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争夺的时间、空间与正统性——《太平年》背后的晋阳史事与五代历史

2026年4月17日上午，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学术沙龙“晋阳的刻度：被争夺的时间、空间与正统性——《太平年》背后的晋阳史事与五代历史”，在山西大学主楼205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沙龙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巍副教授担任引言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建飞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胡耀飞副教授、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吴红兵讲师、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霍斌副院长依次作主题报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向晋卫教授，山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崔人杰，山西博物院文博馆员游恺，山西晚报记者孙佳森，历史文化学院丁俊教授、张吉寅副教授、谢守华讲师，考古与文博学院王炜副教授等嘉宾与会交流。

与会者合影

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向晋卫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山西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同时，他介绍了学院近年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领域的成果与进展，希望以本次沙龙为契机，深化与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并预祝本次学术沙龙圆满成功。

随后，马巍副教授介绍了本次沙龙的举办背景。历史剧《太平年》热播，引发学界对五代十国历史的广泛讨论，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辈学者对于五代十国的研究（尤其是北汉），则有深厚的积累。20世纪八十年代，谭其骧在山西大学所作《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山西在五代时期的历史地位，并指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都是分裂时期。”就此引发学界对于山西历史的广泛思考。曾任教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李裕民先生，深耕宋史、北汉史研究，出版有《北汉简史》等专著。而本次沙龙正是接续前辈学脉，持续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在引言阶段，马巍老师首先梳理了晋阳城千年发展脉络。晋阳城始建于公元前497年，秦代置县，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持续扩建，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被焚毁。与此同时“晋阳”之名废止，改设平晋县，明洪武年间平晋县被废置。其次，他强调五代时期晋阳是“乱世之源”，李克用、石敬瑭等割据势力自此崛起，郭威的成长、赵匡胤凭高平之战战功崛起，均与山西紧密相关。最后，他重点阐释宋初晋阳与太原的时空变迁。他指出：宋平定北汉后，将太原治所迁至汾河东岸，该区域易遭水患，宋真宗时期陈尧佐主持修建水利工程 “柳溪”，兼具防洪与人文景观功能，成为当地重要地标。

晋阳古城遗址

闫建飞：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真实性质疑

闫建飞教授首先梳理学界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研究脉络，指出认同这一战略者有之，批判者有之，也有学者讨论统一战略与实施之间落差者。对此，闫老师提出的疑问是：“先南后北”究竟是宋初事先既定的战略规划，还是后世对宋初统一顺序结果的总结性表述。要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对“先南后北”的四条核心史料进行检讨。

前两条史料是建隆元年八月宋太祖访张永德、建隆元年二月宋太祖访张晖，二人主张暂缓对北汉用兵。闫老师指出，二人均只谈对北汉政策，并未涉及其他政权。当时宋朝刚建国，尚未摆脱“第六代”嫌疑，时人未必会预料到宋朝能统一。不能因二人主张“后北”，就逆推他们有“先南”的想法。

“先南后北”的核心史料是《邵氏闻见录》所载“雪夜访普”故事。闫老师指出该史料存在诸多不合逻辑之处，但核心问题在于赵普所言：“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事实上宋太祖朝宋朝边患只有“北边”契丹，北汉之“西”是宋朝自己的藩镇府州、麟州、定难军，并不存在西边之患，赵普不可能预知后来西夏的崛起。该故事应为宋仁宗朝以后宋人编造。

第四条史料为《东轩笔录》所载宋太祖、宋太宗论统一。该史料中“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核心问题与雪夜访普一致。

基于南北战争用兵次数、规模、军队质量及边防部署的实证对比，闫老师指出宋初统一战争的实践是南北并举、以北为重。北汉虽小，却是腹心之患；南方诸国虽多，只能算肢体之患。

“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源自《邵氏闻见录》，被《长编》《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引述后，成为宋初统一的经典叙事。该故事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小国北汉为何久攻不下，通过将无力攻取改为有意放过，既避免了宋军无能为力的尴尬，又可以树立宋初君臣统一策略高明、料事如神的形象。

最后，闫教授又以《春明退朝录》中曹翰《取幽州图》《渑水燕谈录》中封桩库设置缘由为例，指出历史研究应立足基本史事，对于轶事传说要时刻警惕，要注重不同史料的性质差异和甄别，才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胡耀飞：沙陀学的展望

