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赤字”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

记者/杨宝璐

编辑/宋建华

计迎春（中）在进行新书分享座谈会上

“为什么要研究‘家庭’？”

在打开《新家庭革命》这本书之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他们困于家庭中的鸡毛蒜皮，却只把这些琐碎的矛盾与疑问归结于“个人烦恼”。有时候，这种烦恼是细微的针尖，可是针尖戳人也会痛；有时候，这些烦恼像墙壁，用肉体硬碰硬对抗只会更加受伤。而当问题抛向互联网时——婚恋、育儿、原生家庭……理解的声音与反对的声音有着同样的声量。

但在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看来，家庭变革的现象与阵痛，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呈现。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父权父系家庭模式正在被父系、母系双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所取代。“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家庭的一种新模式，传统与现代镶嵌交织、代际亲密共生、父系母系并重、夫妻轴代际轴兼顾。其中，女性角色与母女关系成为家庭模式变化的核心动力，已婚年轻女性和母亲、婆婆通过在育儿、养老照料上的共同协作而构成紧密联盟。

但这一家庭新模式足以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照料赤字”吗？计迎春认为，还应该让男性更多地回归到“私人领域”中，去创建更多元、更公平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

以下是她的自述。

早就不是“简·奥斯汀时代”了

在研究家庭结构之前，我研究过“剩女”现象。那是十几年前，当时“剩女”被定义为27岁以上未结婚的女性，女性开始推迟结婚是彼时一个比较先锋的现象。实际上，当时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刚刚增多，大家受教育的年限提高了，自然结婚时间就会向后推。当时，她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最集中的是来自她们的父母。那时候我发现，代际关系对于这些女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她们现代、独立，她们就不在乎代际关系了，而代际关系一方面很重要，另一方面是有压迫感的，反映在具体事情上就是催婚。

在中国的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代际关系非常重要，这跟西方家庭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不太一样。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家庭会出现“核心化”的过程，也就是以夫妻为主轴的“伴侣家庭”，会取代以代际为主轴的“传统家庭”。

早年我在上海调研，跟一些白领女性去聊，她们会在婚恋方面特别强调门当户对。这点让我深感触动。我当时接受的学术训练，多多少少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影响，它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发展观——传统的是落后的，现代的是先进的，现代的会代替传统的、落后的东西，所以当我跟那些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对谈时，发现她们也会讲到门当户对，我当时就想，门当户对不是封建包办婚姻的金科玉律吗？现代独立女性婚姻自由了，也没有人给你包办婚姻的压力，你们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给捡起来？

当时我的研究里其实没有“门当户对”这个问题，但有受访者主动提到了，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加进来。我发现她们讲的“门当户对”跟传统的“门当户对”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强调个人的对等。个人的对等和家庭的对等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一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会影响到其教育水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女性强调三观一致，她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才更容易相互吸引。通过她们的叙述，我发现她们把传统的门当户对和浪漫爱情，奇怪而又毫不违和地结合在一起了。

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家的日常生活逻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看上去好像变得更加物质了，那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的工作成果是用金钱来计算的，维持生活、购买消费品也是要通过金钱来维持的。作为受过教育的理性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不是考虑到这一点就叫变得很功利了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家的经济理性思想都加强了，这就影响到了大家的价值观，比如大家现在会用一种看似非常理性的或者学术的词汇去描述各种关系，比如说用“亲密关系”代替“爱情”，管“伴侣”叫“队友”，恋爱中让对方开心，叫作“情绪价值”。就是说在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就导致了理性化、物质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婚姻制度或者说家庭制度中，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经济功能。特别是在东亚，结婚往往是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没钱去生育、养育和教育儿童，在结婚前就考虑到未来可能的一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且负责任的考虑。

根据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现代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事实上，在当下所处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都在增加。还有一层就是浪漫爱情已经去魅化了。现在“剩女”这个词大家也不谈了，当“剩女”这个词进入历史垃圾堆，浪漫爱情神话好像也被历史翻过去了这一页，我们已经不再是简·奥斯汀或者琼瑶的时代了。

以前我们有一个规范，就是大家都要结婚，这个规范对大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些被贴上“剩女”标签的人，大部分人最后还是结婚了，很多人实际上只是推迟结婚而已。如果你没有遵循规范，甚至只是节奏上没有遵循这个规范，就会被贴上标签，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压迫性的影响，但这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理性，反思性更强，他们就是不想去遵循那个规范。

