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品格与作家的结构主义叙事——读李春光长篇小说《问故乡》

作者：杨焕亭

卢卡奇说，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史诗……”李春光的长篇小说《问故乡》，正是这样一部带着历史诘问，带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统一的信念，带着海峡两岸生命主体的祈愿走进读者的文学文本。作品以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地处陇西和渭北高原的郑姓和秋姓家庭长达七十多年漫长岁月中骨肉分离，情感磨砺，命运起伏为典型，生动地反映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海峡两岸暂时处于分离状态而带来的“民族创伤”，深刻地揭示了祖国必然统一，祖国终将统一的时代主题，从而赋予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

（一）

黑格尔在谈到史诗性作品的要求时认为，史诗不应该局限于在一个场所发生的特殊事迹有限的一般情况，而是要扩充到全民族见识的整体，也就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中的“意识形式”。

就题材而言，海峡两岸暂时的分离状态，是当年内战造成一种客观既在，又是海峡两岸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问故乡》所选择的是一种求证式的审美表达方式。

求证式写作，是一种从既定的命题出发，通过对审美对象生存状态的追踪，生命历程的追溯，生活生态的梳理以及精神世界的探微，从而揭示历史必然性的写作方式。

它当然不只是为了证明某种公论或者命题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地展示蕴含在这些必然联系中“跟在事实后面的思考”，从而对现存社会“塑造新的基本经验”（安娜•西路斯语），并且要将这种必然性“由它本身对象化为形象。”（黑格尔语）

正是在这个事关“文学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前，李春光表现出一种文学当下性的时代自觉，一种饱含历史情结的文化自觉，一种多元文学生态下的艺术自觉。

这种诗性，首先表现为一种跨越两岸的血脉认同。郑根家族的亲人分离，是整个中华民族苦难的缩影。无论是身在大陆的主人公郑红木，还是被战争裹挟到台湾的郑根夫妇和秋风等，他们之所以历尽沧桑而始终对祖国统一抱着坚定的信念，正在于他们身上烙下“中国人”的胎记。

流落到台湾的郑根，面对生存艰难，环境压力，却始终没有忘记将上自夏商，下迄近代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种进妻儿的心土。那些来自大陆政权命名的“岛夷”、“东鯷”、“澶州”直至明清时期，“台湾”之名“正式出现在朝廷公文中”的岁月雨痕，贯通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生命自信。

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1684年去清政府设立台湾府；从1885年台湾设“行省”到1709年泉州人合股立陈赖章垦号；从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从内战爆发到国民党逃亡台湾，台湾与大陆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从父亲家乡在三秦省、母亲的籍贯在甘省，他自己居住在台湾的郑新林到从广东惠州来到台湾的郝海民；从诞生在台湾的高山到300多年前祖辈迁徙到林湾村的林雪龙兄妹，他们都把自己视作龙的传人。

这种身份认知，给予了他们穿越风雨，走过黑暗的精神力量。凭着这种身份认知，林雪云在丈夫高山牺牲后，带着女儿艰难度日，却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用一夜又一夜的琴曲和吟唱寄托她对未来的期望；凭着这种身份认知，他们在度过了他乡异地的寂寞和孤独，找到了同宗同族的归宿感，在困难中挣扎的林雪云在郑根夫妇遭到白色恐怖威胁时替他们照看幼小的二林，康广合胸怀大义，不惧台湾当局的迫害，慨然介绍郑新林到香港上学，用血和泪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命题。

凭着这种身份认知，他们痛感人为的分离，既不符合民族大义，也违背两岸国民的心理，从而准确把握历史枢机，迎来两岸开放的阳光。作品主人公之一郑新林在香港面对大海时，“年轻的心里，有了一种冲动和向。……你们别想永远将我们这个家分开。

如果这是一个挑战，那么，他乐于迎接他和战胜它”。“郑新林”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所呐喊的，是海峡两年人民的共同心声，他所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

这样，李春光就通过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历程，实现了对“祖国统一”这一重大题材的审美表达。正如黑格尔所说，史诗的美学风格应该是严肃的、壮美的、崇高的。

这种诗性还表现为跨越海峡的文化认同。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连续不绝，除了宗亲关系“相承不绝”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文化传承，“传学不绝”，这也成为《问故乡》的一个看点。

