房产等财富储备差距显著，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打破“数量-质量”的约束，最终只能通过减少生育数量，来保障子女的培养投入。

近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持续优化调整，2021年三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的配套支持措施，各地也密集加码生育友好政策：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至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国家明确“十四五”期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的目标；全国超30个省份延长产假、增设父母育儿假，多地针对多孩家庭推出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教育资源倾斜等举措。

与此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质量，始终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该研究同时指出，中等收入家庭的生育困境，其核心痛点在于工作与家庭的难以平衡、子女教育的高额刚性支出。

对此，研究团队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生育支持政策需精准瞄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育决策堵点，以维持工作-家庭平衡、降低子女培育成本为核心目标，加快建设高质量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切实降低家庭生养育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同时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收入分配份额，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与抚育能力，让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规模的同时，真正实现生育意愿的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