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基础

世界几大原生古文明都发源于史前农业社会，中华文明也不例外。这些早期文明及其社会实体，形成之初都呈现较小范围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特征。随着农业发展、综合生产力提高，各地文明成果也逐渐扩大。地域辽阔的中国有南北互补的两大农业做支撑，同时又有多条通道连接域外，能够不断吸纳和补充新鲜的生产力，这些要素汇聚在一起，从很早就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基础。

中国史前农业的兴起与区域文明的出现

中国南稻北粟（黍）两大农业皆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距今85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伴随着全新世大暖期到来，两种农业分别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端和华北平原北端相向快速传播，农业经济逐渐遍布两者间连片的平原丘陵地带，并在稍晚时期漫延到第二地理阶梯的黄土高原和两湖地区西侧的山地，形成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文化，初步构成网络状的早期农业文化的基本格局。不过，此期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尚未超越渔猎采集而成为生业经济的主体。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段，在距今5800—5100年左右，长江、黄河中下游和东北的燕辽地区，都先后出现前国家复杂社会。这个时期恰好也是南、北农业成为主导性生业经济、农业社会发展成熟的时期。农业的大发展使得聚落、人口及财富都迅速增长，同时社会竞争加剧，由此导致特权滋生、阶层分化、区域性中心聚落出现。在一些地区的大型遗址，如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河南灵宝西坡等地，揭露出高等级大建筑、大墓及其随葬的精美玉器等奢侈品，象征着早期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另外还在辽西牛河梁遗址群等地点，发现与原始宗教崇拜、祭祀有关的“坛、庙、冢”等遗迹，积石冢里随葬具有巫术色彩的玉器，也是另类社会复杂化的产物。这些现象表明，多地多元化的区域文明已初露端倪。

这个时期以位居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最显发达。该聚落规模大、结构复杂，发现有特大型建筑基址、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和丰富的祭祀遗存，出土的一些玉器及其刻纹图案反映当时已有复杂而发达的宇宙观和精神信仰。凌家滩也许还处于国家社会的前奏，但已经显露出初期文明的特征，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先锋”。凌家滩的兴盛应当是以长江下游、巢湖侧畔发达的稻作农业和渔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同时因掌控玉石资源和治玉技术而拥有某种特殊发展优势的结果。与当时中原地区旱作农业条件下简朴不奢的贵族墓葬和建筑相比，长江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显得更富裕、发展程度更高一些。

史前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国家的形成

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及富裕经济孕育出的较高程度的文明，在随后的良渚文化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大约存在于距今5300—4300年之间，其核心区或曰最发达的区域位于今杭州西北部一个范围达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这里的聚落点有数百处，包括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其内有形同“台城”的“宫殿区”（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遗址）、顶级贵族专属的形同王陵的高台墓地，大墓中随葬大量标识高级贵族身份的精美玉器。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古城外围的山体上下，存在由众多水坝构成的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内外各种设施的修建需要海量的劳动力，肯定要有发达的经济做支撑。近年在莫角山附近出土了总量达20万公斤的炭化稻谷，显示出良渚社会强大的农业生产能力、良渚核心区惊人的粮食获取和储存能力。同时，除了稻谷和家猪作为食物的主体，良渚遗址群还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多种野生动植物遗存，延续了以往富裕经济的特点。良渚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能够一枝独秀而孕育出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同时期同样处于稻作农业区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尽管也有较大型城址，但已有的考古发现尚未显示出可与良渚文化相比肩的文明成就，其缘由有待探索。

北方黄河流域，目前所知此期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高的是陇东庆阳南佐遗址，其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有大型院落式夯土建筑群，并从中发现很多白陶等珍稀的非日用品。南佐遗址出土的农业遗存以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但同时在“宫殿区”还出有大量炭化稻。以上发现表明，南佐社会的上层精英具有获得高原上稀缺食物资源和其他珍贵物品的能力，南佐也成为探索黄河流域早期国家起源最具潜力的地点之一。仰韶晚期陇东和关中西部已发现数处大型遗址，该地区社会繁荣的基础之一包括发达的农业，其中具体细节有待深究。此期黄河流域另一个比较兴盛的地方是海岱地区。这一带已发现多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遗址，包括几处城址，虽然面积都不过数十万到一百余万平方米，但几乎都有一些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丰富的大型墓葬，并常用动物（大多为家猪）随葬或祭祀，充分显示出富裕社会的特征。海岱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属于旱、稻混作农业区，相比纯旱作农业具有一些经济优势，因此发展势头旺盛，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对中原及黄淮地区都产生了强烈冲击。不过，目前已有材料尚未能证实该文化中已产生早期国家。

区域经济的兴衰与青铜时代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形成

从距今4300年到3700年左右，很可能由于洪水泛滥等原因，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逐渐衰落，良渚、石家河等大型复杂社会崩溃瓦解。黄河流域持续繁荣发展，但不同地区的表现并不一致。旱、稻混作的海岱龙山文化，虽然出现了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但是否形成了早期国家仍有待更多考古发现来确定。中原乃至整个黄河中游的社会发展仍旧呈现此起彼伏的状况，早先一些发达的社会如南佐等已经衰落，中原腹地则处于小邦林立的状态。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的龙山时期诸文化中，只有分布在北方高原的石峁文化和临近中原的陶寺文化诞生了早期国家。这两个同属黄土地区的发达社会集团的形成，实乃受益于从西域传播而来的牛羊牧业经济。此时，在南流黄河两岸逐渐发展成熟的食草家畜牧业经济，叠加在传统粟黍种植农业和家猪饲养业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力和生业模式，极大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堪称史前时代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革命”，最终催生出以陕北石峁、晋南陶寺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最早的国家社会。

由于某种或某些因素（如区域集团间的战争、内乱、气候变化等）的影响，石峁、陶寺以及海岱龙山等大型复杂社会都没能持久。在距今3700多年到3500年之间，在群星黯淡的背景下，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中原腹地的夏王朝却强势崛起。夏王朝勃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博采众长、融合再造，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其后便是接踵而起的商、周王朝，以大中原为核心，创造出了更加辉煌的青铜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定鼎中原、辐射四周，确立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与根基。此种局面的形成，同样是基于本土传统的多品种农业（以粟黍为主，稻、大豆等作物种植和家猪饲养为辅）与外部传入的牛羊马牧业相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的新型经济模式。此种模式还极大促进了畜力在农耕生产、交通运输与大规模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并助力中华文明融入欧亚大陆早期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郭飞

新媒体编辑：常畅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