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存储第一股”背后的投资大佬，用一本《西游记》，投出半个“中国硅谷”

作者 | 围观群众

中国创投圈，最被低估的投资秘籍，是《西游记》。

在这本书里，妖怪们的结局，大致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孙悟空那样的，历经苦难完成西天取经，成了斗战胜佛，成功上市；

第二种，比如红孩儿，被观音收掉，属于跨行业并购；

第三种，像金角、银角大王，被太上老君收上去，属于同行业吸收合并，也还算不错；

第四种，就是白骨精这样的，虽然被打死了，但至少精彩过。

第五种，就是白骨精身边的小妖，主打一个跑龙套，没人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生死也无人在乎——“我们记住的都是妖精，而小妖无一例外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挑项目的眼光非常重要。”

这是业内著名的“妖精论”，提出它的人叫厉伟，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

他最近的身份，是4月16日创业板上市的“A股企业级存储第一股”大普微“背后的男人”。这家暂未实现盈利的硬科技企业，上市首日暴涨430%，市值超过1000亿。

他更早一些的身份，是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第一张可转债和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的设计者；第一单上市公司收购案背后的策划者；中国内地证券市场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的设计者。

如今，他执掌的松禾资本，在中国PE/VC圈已然声名显赫——华大基因、柔宇科技、大疆以及无数硬科技企业，均是他的代表作，这些企业是“中国硅谷”深圳的名片，而为名片烫金的，正是松禾资本。

而当时代愈发无序，在这个投出半个“中国硅谷”的人身上，也许能找到穿越周期的信心。

在妖精与动物的丛林里

在创投圈，厉伟像个异类。

若是谈及投资方法论，大佬们总倾向于用哲学包装自己，用讳莫如深的思想和术语解读自己的投资决策，云山雾绕，让人不明觉厉。

但厉伟的方法论，相当接地气。这个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并未沾染圈子里的“不良风气”。

比如专业投资，跟带娃如出一辙。

2016年的一个周末，厉伟看到孩子玩扭扭车玩得很开心，遂玩性大发亲自上手，结果不慎摔下，左臂骨折。

事后厉伟如此反思：“术业有专攻，对于自己不熟的事情轻易涉足，很容易栽跟头。”

克制欲望，往往是一流投资机构的必备气质，对松禾而言，这意味着“不熟不做”的朴素原则。松禾成立至今，除了硬科技几乎从未涉足其他领域。

但硬科技往往意味着高门槛，身处行业之外的创投机构，因此很难精准全面地洞察风险。

故除了不断学习，紧跟行业步伐之外，在技术层面加以约束更是至关重要。在厉伟眼里：“如果操作专业，局部的风险可被整体布局化解。”

化解方式就是分散投资，用相对规模更小的资金押注高风险标的，且设定投资金额的最高上限，规模更大的专注稳健投资，这样即便高风险的“死了”，投资收益也能被保证。

再比如对价值投资的信奉，灵感很可能来自《动物世界》。厉伟喜欢据此将企业创业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老鼠，企业初创期，主打一个“饥不择食”，能吃的都吃，生存第一。

第二阶段是狼，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拿到很多订单，但面对狮子老虎等大型财团时，最好退避三舍。

第三阶段是老虎，在自己的领域里基本上雄霸一方无人能敌，但一旦有另外的老虎进犯，双方势必惨烈竞争，即便最后能守住领地，也免不了元气大伤。

第四阶段是“飞虎”，让资本市场给老虎插上“翅膀”，成为上市公司。一旦上市公司看到目标，通过资本市场迅速募集资金后，凌空猎杀，速度和凶猛程度都远胜陆地。

从老鼠到飞虎，是厉伟给出的投资进化论。只是从一级市场的万千老鼠中选出未来飞虎，眼光极其重要。

厉伟的解法，一是广撒网，投资整个赛道而非具体公司。毕竟没人能预知未来，只能大概知道行业走势，“所以在投资方法上，对于这些新兴行业可以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要承认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是有局限性的。”

