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初衷在于吸纳民众参与司法、监督审判，保障司法民主与程序公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长期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困境，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作用。但从刑事辩护角度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毫无价值，只要精准抓住程序规则、紧扣审判组织合法性问题，就能将其转化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实现有效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确立了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但在多数人印象里，陪审员往往“陪而不审”，近乎庭审摆设。我在读研实习时就曾亲历，陪审员庭前仅在空白纸上签名，合议笔录全由书记员事后补写，内容也多是简单附和，与法律规定相去甚远。从事刑事辩护律师后，这种感受更为具体。我在青岛代理过一起案件，庭审中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人民陪审员，发型特殊，厚重的刘海始终遮挡半边眼睛，让人难以观察其庭审反应。直到我发表辩护意见，当庭指出法院程序违法问题时，这位陪审员才主动掀开刘海，认真看向我。庭后她主动跟我说，第一次见到律师当庭直指法院程序违法，印象很深。这件事也让我直观感受到，人民陪审员并非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未能有效履职。
尽管最高法不断出台典型案例、完善规则，试图激活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从一线辩护实践来看，其对刑事辩护的实质助力依然有限。不过这并不代表该制度无法利用，其核心价值完全可以落脚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四款：“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的，二审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案件可由人民陪审员参审，二审则无陪审员参与；七人合议庭法定为三名审判员加四名人民陪审员，不可随意组合。《刑诉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罚、涉及公共利益且社会影响重大的一审案件，必须组成七人合议庭。这就形成了关键辩护策略：当一审法院违规采用三人合议庭时，辩护人可选择一审提出异议，或留待二审以程序违法为由救济。由此便产生一个关键辩护策略问题：当案件应当组成七人合议庭，而一审法院仅组成三人合议庭时，辩护人应当在一审当庭提出异议，还是留待二审再以程序违法为由请求发回重审？
通过检索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尽管不少辩护人在二审中以此为由提出上诉，但尚无案例被二审法院认定程序违法并发回重审。二审法院驳回的核心理由高度统一：案件虽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罚，但不属于“社会影响重大”，因此审判组织组成合法。这就导致“社会影响重大”在实践中成为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间，辩护人若无法扎实举证，很难突破这一认定。基于此，我的实务思路是：若能在二审阶段“确凿证明”案件属于社会影响重大，使二审法院无法虚化该要件，则将该问题留至二审提出；若无法充分举证，则应在一审阶段直接提出异议。
关于如何证明“社会影响重大”，我总结出四种常用且有效的实务路径：第一，审查起诉书内容。部分起诉书，尤其是涉众、有组织犯罪案件，会直接载明“社会影响重大”“罪大恶极”等表述，可直接以公诉机关自述作为依据，此类情形更适合留待二审使用。第二，核查官方宣传情况。若案件在开庭前已被法院、检察院或地方平安建设相关公众号公开报道，通常可认定社会影响重大。第三，参照审理法院类案判决。若本院同类同罪名案件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社会影响重大，且本案规模、金额、受害人数等情节更重，可据此主张本案同样属于社会影响重大。第四，关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情况。根据相关文件要求，邀请代表委员旁听的案件多为社会影响重大案件，可作为重要佐证。 一般而言，若案件符合上述四种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可留待二审发力；若仅符合一种甚至全无，则宜在一审直接提出，否则二审法院极易以“不属社会影响重大”为由驳回，导致该辩护点完全失效。
综上，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务运用中，一审提出异议还是二审固定程序违法点，核心取决于能否对“社会影响重大”形成扎实、不可推翻的证据支撑，这也是该制度在刑事辩护中真正落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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