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家里开了个批发部,我妈去广东进货再也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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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老李吧?你下巴这里,是不是有一道月牙疤?”
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瘸腿陌生男人,死死盯着我爸。
我爸手里的烟头“吧嗒”掉在地上,脸色瞬间惨白。
这世上,除了我那死了十五年的妈,绝对没有第二个外人知道这个秘密。
紧接着,男人红着眼眶“扑通”跪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一个沾着陈年血迹的旧账本。
供桌上那张摆了十五年的黑白遗像,此刻仿佛正安静地注视着我们。

01

一九九八年的那个冬天,是我们家这辈子最风光的日子。

那时候,我爸是个退伍回来的汽车兵,个子不高,但生得膀大腰圆,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

我妈叫秀兰,是镇上出了名的美人,也是个精明泼辣的算账好手。

在别人家还在为了几毛钱菜钱发愁的时候,我妈东拼西凑借了笔钱,在镇上的十字路口盘下了一个大门面。

那就是我们家曾经红极一时的“李记副食批发部”。

那时候的钱真好赚,每天一开门,镇上和下面村里的散户就蹬着三轮车来进货。

成箱的健力宝、大白兔奶粉、红塔山香烟,像流水一样从我们家的仓库搬出去。

我爸每天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吭哧吭哧地给人往车上扛货。

我妈就坐在柜台后面,手里那个木算盘被打得“劈啪”作响,算珠撞击的声音,是我们家当年最动听的音乐。

那时候我才八岁,穿着镇上唯一一双带气垫的旅游鞋,口袋里永远塞满进口的酒心巧克力。

我是镇上所有小孩嫉妒的对象,他们都管我叫“小少爷”。



如果日子能一直这么过下去,我现在也许会是个开着豪车、继承家业的富二代。

但命运这个东西,最喜欢在人得意忘形的时候,从背后下死手。

那年快过年的时候,镇上的广货突然断了供。

过年是副食批发最赚钱的时候,如果没有货,我们家至少要少赚大半年的利润。

为了省下中间商那几手高昂的差价,我妈做了一个改变了我们全家命运的决定。

她要亲自去一趟广东,直接找源头厂家拿货。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妈把我爸反锁在屋里,两人把这段时间赚的钱全铺在了床上。

那是整整八万块钱,在九八年,这是一笔能在小镇上买下两条街的巨款。

我妈用旧报纸把那些大团结一层层裹紧,最后用黄胶带缠成了两个结实的砖头,缝在了贴身的保暖内衣里。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

我妈穿了一件新买的红底碎花棉袄,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旅行包,准备去赶省城发往广州的长途卧铺大巴。

她出门前,蹲下身子在我额头上用力亲了一口。

她笑着摸着我的头说:“乖乖在家听你爸的话,等妈从广东回来,给你买那个能遥控的四驱车。”

我当时只惦记着那个玩具,连头都没抬,只是敷衍地恩了一声。

我怎么也想不到,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感受到母亲的体温。

我妈走后的头三天,还往家里打过一次长途公用电话,说已经到了广州,正在看货。

那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距离过年只剩下不到五天。

我妈承诺的那批货没有发回来,她整个人也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音讯全无。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人一旦断了联系,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根针。

我爸疯了。

他扔下了正在旺季的批发部,连夜坐火车赶去了广东。

他在广州的各个批发市场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悠,拿着我妈的照片逢人便问。

直到大半个月后,广东那边的一家县级公安局给我爸打来了电话。

那通电话,彻底砸碎了我们家的天。

警方告诉我爸,那辆从广州返程的卧铺大巴,在途径粤北山区的一段盘山公路时,遭遇了极其恶劣的车匪路霸。

那是一群亡命之徒,在路上设了路障,上车抢劫。

大巴司机在极度恐慌中猛打方向盘,导致整辆大巴失控,直接撞断了护栏,翻进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

现场惨不忍睹,车身因为剧烈撞击燃起了大火,很多乘客当场死亡。

由于火势太大,加上跌落的地点偏僻,救援赶到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地的残骸和几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我爸赶到当地殡仪馆的时候,腿都是软的,是两个警察把他架进去的。

停尸房里的气味刺鼻得让人作呕,法医掀开了一块白布。

那是一具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容貌的女性焦尸。

但法医递给我爸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从尸体身下抢救出来的一块烧焦的布片。

那是一块红底的碎花布片。

那布料的花色、材质,和我妈临走前穿的那件新棉袄,一模一样。

而且,现场没有发现那八万块钱的踪迹,警方推测,劫匪在车子坠崖前就已经抢走了钱。

我爸看着那块碎花布,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的地砖上,连哭声都没发出来,直接昏死了过去。

没有找到全尸,也没有明确的DNA鉴定。

但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默认,那就是我妈。

我们家没有办葬礼,我爸只是在镇外的荒山上,给我妈立了一个衣冠冢。

坟里埋的,是我妈生前最喜欢的一把桃木梳子,和我没等来的那台遥控四驱车。

从那天起,我人生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接下来的十五年,是一场漫长到让人窒息的泥泞挣扎。

我妈不在了,家里的主心骨也就断了。

我那个曾经孔武有力的父亲,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他开始酗酒,每天把自己灌得烂醉,坐在空荡荡的批发部门口发呆。