这种“雨露均沾”的投资方式，与IDG神似。

二是投资于人。团队的重要性，在他的天平上始终被侧重，“宁投二流技术、一流团队，也不投一流技术、二流团队”。

厉伟对此的解释，仍颇有个人风格。狮子是很强大的，但如果单独一头狮子就会被一群鬣狗追着到处跑，所以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团队的优势要远高于技术优势。技术是引子，团队是胜负手。

比如主做3D纳米打印的深圳摩方，团队具备美国理工背景，归国创业后一个月就拿到了松禾的天使轮，新材料赛道“九死一生”的险况在厉伟面前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是干实事的年轻人......好项目是值得期许和等待的。”

除此之外，松禾更强调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区别，与绝大多数单纯强调创始团队科技含量的投资机构相比，松禾青睐的是有商业头脑，同时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企业家。

比如大普微创始人杨亚飞，这个主动选择更难的路，花六年时间打磨国产存储芯片的留美博士，“科技含量”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主动带队驻场调试，打破与客户间的信任壁垒，绝非深居简出的科学狂人。

而眼光之外，耐心更不可或缺。毕竟任何进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松禾资本而言，一旦选定目标，则耐心十足。

松禾的第一单业务，就是这么做成的。

2000年，厉伟向荣信股份划出第一笔投资，彼时无人看好，因为它没有像行业龙头那样好看的成绩单，甚至负债高昂。

2003年，宏观调控之下，荣信股份陷入困境，而厉伟调研后，仍决定追加第二笔投资。此后荣信股东破产，厉伟再次决定接手，受让原有大股东股权。

此后，松禾（当时还是深港产学研创投）开始参与荣信的管理运营。2007年，荣信成功上市，首日开盘价50多元，仅按当时股份计算，投资回报近百倍。

8年的时间跨度，在松禾的历史上还不算太长。

2017年10月，德生科技上市，厉伟相当罕见地表露了自己的兴奋情绪，在朋友圈称赞德生董事长虢晓彬：“18年来的不懈努力，化作上市的钟声”。

他有值得兴奋的理由。1999年德生科技成立，2000年松禾作为早期投资人进入，陪跑17年，账面回报高达20倍。

而这套打法，又为松禾带来了怎样的成绩？

2025年，松禾资本共有10个项目实现IPO，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40亿元，以过去十年的尺度丈量，多数基金年化收益率在20-38%之间，部分明星项目的回报倍数超过10倍甚至20倍。

若是从成立至今算起，松禾资本累计投资企业超过500家，其中超过80家实现上市或并购退出，退出率约为16%，远超行业整体7.23%的水平，与红杉中国的水平大致持平*。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成为深耕产业的长期投资人之外，厉伟的另一面，是资本市场极具冲击力的“破局者”。

翻动土壤，才好构建土壤

中国企业家，对登珠峰有执念。

登珠峰常伴随着诸多争议，在企业家眼里，这是他们百折不挠精神的具象化。在普通人眼中，这是有钱人的游戏——只要肯花钱，夏尔巴人怎么都会把你抬上去。

但不可否认的是，热衷登珠峰的企业家，势必不甘于平地的安逸，他们充满躁动，这种躁动让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搅动一池春水，成为鲇鱼式的存在。

严格来说，厉伟只登顶过一次，但对中国资本市场和创投圈而言，他是相当凶猛的鲇鱼。

厉伟在珠峰峰顶

时间回到1993年，那是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全国股民总数增长到200万，上市股票数从一年前的53家猛增至183家，被股民形容为“太空速度”，连当年的央视春晚，也第一次出现了赞赏股市的节目。

那年的深圳，靠着短短50字的可转债产品介绍，厉伟操刀的国内第一笔可转债由宝安集团顺利发行，金额10.28亿元，每张面值5000元，期限3年。

而同年的上海，股市的火热并未持续多久。5月，央行提高人民币存贷款汇率后，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为此焦虑不已。

直到8月，尉文渊的办公室里来了位访客。宝安集团证券部主任厉伟站在他面前，直截了当地表示，沪市不温不火的原因，是缺少鲇鱼。他以著名的沙丁鱼论解释，听懂了的尉文渊遂发出邀请：“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

