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明代兵变有两个高潮时期：
一个是嘉靖前期，大规模兵变就有是十多次，两次大同兵变，辽东三地同时发生兵变；二是崇祯朝，兵变贯穿了整个崇祯时期，例如吴桥兵变、蓟州兵变、辽东兵变等等。
而嘉靖前期的兵变，又以大同兵变最为惨烈，其为明代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兵变之一，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均为前所罕见。
这场兵变始于嘉靖三年七月。起因是巡抚都御史张文锦修筑水口等五座堡垒，派遣二千五百名士卒携家眷驻守。这些士卒本就不愿前往边疆苦寒之地，张文锦又督促严急，终于激起兵变。叛卒聚众包围代王府，以焚烧王府相威胁，迫使代王交出张文锦。叛军不仅杀死张文锦，还将其碎尸泄愤，继而打开武库、披甲胄、闭城门、焚烧镇守总兵公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割据体系。
更为严重的是，叛卒拥众上万，并以蒙古为援军。他们与俺答汗等蒙古部落勾结，形成内外呼应之势。明朝政府既无法以武力剿灭——叛军据城而守，又有蒙古骑兵为外援；又难以招抚——叛卒自知罪大，恐遭秋后算账。朝廷派兵部尚书金献民、总兵官杭雄率军征讨，却屡战不利。叛卒甚至主动出击，劫掠周边州县，气焰十分嚣张。
这场兵变前后持续数年，期间明朝数易将帅，耗费巨大。最终虽以招抚告终，但朝廷被迫接受叛卒条件，赦免其罪，许以优厚待遇。这种妥协虽暂时平息事态，却开了恶劣先例——边军以兵变要挟朝廷，此后宣府、辽东等地兵变频发，多有效仿大同之举。
大同兵变的深层原因，在于正德至嘉靖之际边防体系的崩坏。连岁凶荒导致军粮久缺，米价腾贵；太监、文臣、武将层层盘剥，士卒生计艰难；而修筑工役、戍边调遣又督促严急，终使怨愤累积，一触即发。张文锦、李瑾等人皆以苛刻失士心，可谓死于自取，然其背后实是明代军政体制积弊之总爆发。
此事对嘉靖朝边防政策影响深远。此后朝廷对边军多取姑息之策，将帅不敢严加管束，边备日益废弛。而叛卒与蒙古勾结之模式，亦为俺答汗日后长驱直入提供了内应之便。可以说，嘉靖前期的大同兵变，既是明代中期边防危机的集中体现，也是此后数十年边患频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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