他是个老实人,根本不懂得怎么和那些滑头的三级批发商打交道,更不懂得算账。

没了进货渠道,之前的同行趁机落井下石,疯狂压价抢我们的客户。

店里的货卖不出去,放过了期,账面上的亏空越来越大。

为了填补我妈带走的那八万块钱的债务窟窿,我爸开始盲目地借高利贷进货,结果又被骗子用劣质假货骗了个精光。

不到两年时间,那个曾经镇上最红火的“李记批发部”,轰然倒塌。

我们不仅失去了门面,连住的大平房也被法院查封抵债了。

02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我爸拖着一辆破板车,拉着我们仅剩的几床旧被褥和一口锅,搬进了镇东头一个废弃的破车库里。

那车库里常年不见阳光,墙壁上长满了绿色的霉斑,一到下雨天,地上就会渗出腥臭的积水。

我从高高在上的小少爷,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扫把星。

要债的人几乎踏破了车库那扇生锈的铁门。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几个满臂纹身的催债人踹开门,把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一台旧彩电硬生生抱走。

我爸当时跪在泥水里,抱着其中一个人的腿求他们宽限几天,换来的却是狠狠的一脚,踹得他嘴角全是血。

那些曾经变着法巴结我们家的亲戚,这时候全都不见踪影了。

偶尔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会像躲瘟神一样,远远地绕开。

这世上哪有什么雪中送炭,多的是落井下石和冷眼旁观。

为了活下去,为了还清那些高利贷,我爸放下了所有的尊严。

他去建筑工地给人扛水泥,一百斤一包的水泥,他一天能扛几百包,肩膀上的皮磨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

他凑钱买了一辆二手的破摩托车,每天半夜在火车站门口拉黑客。

有一次因为抢了别人的客源,被几个地痞流氓堵在巷子里打得头破血流。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的腿回到车库,第一件事却是从怀里掏出一个被体温捂热的肉包子递给我。

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同样难熬。

我穿着大人们捐赠的不合体的旧衣服,袖子长得能盖住手半截。

同学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是个没妈的野孩子,说我爸是个要饭的。

我学会了打架,像个疯狗一样和每一个嘲笑我的人拼命,哪怕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我从来不在我爸面前哭,因为我知道,他心里的血,流得比我多得多。

每年的大年三十,是我们父子俩最难熬的时候。

外面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家家户户都在看春晚、吃饺子。

我们家那张瘸了腿的方桌上,永远只有两碗清汤挂面,上面飘着几滴可怜的香油。

桌子正中间,摆着我妈那张有些泛黄的黑白照片。

我爸会倒上一杯最劣质的散装白酒,自己喝一口,再往地上洒一口。

他从来不说话,只是红着眼眶,死死地盯着照片里我妈那张笑靥如花的脸。

时间真是一把生锈的钝刀,它一点点割肉,直到你连疼都感觉不到。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在那漫长而苦涩的岁月里,我们渐渐不再歇斯底里,不再去想如果当年我妈没去广东会怎样。

我们彻底接受了现实,接受了我妈早就化成了一把灰,被埋在深山老林里的事实。

我们不再去寻找任何虚无缥缈的奇迹,只求能在这种烂泥一样的生活里,继续喘气。

终于,时间来到了二零一三年。

整整十五年过去了,我爸用他的血汗,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外债。

他的背彻底驼了,头发全白了,那双手粗糙得像干枯的松树皮。

他再也扛不动水泥,拉不动黑活了。

我用打工攒下的第一笔钱,在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弄堂里,帮他盘下了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只有几平米大,卖些油盐酱醋、廉价香烟和散装瓜子。

这就够了,足够他安度这凄凉的晚年。

我也长大了,没有考上什么好大学,在本地一家小化工厂里找了个文员的工作。

每个月拿着死工资,朝九晚五,没有大出息,但至少能吃饱穿暖。

我们的生活终于归于了一种死水般的平静。

那是一种经历过大风大浪后,彻底认命的平静。

关于我妈的记忆,在家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

我们谁也不会主动提起那个名字,生怕触碰到彼此心底那块还没结实的疤。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会买上两挂鞭炮和一些纸钱,去那座长满了荒草的衣冠冢前扫墓。

整个过程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例行公事,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长久的沉默。

我以为,我的下半辈子就会这样平庸且安稳地度过。

我以为,那个叫秀兰的女人,早就已经在十五年前的那场大火中,彻底灰飞烟灭了。

直到那个夏天的午后。

二零一三年的夏天特别热,知了在树上叫得让人心烦意乱。

小卖部门口的苍蝇绕着切开的西瓜皮嗡嗡作响。

我爸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旧藤椅上,摇着蒲扇打着盹。

我趁着周末休息,正蹲在门口理着几箱刚送来的矿泉水。

一辆车身布满泥垢、排气管发出破铜烂铁般轰鸣声的五菱宏光面包车,缓缓停在了小卖部门口。

车牌是一块蓝色的粤S牌照。

车门“哗啦”一声被拉开,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和长途跋涉的汗酸味扑面而来。

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那是一个皮肤黑得像煤炭、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破旧老头衫的中年男人。

他的一条腿有些畸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步子迈得很重。

他没有买东西,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藤椅上正在打盹的我爸。

那种眼神极其复杂,有恐惧,有愧疚,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

他盯了足足有三分钟,直到我爸被他粗重的呼吸声惊醒。

我爸揉了揉眼睛,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外乡人,站起身问:“老板,买包什么烟?”

男人没有接话,他的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哆嗦。

他突然上前一步,死死盯着我爸的脸,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爸浑身一颤。

“你是老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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