一个月后，宝安挟资本奇袭沪市，攻击目标是一家名为延中实业的上市公司，宝安利用时间差将持股比例从4.56%猛增至16%，后知后觉的延中想要反击，已经为时已晚。

延中由此指控宝安恶意收购，彼时的媒体和沪上股民，也对其持同情态度。

而证监会的裁决结果出人意料，它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缴纳100万罚款，但同时宣布其收购有效。

没人会否认宝延之争是中国股市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有股评家如此认为：“（此案）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斗场。”

若是考虑到一年半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以及此后A股盛行的“炒壳热”来看，宝安这条鲇鱼，无疑影响深远。

但若是考虑到，彼时草创不久的中国股市，若要完善必下猛药的话，宝安的意义无疑更加重大。它推动中国股市向资源配置场所转变；它引入“收购”概念，激发了市场活力；它更以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倒逼监管层完善规则，也以此完成了对投资者的教育。

身处其中的厉伟，更像是《繁花》中“强总”式的人物，但他并未走向与强总趋同的结局，或是因为他并未醉心资本运作，而是投入了另一场时代浪潮。

来源：豆瓣

1995年，深圳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下一个15年，深圳要成为怎样的深圳？

答案宏大无比，深圳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中国科技创新高地。

现实却单薄苦涩，那时的深圳是一个没有技术的城市，1983年成立的深圳大学还不到20岁。

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给出了两条解法：一是探索高等院校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科研成果与产业化紧密结合的成功之路；二是助力深圳建立起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一批产学研机构由此应运而生。1999年，深港产学研基地成立，同年，其与厉伟合作，成立深港产学研创投（松禾前身）。

时至今日，完备且丰富的投资机构，是深圳最为人称赞的优势之一。但若是考虑到达晨、同创、软银中国2000年才成立，中国PE/VC的爆发增长还要更晚才会到来的话，松禾无疑具备奠基意义。

这种奠基体现在，它为彼时尚处懵懂的中国投资界，构建了孵化企业的理想土壤。

以身作则，带动中国投资机构风格的专业化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厉伟常将自己放诸企业视角，以此向深圳政府建言献策。

他强调政府应多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引导基金。比如用未来税收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给投资机构，作为它们引进企业的激励。

他强调耐心资本的重要性，反感媒体对收益倍数的渲染，他推崇“华为精神”，认为其就是“苦干三十年而不追求明年上市等短期的荣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门深入。”

他认为深圳的长处在于引进、消化和吸收技术，但弱在源头创新。他强调对大学的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力度，让他们能产出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亦强调大企业把研发力量前移，引入国际顶尖科学家，而政府应对此给予更大支持。

直到今天，深圳在招商引资层面的政策之丰富，力度之深刻，国内鲜有能出其右者。

从资本市场的鲇鱼，到一级市场的企业同行者，厉伟似乎始终是那把翻动土壤的铲子，有时剧烈有时轻柔，而翻动后的土壤，无疑都为新经济的萌芽，做好了准备。

奇迹之境

用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话来说，世界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前”向“战中”过渡的关键节点。

冲突改变了每一个行业的思维方式。在创投圈，“再生”一直是近几年投资大佬们不停思索的问题，当黑天鹅不断上演，思维模式就势必面临修改甚至重构，正如价值投资家莫尼什·帕布莱强调的“反思、反思和再反思”。

反思市场里永远都在捉迷藏的α，反思误判的结构性机会，反思公式和模型背后，那些未能被正确描述的计量差异。

但重拾信心，找回机遇的根本，始终都在创造和参与历史的人身上。

1979年，深南大道正式开建。彼时的基建狂魔尚处“幼年期”，深圳罗湖蔡屋围的乡亲们用铁锹一铲一铲挖出7米宽，2.1公里长的路，直通向尚处于规划中的华强北。

当时的深南大道

这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路了，长度深圳最长，全程铺满柏油，两侧林荫覆盖，宽到车辆交汇不用减速。

建设进展报到中央，上层阅后批复——

“打开思维，可至少做到50米宽。”