在作品中，源自双阳市广寿县的“天行建神丹”被赋予象征的意蕴，既成为寄托主人公“乡愁”的文化载体，又成为沟通两岸情感的文化媒介。那是生命主体的心灵共鸣。郑根在被裹挟到台湾时，忍受父子分离，将大儿子红木留在大陆的灼痛，却没有忘记将自己研制的中药方剂带到台湾，并且在台北开起了“关陇药行”。

它之所以能够在台北市找到“再生”的土壤，是因为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最要紧的是这里生存着一群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的兄弟姐妹，洪老大带着失踪友人的嘱托来买红芪，“爸爸和洪老大紧紧握着手，两人的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光彩”，“药行”开业时，从大陆来的和台湾本地的父老乡亲纷纷登门祝贺，共同分享文化共同体的魅力。

那是超越物象的审美通感。郑根为寻找开行地址而漫步台北街头，盈目而来的是，不仅道路名称蕴含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民族、民情、民权、民生”等中华文化精神，而且街道也以“广州”、“贵阳”、“长沙”等大陆城市命名，那被誉为“大天后宫”妈祖庙、与内地古建筑风格相映生辉的“大南门”、象征两岸同文同宗的“文庙”，都让读者触摸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纽带。它也是凝重的信念负载。

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林向华之所以爱上从大陆来的秋风，是因为“大陆的地面大，大陆男人的心也大”，大陆“北边是丝绸之路，东则是周秦汉唐曾经的大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如果说，从“天行健神丹”到“关陇药行”，留下郑根、秋月走进台湾文化的生存步履，那么，从“关陇药行”到“天行健身丸”沙龙的形成，则标志着一种从自发意识向信念自觉的质的飞跃。

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他们的思想冲破台湾当局封锁，用从开放的大陆投射进来的阳光驱除身边的黑暗，温暖自己的灵魂，烛照自己的未来，展望民族复兴的愿景。在这里，他们驰骋思想，从原三秦省省长、北市大学南教授、王教授都把推进两岸交流视作共同的理想和夙愿，从而矢志坚守一个认知，就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经济上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抱定一个信念，这就是“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此，《问故乡》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成为“祖国统一”这部波澜壮阔，云水激荡的时代史诗中的一个音符，他们沛然若浪的生命，汇成一种“莫之能御”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忠实于自己”，保持着个体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承载着诸多的现实矛盾，“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出一般心灵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全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全民族集中到他们身上，成了有生机的个别主体。”（黑格尔语）这正是史诗作品的魅力所在。

这种诗性，还表现为精神价值的代际传承。老一辈两岸人在隔海遥念中，带着遗憾和伤感老去，然而，“祖国终将统一”的信念成为一笔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下一代两岸新人中获得赓续和传承。

伴随着祖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两岸对峙走向两岸对话，他们以风流今朝的绰约风姿，为实现祖国统一书写崭新的华章。于是，从新时代命运的和弦中，绽开出郑新林与洪高锦的爱情之花，摇曳着白浪与邓莲相依相偎的身影，弹奏着郑三森与郝兰兰的相恋心曲，更播撒着白浪与郑新林、郝海民的殷殷友情。

所有这些，都艺术地呈现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统一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正如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所说：“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

（二）

内容决定形式，是一条反映艺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在理论意义上，它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写的问题，也就是艺术自律性的问题。因此，有论家将结构的艺术视作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小说结构的布局，就像装饰展览橱窗那样，需要的是以艺术的眼光将不同的排列组合，而且正是从物件的自由排列组合中呈现出新颖的构型。”（福克纳语）。

它不仅决定着作品语言叙事时空的的广度和深度，更见证作家驾驭作品的气度和能力。读完《问故乡》，掩卷沉思时，会发现作家以强烈的结构意识，以创新的姿态，以对现代性结构艺术的汲取和吸纳的胸怀，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从而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结构主义的艺术向度。

整体性布局与板块式叙事，是《问故乡》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品以郑、秋两个家庭的沧桑变化为主线，在时间上贯通70年流光岁月，在空间上将故事发生、延展、变化置于“大，陆双阳”、“空中航班”、“港岛中环”、“台北之家”四个地域，从而建构起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叙事体系。

然而，我关注的是，面对从时间长度到空间三维的题材难度，作家以怎样的气度去把握全局，以怎样的思维去调度素材，以怎样的艺术维度去实现完整的审美表达，又会以怎样的思想高度去升华主题。

