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9岁禹作敏狱中难耐孤寂，死前曾向李瑞环提出：我想回家

上个世纪，他从农民身份开局，在担任村书记后，仅用十年时间就让整个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默默无名的村庄，一跃成为全国示范村。而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振，几乎全国闻名。可是声名鹊起之后，他却迷失本心，不断自我膨胀，直到以私凌公，被依法判刑。

带领大邱庄十年致富，全国模范

1930年的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禹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便是禹作敏。禹作敏家并不富裕，家中共有四个孩子，而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种田。

在没有大型农业机械以及缺少优良种子和化肥的情况下，禹作敏家光是维持生计已经十分困难。

但是，禹作敏的父亲却并不愚昧无知，在新中国的大力推广下，每个家庭都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恰好禹作敏又是四个孩子中最聪明好学的一个，禹父省吃俭用也要供禹作敏上学。

尽管禹作敏没有依靠读书寻找到一份“铁饭碗”工作，但是受过教育的经历仍然让禹作敏拥有比起常人更开阔的眼界。

在成年后，迫于家庭生计，禹作敏选择了很辛苦的拉货工作，这份工作也极大地锻炼了禹作敏的能力，为后来他的村支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禹作敏幽默风趣，和村子里其他村民的关系也很不错，再加上他经常帮村民的忙，这使得他在大邱庄这个他土生土长的村子里，具有很高的群众基础。

等到大邱庄生产队队长选举的时候，禹作敏当仁不让参选，凭借过硬的个人素质和优秀的人际关系，禹作敏顺利当选。

等到当选生产队队长之后，禹作敏发现生产队的传统蛮干实在效率很低，不仅仅村民很累，粮食的收获也不够高。

于是，他果断把生产队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前往县城里购买母驴。可是他购买母驴不是用来耕地，而是为了驴生驴。

因为在那个全民生产的年代，基础粮食的收益率并不高，全国各地的生产队都在全力种主粮，禹作敏认为，此时肉类是稀缺资源，收益比大家都在种的粮食要高很多。

不得不说，禹作敏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很多人不一样，当时的生产队队长为了提高队里的粮食产量，纷纷严格要求队员上缴粮食，而禹作敏却反其道而行之。

禹作敏宣布，在他的生产队里，无论产出多少粮食，都算村民个人的。给自己种粮食，这样的政策很快就激发了禹作敏生产队村民的生产热情，很快禹作敏的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大邱庄第一。

禹作敏本人更是因此名声大振，在那个人人担心粮食问题的时代，衡量生产队队长能力的唯一指标就是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带着这样的光辉历史，等到大邱庄书记选举的时候，禹作敏毫无疑问当选了。

为了让大邱庄快速致富，禹作敏多次前往全国的优秀村庄参观学习，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生产队队长时期，禹作敏就意识到了肉类的收益率高于粮食，而在村支书时期，禹作敏同样敏锐的意识到了大邱庄可以发展比农业更有经济“前途”的工业。

与现在工业全部集中在城市不同，上个世纪，全国有许多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规模不大，就地取材以便节约成本。

决定发展工业后，禹作敏先是找到了村子里一个叫刘万民的人，他曾经是天津的冶炼设备科副科长，不仅仅拥有钢铁冶炼相关经验，同样也在相关领域有着一定的人脉。在刘万民的支持下，大邱庄的钢铁产业也逐渐迈上正轨。

1978年，大邱庄第一家钢厂开工，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对钢铁的需求巨大，因此大邱庄当年便收回了钢厂的成本，甚至少有盈余。

在钢铁行业取得成功后，禹作敏信心大振，在他的指挥下，大邱庄的工业产业不断发展，印刷厂、电器厂等产业也陆续建立。

直到1987年，大邱庄已经从默默无名的小村庄，变成了全国优秀示范村，凭借着强大的工业产值，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争相模仿学习。

被权力蒙蔽了双眼的“土皇帝”

在取得巨大成功后，禹作敏也没有忘记回馈村民，他兑现了当初对村民的诺言，在大邱庄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福利体系。