那一年的北京，厉伟13岁，父亲厉以宁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转型阶段。他写下《论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说》，此后十年笔耕不辍。

1985年，厉以宁发表《试论我国现阶段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成为此后近30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机制设计和演进的理论基础。

同年，深南大道延伸至福田，规划国际级福田CBD的条件终于成熟，新的政府大楼、金融楼宇、会展中心、商场群、酒店群指日可待。

1991年，28岁的厉伟坐上了从北京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他背着一个大包，一手拖着一口箱子，另一只手攥着一把蒙古刀。在当时北方人的想象里，岭南地区鱼龙混杂，防身家伙必不可少。他就这样，辗转来到深圳。

1994年，深圳延宁公司成立，主做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这家由妻子崔京涛创立的企业，也许在31岁的厉伟心中，也激起了波澜。

也是在那年，深南大道延伸至南山，连接起粤海、蛇口街道，深圳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通。此后的二十年里，腾讯、大疆、传音、迈瑞、顺丰等企业拔地而起。

2025年，深南大道全长达到25.6公里，最宽处达到350米，成为奇迹之城最大的奇迹。

深南大道，来源：深圳市档案馆

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16楼，正是松禾资本的总部所在。若你从偌大的落地窗向外眺望，你就能看到车流不息、蜿蜒不尽的城市大动脉。夜幕降临后，数不尽的霓虹灯扑面而来，一路璀璨辉煌。

时代奔流不息，30多年前，特区成立，沿海开放，中国东部地区开始承接世界的产业转移，进而创造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

今天的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正向中西部转移，全产业链和科技投入形成的强劲合力，正不断向上突破进击。

在厉伟眼里，曾经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逻辑，正在这片土地重演。他做好了迎接时代的全部准备。

数年前，厉伟将中国的投资环境形容为：“‘伸手摘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开荒植树’。”

究其含义，投资机构正从单纯的金主，变成推动企业成熟的一部分。

像曾推动日本科技爆发的软银那样，松禾成立了五支投资基金，其中四支分别锚定企业成长和并购、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早期初创项目，最后一支美元基金，旨在成为海外顶级华人科学家回国创业的首选。

松禾还将创新孵化器对外开放，邀请更多非松禾投资的优质项目入驻。在此之前，松禾已经为孵化器配套了几亿元的创投基金，还利用已经投资的200多个项目为新企业提供产业上的对接，与之深度利益捆绑。

在松禾创新孵化器，每个创业者都能获得“三对一”的深度服务：一个投资经理，一个服务人员，一个行业专家。

他正在构筑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默默无名到惊艳四野，当越来越多创业者要跨过从生存到壮大的天堑，他正在尝试让这种跨越变得更容易——用资金架桥，用管理引路。

而松禾和厉伟，也不过是这个行业，乃至这个国家的缩影。每一代人都与时代签下了契约，父辈们从经济理论里劈山架桥，走出一条独属于中国的改革之路。成长于改革中的这一代，在周期的风浪里深耕，在无人喝彩的领域播种，在速朽的喧哗之外，栽种比时间更长的未来。

成长于大国崛起的下一代呢？

我们很难预知未来的身影，但有人说深圳的样子，正是中国式的未来。

因为那些被耐心浇灌的树木、被信念托举的团队、被时代选中的行业，终将在某个清晨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中国的天际线。

而厉伟和他的同行者们，依然站在窗前。

窗外，是深南大道不息的灯火，是深圳湾永不落幕的晨曦，是一个国家在产业攀升的长路上，不断延伸的脚印。

这条路，曾经只有7米宽，后来是50米，如今是350米。

而种树人的目光，永远比路更宽。

*红杉中国仅公布了上市退出率为10.7%，依据2016年16.6%的整体退出率估算，应在15~20%之间

参考：

《中国风险投资史》董力瀚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

《中国创投简史》投资界

《创新高地：深圳创新启示录》宋志平 刘科 沈清华

《中国经济学理论与深圳实践研究》吴定海

《像高手一样投资：17位顶尖高手的投资心法》肖冰

《深圳创业故事》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中国创投100人》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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