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地方招引上市公司背后，警惕“带病”迁址衍生监管新问题！

A股上市公司跨省迁址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场围绕上市公司的资源争夺战，如何共创“双赢”格局值得深思。

近年，A股上市公司跨省迁址越来越频繁，有的因易主随新实控人“搬家”，有的则直奔产业政策、资金注入而来。这种合作看似“双赢”——地方新增一家规模企业或上市公司，企业也获得了真金白银的“输血”。可记者梳理多起案例发现，不少公司迁址后，业绩非但不达预期，反而每况愈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也打了水漂。曾经热切的“双向奔赴”，却变成了互相消耗的双输结局。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严禁违规招商补贴的背景下，这场围绕上市公司的资源争夺战，暴露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深层次博弈和焦虑，如何共创“双赢”格局值得深思。

迁址后业绩“变脸”？有企业越搬越亏

记者梳理多起案例发现，当前上市公司异地搬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因控股权变更引发的被动迁址，典型表现为，近年国资入主上市公司或通过招商基金将企业引入落地，以完成地方产业招商与项目引进指标。

以安通控股为例，公司控股股东由郭东泽及其一致行动人郭东圣变更为福建省招航物流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5年10月，公司公告称，基于战略规划调整及经营发展需要，拟将注册地址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迁至福建省泉州市。

另一类则是企业为寻求地方支持而主动迁址。为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带动产业链与税收就业，不少地区开出有关财政奖补、土地资源、贷款贴息、人才奖励等组合而成的“政策大礼包”，吸引企业落户。

ST合纵便是一个典型案例。2025年6月，ST合纵公告称，拟将注册地址由湖南湘江新区迁至北京市房山区。而在2023年12月，其注册地址才刚从北京市海淀区迁至湖南湘江新区。对于2023年的搬迁，ST合纵表示，此次搬迁是为了充分协调利用湖南湘江新区的优质资源及优惠政策，促进公司长期发展。事实上，在迁入湖南湘江新区前的2023年11月，ST合纵就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湘江新区管委会为其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优秀人才引进、房租优惠、企业创新支持、贷款贴息等多个方面。

但这种为了“政策礼包”而迁址的行为备受争议。以ST合纵为例，该公司在第一次迁址湖南之后，公司营收不增反降，归母净利润亏损6.31亿元。因一笔1.3亿元投资连同资金成本无法收回，审计机构对其内控出具否定意见。而在第二次迁回北京之后，公司日前发布公告，预计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5.8亿元—9.5亿元。

即便拿到政策红利，也没能挽救基本面，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比如，必康股份迁到延安，希望借助地方资源脱困，最终以退市收场；拉夏贝尔从上海迁至新疆，曾获巨额授信，仍难逃退市命运；鹏博士从成都迁到青岛，同样未能扭转颓势。

地方警惕企业“带病”迁址

这些案例背后，双方都各有所求：企业将迁址当“救命稻草”，在迁入前早已主业疲弱，试图借政策红利提振经营；地方将招引当政绩工程，为实现上市公司零的突破降低门槛。然而，对地方而言，这种先引进再算账的做法将埋下巨大隐患。

“我们之前也谈过一家汽车零配件企业，看上去市值还可以，但企二代不愿接班，这种我们不敢接。”安徽淮北市招商局招商负责人胡文强坦言，“投进去几个亿最后见不到效果，要被问责的。”

胡文强所指的效果，一般有三个指标：有没有市场、资金实力强不强、未来成长性够不够。他表示，地方真金白银投入，最终要落地产值、税收、就业，这是硬约束。

苏州市相城招商（集团）有限公司先进材料公司团队负责人胡旭栋表示，行业周期波动、自身经营问题、现金流断裂，都可能让资质不错的公司业绩“变脸”。政府可以协调资源、帮忙纾困，但救急不救穷，更救不了基本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国资以并购方式引进企业。长期参与地方产业基金招商的榆煤基金总经理秦笙表示，大多数愿意被并购、愿意搬迁的公司，本身就存在瓶颈与短板。不少地方引进企业时没搞清楚企业的“病根”在哪，只看到上市公司光环，结果接了个“烫手山芋”。

产业与城市能否融合是关键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招商陷入“补贴内卷”：税收返还、财政奖励等层出不穷，造成大量资源错配。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监管红线愈发清晰：严禁违规对特定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差异化补贴、低价要素支持，地方招商的旧模式，正在被全面纠偏。

胡旭栋表示，长三角已过了靠高补贴抢项目的阶段。“好的企业更看重营商环境、供应链半径、交通区位、客户集聚度，单纯冲着补贴来的企业，我们会越发警惕。”

企业必须清醒，只有靠市场赚钱才能真正在异地扎根发展。秦笙表示，企业该不该迁，核心只有一条：迁入地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能不能带来真实助力。原材料成本更低、客户更近、配套更完善，搬迁才有意义；仅仅为了拿补贴、搞纾困，迟早会暴露问题。

对地方而言，业内人士建议：第一，不再唯上市公司光环，优先匹配本地主导产业；第二，尽调穿透到底，看清负债、现金流、隐性风险；第三，政策从普惠让利转向精准赋能，不搞违规补贴；第四，建立跟踪评估机制，以产值、税收、就业实效动态调整支持。

归根到底，企业与地方的“双向奔赴”，双方都不能忽略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企业自身竞争力与地方产业生态是否真正匹配。“我们不怕企业暂时困难，怕的是和地方产业不匹配、自身没有造血能力。”秦笙说，强行把不适合的企业“种”在本地，就像把鱼养在沙漠，再怎么浇水施肥也活不了。

本文原载于《证券时报》4月21日A2版

责编：万健祎

校对：彭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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