在这些方面，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老作家，表现出敏锐的创新意识。

一是叙事人的设定，提高了驾驭作品的宏观力度。在《问故乡》中，郑红木、郑新林和郑三森分别以叙事人的身份，在不同的事件和空间，以不同的视角和感觉，牵动着整个故事的开端发轫，情节圜转和矛盾落伏。虽然就一个叙事人而言，属于“限制叙述视角，即叙述者寄居在一个人物身上”，它对故事的转述始终以这人的视觉和感觉为界，带有直击者特征。然而，每一个板块，乃至每一个叙事人的言说都以与其他叙事人联系而作为整体性要素体现它存在的意义，当四大板块构成一个互鉴、互补的网状或者立体的叙事模态时，整体性便得以完整的描述。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透过郑红木和郑二林的叙述，感知在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生命旋律中所蕴含的心灵共振，利益共有，从而在“言说”的互照中获得对海峡两岸历史和现状的完整的历史认知和美学认知。

二是回溯式的叙事。海峡两岸的长期分离，不只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伴随着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台湾独特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必须直面的严峻现实。这也是李春光突破依照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的传统方式，从前沿性和当下性切入叙事的初衷。

在《问故乡》中，故事的开端不是始于1949年的内战烽烟，而是置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海峡两岸开始对话的浓郁氛围中。已经位居双阳市副市长的郑红木没有想到，他接待的投资商是分离几十年的同胞兄弟郑二林（郑新林），故事就从深情夜话拉开了岁月的帘幕；并在在郑红木随“三秦赴港招商总团”考察，在国际航班上的思绪回环中获得了延伸。

那些蒙着岁月风尘的生活“碎片”，那些天各一方的思念对望，眼前与过往、“此在”与“曾在”、历史与现实、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都伴随着触景生情的思绪激荡，从遥远的年代“复活”在记忆的屏幕。特别是与父母亲离别后，他为尚安民收养，从一个少年到基层干部，并且一步一步走到“副市长”的人生历程，积累起他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他为去台湾的马凯寻找失散在大陆的亲人、为吕布寻找父亲的精神动力。

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郑根到台湾后的人生风雨是在“港岛中环，兄弟夜话”中，以“二林”叙事人的口气铺叙出来的。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他被称为“跟在事件之后的”“思考”，而在艺术美学中，客观事物在作家艺术的思维中被强烈地“内化”，被称为“内容熔铸”，从而实现了作品的结构创新，尤其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当下感，达到了“回首暮云处，飞絮搅青冥”的审美效应。

共时性观照与历时性绽出的结合，是《问故乡》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所谓共时性，是指叙事中的非时间模态；所谓历时性，是指结构的时间状态。

张俊彪先生在《问故乡•初读札记》中特别指出。作家“将郑家一族几代人生活、命运、遭遇和悲欢，放置在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广袤地域。”这种整体性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无疑对实现审美表达带来了诸多难度。令人欣喜的是，作为一位老作家，李春光以共时性铺展同时异域下的命运状态，以历时性完成人物思想、情感和性格的发展历程，从而使读者能够横向地感知两岸生命主体的人生图谱和社会际遇。

同是从1949年的硝烟战火中走来，在大陆此岸，郑红木有幸成为王爷村地下工作者尚安民的义子而从此人生铺满阳光；在海峡彼岸，郑二林却随着父亲郑根、母亲秋月和舅父秋风挤上一架飞虎队的飞机踏上了台湾土地，在陌生的异乡暗夜中茫然追寻人生的支点；同样是风云际会的五十年代，在大陆，郑红木在尚安民的影响下，不断经历生活锻造，书写人生辉煌，收获与芸芸的爱情甜蜜；在台湾，郑根、秋月带着二林经受着物资短缺的惆怅和政治审查的折磨，承受思亲的痛苦，以至于郑根反复叮咛郑二林，决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在大陆还有一个哥哥。

在大陆，当郑红木经历了“大跃进”的风雨洗礼，步入“三年困难”时期，目睹“多少年没有缺少过粮食的王爷村，突然没有口粮”的现实时，在台湾，他的父亲和兄弟过着被“陌生人”盘问和监视的提心吊胆日子；在大陆，郑红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两岸开放探亲而欢欣鼓舞，而在对岸，郑二林想把在台湾去世的马凯的遗物转给他在大陆的亲人时，却担心会不会对给红木带来麻烦。作家这样的叙事，使得作品具有了横断面、立体性的审美特征。

