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尼泊尔走出长效发展之路

张家栋

2026年4月10日—15日，笔者到尼泊尔蓝毗尼省和加德满都参加会议，并进行了实地访谈和调研。如今的尼泊尔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成立仅4年左右的民族独立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斩获182席（总席位275席），以压倒性优势实现单独执政。这是尼泊尔自1999年以来首次由单一政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

此次政治变局，为尼泊尔带来一系列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积极变化，构成新政府执政初期的重要政治基础。

首先，新政府呈现鲜明的年轻化特征，具备极强的改革活力。35岁的巴伦德拉·沙阿出任总理，是尼泊尔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其组建的内阁同样高度年轻化，内阁成员多为政治新人与专业人士。年龄最长的财政部长仅51岁，最年轻的教育部长年仅29岁，内阁平均年龄约38岁；议会中70余名议员年龄在40岁以下。年轻的执政团队思想开放、锐意进取，更易接受新理念、推行新举措。

其次，尼泊尔新政府打破传统政治圈层，彰显去裙带、重专业的执政导向。超八成的内阁成员没有在传统大党任职经历或国会议员资历，国会中政治新人的占比更是高达77%。这一人员构成，契合尼泊尔民众对清廉政治、高效治理的迫切期待。

最后，新政府坐拥宝贵的政治蜜月期，享有宽松的内外舆论环境。国内民众对变革充满期待，国际社会普遍持观望态度，这种宽容氛围为新政府推行强硬改革、落实执政理念提供了难得的政策空间，也让其在初期施政中获得了充足的民意支持与国际包容。

只是，光鲜的执政开局之下，尼泊尔新政府面临的深层挑战不容忽视，诸多结构性难题将持续考验其执政能力。

治理经验匮乏，是新政府面临的首要短板。政治新人虽无历史包袱、敢于突破，但国家治理绝非仅凭热情就能实现。巴伦德拉总理此前仅担任过不到一任加德满都市长。内阁核心成员中，即便身为南亚知名经济学家的财政部长斯瓦尼姆∙瓦格勒，也仅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履职经历，缺乏中央政府全面主政经验。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政治诉求与财政能力之间的严重错配。尼泊尔是典型的侨汇依赖型经济体，侨汇收入长期占其GDP的25%左右；叠加每年12亿至1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外来资金支撑起尼泊尔近30%的GDP。这种经济模式虽提升了民众个体生活水平，却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对比笔者曾在近年内考察过的尼泊尔蓝毗尼省与印度北方邦北部，两地人均GDP相近，但尼泊尔民众生活水平更高、印度基础设施更完善，直观反映出尼泊尔政府财政能力逊色于邻国，在支撑新政府大规模改革与发展规划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

地缘环境特殊，外交自主面临现实约束。尽管新政府试图推行多元平衡外交，巴伦德拉总理打破单独会见外国驻尼大使的传统，集体会见17国驻尼使节，传递主权平等理念；对印谋求从“特殊关系”转向平等互惠，对华坚持一中政策、务实推进互联互通项目，同时积极拓展美、日、欧盟等“第三邻国”合作，避免过度依赖单一伙伴。但尼泊尔仅与中印两大国接壤的地缘现实无法改变，多元外交的落地仍受地缘格局的深层制约。

民意期待过高，执政团队面临“二次问责”风险。民族独立党以反腐败、善治、经济改革为竞选口号，精准击中尼泊尔中青年群体痛点，上台后迅速推出“100点善治路线图”，覆盖民生、就业、教育等诸多领域。但提出愿景易，落地执行难，高涨的民意期待与有限的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部分未进入执政层的独立青年领袖已经在筹备新的政治力量。尼泊尔新政府虽凭借议会多数获得稳定执政窗口，却也失去了传统政党的缓冲空间，若就业改善、反腐斗争迟迟不见实效，反建制政党或将成为新的被问责对象。

‍纵观全局，尼泊尔这场以青年为主力的政治变革，既是南亚地区反建制浪潮的鲜活案例，也为区域地缘格局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尼泊尔新政府的政治红利能延续多久，不仅取决于执政团队的智慧与魄力，更取决于其能否破解经济结构、地缘环境、治理能力等多重难题。期待它在变革激情与现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真正为国家与民众带来持久稳定与发展福祉。（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