胡耀飞副教授回顾沙陀研究学术史，以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为转折点，沙陀研究从族源、汉化等议题，转向政治史视角；陈寅恪的政治集团分析范式渐显局限。近年来，在李丹婕等学者推动下，研究拓展至民族认同、政治文化、军政格局、历史记忆等领域，汉化、拟血缘制等传统议题也依托新材料、新视角持续深化。

胡耀飞副教授于2025年5月首次提出“沙陀学”概念，现已逐步获得学界关注。他指出，“沙陀学”的内涵需超越“代北集团”的军政研究框架，覆盖沙陀起源、发展、消亡的完整历程。研究可借鉴突厥学、粟特学等专门民族史框架，结合云冈学、晋学、古都学、城市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吸纳日本冈崎精郎、室永芳三、石见清裕、西村阳子，美国艾伯华、戴仁柱，国内樊文礼、孙瑜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视野。

他强调，“沙陀学”虽为新提概念，但已有扎实学理基础。其研究对象应涵盖：沙陀族源、内迁、守边、建国、汉化等全历程研究，以及沙陀族性、社会、文化、语言、风俗等内部维度研究，最终揭示北方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提升“沙陀学”的学术内涵与价值。

吴红兵：北宋初年对十国旧疆的善后治理

吴红兵讲师结合多年研究，系统梳理了十国政权入宋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善后问题产生的背景，并阐释了善后治理的基本内涵：对割据政权君主、族人、朝臣、军队的政治安置；对降国民众的经济安抚与思想教化；对降国城池、民间武器的处置；对新附区域叛军、民变等危机的处理（即二次善后）；以及各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的重建，其善后路径大致遵循“肃清—安抚—重建”的内在逻辑。

他分析了北宋对十国旧军、君臣的安置策略：将大部分降军通过分布较散、有意混编、二次拣选、兼顾兵种、优待少数等方式编入禁军；将多位降国君主及其重要大臣迁至京师开封安置，对原割据政权地方州县级官吏多采取继续留任方式；严格管控十国降将。北宋善后治理的目标是多措并举消弭割据政权的影响，实现“去十国化”，打破五代政权短命的魔咒。

虽然治理过程中出现降兵反叛、地方抵触等问题，且善后工作历时漫长，但北宋最终通过差异化治理妥善解决十国遗留问题，实现从形式上版图统一到内在有效统治的转变，避免重蹈五代覆辙。吴红兵特别指出，北汉因特殊地缘地位与晋阳毁城事件，治理难度居十国之首，其治理成效是北宋初年善后政策的重要成果。

霍斌：五代十国晋阳历史探析

霍斌副教授以其虚构的晋阳小人物康润墓志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康润生于唐朝灭亡之年，卒于晋阳被攻克前一年，一生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朝，其人生轨迹是五代晋阳普通百姓的缩影，由此提出宏观历史叙事不应忽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他重点探讨了五代战争的残酷性与晋阳的特殊性：五代战乱频发，底层民众境遇凄惨，人吃人、屠城等惨剧屡见不鲜，相州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而晋阳作为唐代第三大城市，地势险要、城防坚固，历经多次大战未曾被攻破，城内百姓得以规避其他地区的深重灾难，且北汉时期晋阳民众凝聚力极强、同仇敌忾。

最后，霍斌副教授分析晋阳出身军将的历史影响力：他认为“集团”不足以概括这一群体，但晋阳军将具备左右天下局势的力量，五代多位帝王诞生于此，当地士兵战斗力强悍、兵源充足；晋阳系军将不仅骁勇善战，还通过联姻与统治阶层深度联结，直至北宋仍有大量晋阳籍将领活跃于政坛军界，充分彰显晋阳在五代历史中的核心地位。

沙龙最后进入交流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入宋后河东地区治理变迁、唐至宋河东道地域演变等议题交换观点，同时探讨北汉灭亡后河东百姓的生存困境、晋阳从唐代第三大城降格后的历史影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据山西博物院游恺介绍，山西博物院近期正在筹备“走向太平年”主题展览，与会学者就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衔接、乱世向治世过渡的展览呈现、观众历史认知引导等问题展开交流。多位学者补充强调，唐末历史是五代史的重要前史，需重视其研究的主体性。

本次学术沙龙实现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文博实践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五代十国时期晋阳相关历史的研究深化与普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