大家对于浪漫爱情追求的减退，还有对传统的亲密关系的反思也在加强。因为以前的浪漫爱情叙事，实际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性别脚本，爱情强调的是牺牲、all in、全力以赴、飞蛾扑火，越惨烈越伟大，越令人向往，但这种牺牲更多是强调女性的牺牲。大家好像现在也不怎么提“浪漫爱情”这个词，实际上是对不平等的亲密关系的反思。

现代年轻人也不是不向往亲密关系，他们向往的是一种更加平等、更能凸显个人主体性的关系。这些词汇一方面听起来更理性，另一方面其实是更加平等的词，年轻人使用的词汇变了，实际上是他们的逻辑方式发生了改变。这反映的是结构性的变化，是文化规范的变迁，反映出这个世界实际上变得更加多元了。

计迎春和学生们在一起研讨

全球化的“照料赤字”

如果要给“马赛克家庭主义”下一个定义，我会把它定义为：当代中国家庭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镶嵌交织、代际亲密共生、父母子女相互依赖、双向奔赴、父系母系家庭双系并重、夫妻代际关系双轴兼顾的模式。这其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在无酬家务劳动、照料中承担主要角色，是推动这种双系家庭模式形成的最核心的微观性别动力机制。

宏观上，这还是因为结构性压力，是新自由主义引领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负面后果。因为它高度重视经济增长、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积累和利益的获取，于是不断压缩社会再生产的开支、压缩福利，孩子的抚养要由个人和家庭去负责，因而全球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照料赤字”。

而这个结构性的力量，又和其他的结构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制度、工作文化是高度内卷的，强调长时间工作，女性工作时间也很长，那么她的家庭生活的时间就少了。而男性工作时间更长，他参与照料的时间就更少。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迪亚·戈尔丁所说的“工作越贪婪，性别分工实际上是越不平等，越传统。”

而微观上，我们对养育的要求变高了，要求精细育儿、密集母职，那双职工家庭工作时间很长，再按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照料主要女性来承担，在这三重外力的夹击下，女性就必须有人来帮忙，那这个人是谁呢？就变成了她的长辈女性，婆婆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众多家庭不停地磨合之下，形成了“全女团育儿照料合作社”。

社会的照料体系不完善、男性又没有很多地参与到照料中，因此照料的责任大多落到女性肩上，结构性的压力大多由女性来承受，这就是性别不公平。

对于个人来说，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结构性压力的，但肯定是有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我的一个男学生为例，他也有一个岁数很小的孩子。现在高校竞争也非常激烈，他也要拼KPI、发论文、拿项目等。作为一个研究家庭的男性，他就很能体会妻子的处境。他妻子也受过高等教育，下班后还要带孩子，他的妈妈也在这边帮他们照顾。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的决定就是按时下班，跟妻子去分担育儿。但是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下，这个决定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决定，而且是有后果的。

如果说生育率对我们当下来说是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那就要全社会关注，不能说让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更多的负担。低生育率的形成好比一棵大树，宏观的照料缺口是根部的原因，而低生育率是末梢上的表征，如果说我们从根本上，把“照料”改为由政府、企业、市场、家庭等各方来进行公平分担，或许末端其实就没有很多矛盾了。所以我说育儿应该是多元分摊，政府要做一些，企业也要做一些，在家庭里的个人，不同代际的女性都做了，那男性也要做一些。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公共的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要有法律规定来保障，比如说有的企业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有的企业不愿意，如果不承担责任的企业在法律上也没有任何后果，那肯定是不行的。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社会层面提供更丰富的照料供给。比如要有普惠的、优质的、相对廉价并且安全的照料供给。

我跟我的学生讨论，为什么现在建立了一些社会照料机构，但还是有很多人要让自己家里老人带呢？这就涉及大家对公共供给的照料服务的信任感。信任感不是说你要有就能有，是需要时间去建立和培育的。

让男性进入“私人领域”

弗朗西斯·戈德沙伊德等社会学家曾提出了“性别革命”两个阶段的框架。上半场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进入职场。但是女性在进入职场的同时，还兼顾家里的照料，形成了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而当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时，男性却没有进入私人领域，平等地承担照料家庭的责任，那在下半场，男性也要平等地承担照料责任，形成一个“双职工双照料”的家庭。

我们觉得这听上去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男性都会这样做或愿意这样做。很多人即便这样做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要经历很多挣扎的。

因为男性没有动力进去私人领域。这就必须得让照料者被看见、被尊重，并且必须是有酬劳的，因为无酬劳就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得不到尊重。

我觉得第二个层面就是眼下大家都过度工作的现实。这还是跟我们以生产为中心，以工作为中心有关。我们得承认人是生产者，也是照料者，但工作时间很长，就没有办法去照料，因为人只有在拥有充分的时间后，才可能去进入私人领域充当照料者角色，你每天加班到夜里两点钟，是不可能去照料的。

