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被骂惨，毛主席写诗劝郭老：下手轻点行不行

1958年刚开春，中南海里的灯亮得比往常都早。办公桌上摊着一摞刚印出来还带着油墨味儿的大字本，打头那篇格外扎眼，题目就叫《十批判书》。翻到《论秦始皇》那一章，好家伙，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把秦始皇批得跟筛子似的，从头到脚没一块好地方，“封建专制”的帽子扣得严严实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首后来让无数人琢磨了半辈子的七言诗落了笔，里头有一句尤其刺眼——“孔学名高实秕糠”。孔老夫子名满天下两千多年，儒家经典更是读书人的命根子，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谷壳子、糠皮子了？难道那位被供在文庙里吃了两千多年冷猪头的至圣先师，真就凭这一句话被掀了供桌？要掰扯清楚这档子事，光盯着这四个字较劲可不行，得把镜头拉远，从春秋末年的鲁国街巷，一路摇到秦汉的宫殿，再摇回刚解放没几年的北京城，那条埋了两千多年的线，才能慢慢显出轮廓来。

要想弄明白“孔学名高实秕糠”到底是冲着谁说的，得先看看当时学术圈里的热闹。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不光是地里的庄稼要重新分，人脑袋里的观念也得重新捋。郭沫若郭老那时候是史学界的急先锋，五十年代吭哧吭哧写出了一部《十批判书》，里头的《论秦始皇》简直就是一篇檄文，把秦始皇骂得是狗血淋头，焚书坑儒被他形容得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刻。有人看了就不太乐意，半开玩笑地递话过去：“郭老这回下手可不轻啊，祖龙那点家底全给抖搂出来了。”对面那位也只是笑笑，回了一句：“骂是可以骂的，但不能不讲道理嘛。”于是那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就出来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意思很直白，不是要给焚书坑儒翻案，而是提醒郭老看历史不能一刀切。秦始皇人是死了两千多年，可他搞的那套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骨架一直撑到了清朝末年。而孔学呢？名声震天响，各地文庙香火不断，可真正到了决定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它到底拿出了多少管用的方子？

把时间轴往回拨到公元前六世纪。孔子生活的年头，周天子的号令还没一道村长管用，各国之间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乱成了一锅粥。孔子是没落贵族出身，对西周那套礼乐制度有一种近乎乡愁般的迷恋，他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让大家重新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想法是好想法，可当时的诸侯王们眼睛都红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扩军、怎么收税、怎么把隔壁老王的地盘抢过来。这时候你跟他说“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他表面上跟你哼哼哈哈，背地里早就去找商鞅、韩非那帮能直接帮他搞钱搞枪的狠人了。所以孔子当年其实挺落魄的，带着一帮学生东奔西跑，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差点被人当成分裂分子给抓起来。那时候真正的显学是法家，儒家顶多算个在野的思想沙龙。

真正的拐点出在西汉。汉武帝那会儿仗打完了，天下坐稳了，这时候再天天喊打喊杀就不

合适了，得找一套能让老百姓老老实实种地、安安分分听话的理论。董仲舒瞅准机会，把孔子从故纸堆里请了出来，一通包装改造，搞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把皇帝捧成了老天爷的亲儿子，把三纲五常变成了天条。从这以后，孔子才真正走上了神坛，孔学也从一个民间学术流派，变成了官方认证的统治说明书。可这一变味就是两千年，到了后来，孔学里那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早就把孔子当初那点温情脉脉的初衷给挤没影了，彻底沦为了捆住人手脚的麻绳。

所以回过头再看那句“名高实秕糠”，你就明白了，这骂的不是孔子这个人，甚至不是《论语》里那些教人向善的道理，而是那套被历代帝王将相盘了两千年、包了无数层浆的“吃人礼教”。这套东西名声确实高，高到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可一到近代，碰上洋人的坚船利炮，碰上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它除了让人磕头作揖、之乎者也，拿不出一丁点能救亡图存的办法。那可不就是“秕糠”吗？看着是一大堆粮食，搓开了全是空壳子，顶不了饿，救不了命。

说到底，这首诗不过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变革史上，钉下了一颗小小的注脚。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孔子”和“孔学”、把“原典思想”和“统治工具”硬生生给剖开了。在那个急需打破旧枷锁、建设新中国的年代，如果不把糊在“孔学”这尊神像上的金粉刮干净，不把里面的糠皮子抖搂出来，人们就很难轻装上阵去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但这也不意味着要把老祖宗的东西全扫进垃圾堆，毕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

做人做事的底色。真正聪明的态度，不是把历史人物要么捧成神要么踩成鬼，而是像庖丁解牛那样，顺着纹理走，把那些依然鲜活的智慧留下来，把那些发霉变质的秕糠剔出去。毕竟，一个能往前走又不忘记来路的民族，才算是真正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