在大邱庄里，村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重大相关问题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扶。

大邱庄村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十里八乡的姑娘都希望嫁到大邱庄，过上富足的生活，原本村里娶不到媳妇的老光棍，也陆续成亲。

看到大邱庄能有这样的发展，禹作敏本人开始膨胀起来。他的眼中容不下反对，他的耳朵听不得拒绝。

直到一件“丑事”的发生，禹作敏堂弟的女儿被禹作敏表弟猥亵了，得知此事后，禹作敏的堂弟便要找禹作敏的表弟算账。

得知此事后，禹作敏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上报公安机关，让人民警察来秉公执法。

而是选择了自己动手非法处理。禹作敏认为家里出了这样的败类，要从重处罚，免得落了他的面子。

再加上数十年上位者的经历，禹作敏选择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在他的授意下，禹作敏的表弟和表弟的父亲被堂弟一大家人拖到了大街上打。

禹作敏原本只是想让村民们都看看，他禹作敏是个不会包庇自己亲戚的人，可没曾想到，这一打出了大问题——年老体衰的姑父被当场打死。

出了此事后，如果禹作敏及时回头也还不晚，可是他却一意孤行，为了掩盖因为他的授意而姑父被打死这件事，禹作敏下令大邱庄村民通过停工、游行来对抗公安体系，阻止公安机关进入大邱庄调查相关事件。

无独有偶，一段时间后，大邱庄再次发生了命案。大邱庄发展迅速，许多人从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下子变成了总经理、主任，很难坚持公正廉洁的本心，因此贪污腐败横行。

直到大邱庄内部一个集团的总经理去世，禹作敏一边给他办丧事，一边派人去接任他的工作。

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华大集团存在许多空头账户，摆明了有许多人在贪污受贿。禹作敏认为这些人背叛了他，也背叛了大邱庄，必须严厉打击。

在他的授意下，一个审问“犯人”的公堂被建立。在审讯中，禹作敏手下的人用尽暴力，最终导致了命案发生。

接受审判，狱中禹作敏直言想回家

接连两起命案，已经是纸包不住火，天津市警察决定严肃处理，绝不能让禹作敏凭借书记的权力蒙混过关。

面对公安机关的搜查，禹作敏指使大邱庄村民殴打民警，派出各种车辆堵塞交通要道。

更令人害怕的是，禹作敏手上还有十多只步枪和2000发子弹，这批武器来自于前大邱庄派出所，该派出所撤销后，禹作敏并没有上缴这批武器。

在大邱庄内，禹作敏也没有闲着，他向村民喊话，要村民团结起来，一起保卫大邱庄。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禹作敏早已没有了当年带领村民致富的初心，而是把大邱庄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脑子里全是地主思维，最终，天津市市委书记决定引蛇出洞，将禹作敏约到市内，自觉没有被掌握犯罪证据的禹作敏亲自前往，最后被抓捕。

没了禹作敏的指挥，大邱庄也无力对抗公安机关的搜查，很快禹作敏的犯罪记录就被民警们掌握。

在法庭上，面对铁证如山，禹作敏并没有狡辩，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在禹作敏离世前，前新华社高级记者范银怀曾来到天和医院找禹作敏，当时禹作敏妻子就在外间的床上坐着。

禹作敏看见范银怀进来很吃惊。范银怀告诉他：“我是在这个医院检查身体，顺便看看你”。

“我是保外就医。”禹作敏表示。

这里虽然安静、舒适，但没有人身自由，旁边的单间还有两位便衣警察守着他。因此，他谈话很谨慎、小心，甚至还有点慌张。

后来，禹作敏还提出希望能向李瑞环反映“我想回家”这个愿望，再让其向天津市主管政法工作上级反映一下，禹作敏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没有自由的生活。

最终，在1999年国庆节的第二天，69岁的禹作敏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当时因为禹作敏的威望，许多人都变得胆大异常，这才酿成了悲剧。最后，禹作敏公然对抗法律，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这才是他最失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