然而，《问故乡》中的艺术群像，都不仅仅是共时的存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在历时性的“绽出”出，激荡着人生的波澜起伏，展示着性格的刚柔异彩，延展着命运的春云夏雨，活出自己的精彩。

郑红木生于战火烟云中，长在阳光下，他从王爷村的基层干部起步，走过了乡、县、市负责人的人生履历，亲眼见证了当代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风雨历程。红色基因赋予他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性格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新中国走向现代的影像，相比之下，郑二林有着更加复杂的生命基线。

台湾布满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父母抗争逆境的坚韧负重，锻造了他自尊、倔强、济困扶弱的性格，从而使他在远离父母的香港 ，靠自己双手撑起人生的风帆，靠知礼大义向失去父母的白浪伸出温暖的双手，靠青春激情叩开洪高锦的爱情之门。如果说，共时性拓展了作家铺叙故事的巨大空间，那么，历时性的叙写则为作家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群像打开新的途径。

主体能动与客体的会合，是《问故乡》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所有的小说作品中，人物永远居于叙事的核心。浓墨重彩地刻画人物形象，铺叙人物的行为，是实现理想审美表达的重要方面。

读《问故乡》，会发现，无论是追逐时代潮流，还是抗击生存逆境，都体现了主体作为“此在”的能动性。无论是生活在大陆的郑红木等，还是流落在台湾的郑根、郑二林，乃至生在台湾的郑三森，他们都以敏锐的思想触角关注周围的环境，从而以改造环境去确立人的尊严。

在被康广合介绍到香港读书的一个偶然机会，郑二林得到了一份《三秦日报》，上面登载了介绍党支部书记郑红木事迹的报道，由此而点燃了冲破黑暗，走向拥抱的希望火苗。

这仅仅是个开始，在第53章，它已经汇成不可遏制的思想潮流，原三秦省长、黄师长、王教授等在“天行健身”沙龙秘密阅读经由香港转来的消息，交流对《告台湾同胞书》的看法，吟诵于右任的《望大陆》，欣喜地欢呼“这是一股温暖和煦的浩荡春风”，决心“跟上时代”，发出了“爱台湾护台湾。就要让台湾回到中国的怀抱里”的时代强音。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作品的史诗品格，是一部关于“人类就是审美”的礼赞。

（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人类以语言之家为家。”有论者据此断定，“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在这个民族的语言表里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艺术，也可以说成是语言的艺术。

与李春光早期的作品相比，《问故乡》在语言方面也表现出作家求新求异的价值取向。

一是语言的知识含量。为了准确地表达文本所承载的审美含量，作家对于大陆历史、大陆与台湾的历史、台湾社会发展史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释读。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特别是秦文化发展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容追叙，娓娓道来。尤其是对于台湾的历史纵横、民俗风情、地理环境，一草一木熟稔在胸，一景一观如数家珍以散文化的笔流于纸上，也流进读者的审美心野，，读来如饮甘醇。

二是语言的抒情性。注重叙事的抒情性，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时尚。我也一向认为，小说作品只有引进抒情性，才能突出其诗性表达。我很欣喜地从《问故乡》中读出了作家对语言诗性的追求。例如在21章开篇，作家以主人公郑红木为情感载体，刻画了一位走下飞机的身影，接着写到：

啊！你多像我家的雅雅啊！你的目光清高，自信。不知道你会不会像她那般孤傲和任性？你像一阵清风，从窄窄的舱道翩然而过，就是不知道，这个轰隆轰隆作响的庞然大物，此时此刻，飘在了多少千米的高空之上？

马儿哟！你慢点走慢点走！

那是谁唱的歌儿？

好的！不用急，你已经飞得很快了！

读来基调婉约，意象峥嵘，乐感沁脾。正所谓“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李春光的《问故乡》还可以有诸多的鉴赏空间，它代表着作家创作的新高度。

算起来，李先生大概已七十有四的春秋，尚有如此激情，乃文学的幸运。祝愿他健康长寿，笔力雄健，多出佳作。

2024年2 月3日于梅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