还有就是文化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推崇性别平等、倡导多元的男性气质。照料家庭的男性并不是“变成了女性”，或者不那么男性了，照料的男性还是男性，也是富有魅力富有吸引力的男性，挣钱比男性多的女性，她也是有魅力的女性。

在家庭照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最理想的模式，但我还是希望这种“双职工双照料”的家庭能更多一些。在一个已婚已育的三口之家，或者是四口或者更多的子女的家庭，我认为他们的家庭模式也应该变得更加多元，而社会的人口政策应该去托举更多元化的家庭模式。

写作中的计迎春

研究家庭就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我认为研究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家庭同时也在进行着制度的变迁，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期里，家庭实际上承担着承压器、传感器、显示器和放大器的角色。

研究中国的家庭或者研究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家庭对社会的很多维度都有着重大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转型、婚姻制度变迁和人口转型。因为人作为一个生产者，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生产的，但是人的再生产是在家庭里。如果说“照料再生产”没有做好的话，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经济产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乃至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家庭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家庭成员更需要彼此的扶持。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跟父母的互动和感情投入都加深了，中国家庭有一个情感转向，以前是等级森严、情感比较疏离的传统父权大家庭，现在变成一个亲密的小家庭。但这个小家庭又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导向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不太一样。就是我讲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中所提到的“双栖双轴多核家庭”。

在做新书座谈活动的过程中，我发现读者会对这种家庭关系有很多共鸣。有三个比较突出的共同关注，首当其冲就是母女关系，特别是独生女，她们很多人有着非常浓稠的母女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带来很多的冲突、控制、争吵、压抑。

其实“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一些西方研究者也认为母女关系是家庭关系当中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在西方家庭中，母女关系相对其他关系来说也是更为亲密的，在亲密的母女关系当中，也会有负面的控制、越界、压制、窒息。

而在中国，独生女的家庭是很多的，有8000万到1亿，现在估计有可能是在1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结构性崛起，城市中产独生女家庭，再加上密集母职、精细育儿的要求，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亲密，母亲只有一个孩子，你所有的希望都在她身上了，你的精力资源都不会再放到别人身上，所以这种关系甚至会演变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亲密就容易越界，就有可能产生控制，孩子就想逃离。

还有一点，我觉得跟“丧偶式育儿”也有关系。因为父亲没有那么高度地参与家庭生活，所以母女、母子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母亲付出的更多。她们就会有很多不公平和委屈，可能会把她们的情绪压力投射到孩子身上。

大家另一个比较关注的点是“全女团照料合作社”，其实这个“家庭照料”不仅仅是育儿照料，也有对老人的照料。有不少女性读者在分享自己为家庭照料的付出时会哭。我印象蛮深刻的有一次去一个学校里做分享，当时有很多老师参与讨论，其中有个老师晚了一个小时来，因为她得先把她的小朋友安顿好，把孩子交给她的妈妈，一切交接完毕后才能过来。现场分享时，她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刚从“全女团照料合作社”赶过来。

如果没有老人的帮助，她们是没有办法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冲突，一方面她们关系很好很亲密，另一方面她们也会吵架，我记得有一幕，一个读者是年老的母亲，她的女儿把她拉黑了，她很痛苦。另一个读者是个年轻的妈妈，她妈妈在帮她照顾小孩，但母女俩有矛盾，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都不说话，后来又和好了。第二个读者就从女儿的角度，安慰了那个被女儿拉黑的妈妈，她们俩还拥抱了，就像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和解。

第三大家对于“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很多人会主动用这个理论去分析自己的家庭，还会问许多问题，譬如是不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家庭都会变成这个模式？这个模式会一直这样下去吗？会时间很长吗？

有一些女儿跟我讲，她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妈妈了，有女儿跟妈妈一起读的，有女儿读完以后，妈妈再来读的，她们会有讨论。很多女性在读书交流中反馈，她们其实很困惑家庭中的这些事情，但她们觉得这只是个人的烦恼，等看完书才发现，这不是正在讲我们吗？她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可以用学术理论去讨论的，这好像是给了她们一种被看见、被赋权、被解放的感觉。

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鼓励。学者研究的东西，通常只会在小范围里被阅读，实际上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跟具体的人做对谈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人哭了，笑了，或者跟其他人形成共振，这种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这其实也是写这本书的目的与愿景，我希望能去描绘多元的中国女性的图像，把中国女性的思考、经历、动机和困境真实地展现出来，放到研究和叙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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