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超130万亿，储蓄近9万亿美元！中国需求不足，问题出在这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所谓需求不足，是指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存在缺口。

当前我国在供给层面的能力已达到较强水平，那么为何短期内供给会超出需求？这一现象的成因可归结为三方面：

我国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

当前企业经营更倾向于数量竞争，即通常所说的“内卷”；

地方政府大规模参与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供给相对过剩。

为什么我们的需求没有赶上供给？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储蓄规模过大，二是投资需求下滑。国内需求包含消费与投资两部分。

从消费来看，除疫情期间外，我国消费增速整体较快。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年，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疫情期间该比重停滞甚至略有下降，疫情后则再度回升。

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储蓄率仍高达GDP的45%，对消费形成一定挤压。

投资方面，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速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为负，是拖累整体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

本文将重点分析供给层面的成因，即供给过剩的具体原因，需求层面的详细探讨将留待后续。如前文所述，供给过剩的成因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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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储蓄率达45%，这一比例意味着什么？以GDP总量为参考，我国年GDP已超130万亿元，今年有望突破140万亿元，折算成美元接近9万亿美元，这一规模相当于多个国家的GDP总和。

如此庞大的储蓄规模如何消化？一方面需通过投资实现转化，但当前市场投资意愿较低，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难以流出。

另一方面，资金持有者会倾向于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对银行而言，若资金无法放贷则会产生亏损，因此银行会积极寻求放贷渠道，这一过程会产生外溢效应，促使更多市场主体跟风贷款、扩大产能。

为什么我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外界常将其归因于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通过对比可发现，20世纪90年代我国处于经济深度调整期，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构，彼时储蓄率反而呈下降趋势；而21世纪头十年，社会保障体系逐步重建完善，储蓄率却大幅上升。

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水平并非影响储蓄率的核心因素。决定储蓄率的原因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爱储蓄，这是个文化心理的问题。

尤其在经济下行期，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时，即便有社会保障兜底，人们仍会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风险。

研究表明，农耕文明起源较早的民族往往更倾向于储蓄：农耕生产中，从春季播种到秋季收获需经历数月等待，这一过程培育了民族的耐心与未雨绸缪意识，促使人们为未来做规划，进而形成储蓄习惯。

中国社会的储蓄传统由来已久，这一文化特质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刚才也说了，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对未来看不清时，这时候会减少现期的消费，增加储蓄，所以消费与储蓄呈反向关系，储蓄增加则消费减少。

在短期内，储蓄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它是内生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消费和储蓄是内生变量，难以自主调整，需借助外部力量引导才能实现平衡，这是导致供给过剩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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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内卷”现象显著。

“内卷”的本质是产量增加但未带动GDP总量增长，市场主体陷入“零和博弈”——某一企业市场份额扩大，必然导致其他企业份额缩减，所有企业均需在固定的市场“蛋糕”中竞争。

我去问过一个企业，为什么在这种不赚钱的情况下，还要扩产？他说不能不扩，今天不扩产，明天我的市场份额就没了，所以我情愿今天忍受一些痛苦，也要把市场份额占住。

这种以数量竞争为核心的“内卷”，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同时，企业创新方向也受到“内卷”影响：创新多集中于纵向成本控制，而非横向产品拓展。大家就在垂直的领域里越卷越深，在压低成本方面你追我赶，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内卷”程度不断加深。

“内卷”现象的出现与当前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蛋糕”持续扩大，企业无需通过“内卷”争夺份额，因此“内卷”一词鲜少被提及。

而过去三四年，经济增速放缓，需求增长跟不上生产能力积累的速度，市场“蛋糕”增长停滞，企业才不得不陷入“零和博弈”。

此外，金融体系在创新支持方面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若金融能为创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企业可通过横向创新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无需在成本竞争中过度消耗，因此金融体系对创新的支持不足，也是“内卷”加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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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供给过剩。

从区域竞争角度看，地方政府同样面临“零和博弈”——若本地不主动推进项目，其他地区就会抢占先机，导致本地发展机会流失，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大规模上马项目以争夺资源。

从财政压力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税收占GDP的比重从超过20%降至14%，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缺口。

由于我国税收体系高度依赖增值税（增值税以产品销售为征税依据，与企业盈利与否无关），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会通过扶持现有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企业扩产等方式扩大税基，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供给规模进一步扩大。

综上，我国当前相对产能过剩的核心成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储蓄率过高，二是企业“内卷”性竞争，三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