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贺克斌院士：空气质量改善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减排

　　“挂在口上，写在纸上，干在地上，反映在天上。”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用4个步骤概括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硬功夫”。而2018年，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空气质量改善，到底靠人还是靠天”的提问时，他当时的回答是“人努力，天帮忙”。

　　从“人努力，天帮忙”到如今的“四步功夫”，8年过去，贺克斌给出了一个更系统、更坚定的答案：“天上的空气质量改善，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地面减排，要通过人的努力把它‘减’出来。”贺克斌告诉记者。

　　从“大气十条”打响蓝天保卫战，到如今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落地，中国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治气之路。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套“打法”在支撑？

　　“干在地上，就能反映在天上”

　　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中，哪些办法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

　　面对提问，贺克斌回答道：“形成空气污染的内因是排放，外因是气象。内因是最核心的。这些年我们之所以能实现较大幅度的大气污染物减排，最终在天上看到效果，靠的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在他看来，这套“组合拳”源于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决心。从“大气十条”到蓝天保卫战，再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每一阶段国家都会给出明确的全国和重点区域的改善目标。这些目标被分解成年度任务，再层层分解到省、市。“就像接力棒，每一棒都有清晰的任务，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跑。”贺克斌比喻道。

　　有了目标，怎么落地？“我们逐渐形成了全国和区域的排放清单体系、监测观测体系，以及把地上排放与天上浓度关联起来的数值模拟体系。”他解释道，排放清单告诉你“减什么”，监测体系告诉你“天上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数值模拟则能把地上减的和天上测的对应起来，而持续不断的科研投入让这套体系日益精细。贺克斌表示，正是依托这3个体系，政策制定得以更加科学、可预期。例如，对未来五年的减排幅度及空气质量改善空间，可以通过模型开展前瞻性评估，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但再好的计划，如果落不到实处，终究是“纸上谈兵”。贺克斌用那句“挂在口上，写在纸上，干在地上，反映在天上”，点出了我国治理最关键的一环。

　　在中国大气治理初期，部分地区治理效果不及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干在地上”这一环节落实不到位。如今，实时监测、卫星遥感等多种“技防”手段，使得试图偷排的企业无所遁形。“如果几套数据对不上，我们就能把问题筛查出来。”贺克斌说，正是“人防+技防”让“写在纸上”的目标，变成了群众头顶上的蓝天。

　　科技支撑助力系统治理

　　在贺克斌看来，过去十年的治理重点是对二氧化硫等显性污染源的精准打击。进入新阶段，科技支撑的角色正从“侦察兵”向“系统工程师”转变。

　　长期深耕污染源清单研究的贺克斌举例介绍，早期通过污染源清单、监测解析等手段，可以迅速锁定燃煤电厂是二氧化硫的主要贡献者，于是通过推动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改善效果。

　　随着治理进入深水区，进一步的减排面临更多挑战，如何突破？答案在于更精细的科技支撑。

　　贺克斌介绍，他与团队在“十四五”期间开展的全组分、近实时的排放源清单研究，为“十五五”时期更精准的治理打下了基础。比如，为了保障新能源发电系统的稳定性，煤电启停频繁，会导致氮氧化物短时高排放。这一新挑战，需要通过高时空分辨率的多维清单技术来应对。再比如，在VOCs治理中，全组分清单等研究发现，过去未被足够重视的半挥发性和低挥发性有机物，恰恰是形成臭氧和二次有机气溶胶的关键。“这为我们实施精准治理提供了新的科技依据。”贺克斌强调。

　　面向“十五五”，贺克斌认为，应从精准治霾转向系统治理。“减排是硬道理，这个没变。进入‘十五五’时期，它的新特点是协同减排。”其中，既包括碳与污的协同，也包括多污染物之间的协同。例如，将VOCs中的低挥发性成分与氮氧化物、农业源的氨等一并纳入治理范畴，正契合了我国从重点整治转向系统治理的思路。

　　中国经验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贺克斌用“喇叭口”效应一词解释道：“经济指标往上走，污染物浓度往下走，这个‘喇叭口’越张越大。”他告诉记者，在第12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上，多国代表们迫切地想知道，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贺克斌的答案坦诚而开放。“中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管理体系都不一样。”他说，“但有一点是可以共享的，那就是科技支撑能力。如何编制排放清单？如何建设有效的监测网络？如何搭建天地关联的数值模拟体系？这些都离不开科学决策。”

　　近年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等机构打造的区域交流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代表来到我国，学习这套“工具箱”。贺克斌说：“有了这些‘工具’，每个城市就有能力判断，在当前阶段，该优先治理什么。”

　　在贺克斌看来，我国还有两个“软实力”值得借鉴。一是目标设定，二是执行力。“有了目标，才能制定有效措施。而执行力方面，以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例，则是通过一种‘比较压力’，催生了地方治理的内生动力。”

　　贺克斌分享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市委书记找到他，希望尽快把PM2.5浓度降下来。因为空气质量不好，导致招商引资等受到影响。“这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实打实的‘里子’问题，关乎经济发展。”贺克斌告诉记者，这种由数据公开带来的“比较压力”，也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治理智慧。

　　贺克斌表示，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依然坚定不移地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国际承诺，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

　　而这份支撑，也在转化为全球绿色转型的“中国方案”。“我们已经在加快建设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交通电气化等成为新趋势。”贺克斌说，“相关技术在国内已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和低成本化，换句话说，我们为世界储备了一套成熟、可负担、可大规模应用的减碳‘武器’。”

　　贺克斌认为，过去十年靠“人努力”交出了蓝天答卷。面向未来，这份努力正在从末端治理转向以降碳为牵引的系统性变革。“挂在口上”的决心，最终会“反映在天上”。这既是我国治气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为全球绿色转型打出的一套可供参考的“组合拳”。

来源：（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