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天,是个干冷的冬日。一切都发生得太猝不及防,突发心梗,从发病到人没,连三个小时都不到。听到医生宣布我爸去世的那句话时,我妈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冰冷的瓷砖地上,连哭声都憋在了嗓子眼里,发出来的全是破音的嘶气声。我整个人是懵的,脑子里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嗡嗡作响。
我是家里的独女,没有兄弟姐妹。以前亲戚朋友总开玩笑说,女孩好,女孩贴心,我爸也总是乐呵呵地说自己就喜欢闺女。可真到了那种天塌下来的时刻,我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什么叫势单力薄。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丧葬事宜该从哪儿起头。我就像个被突然丢进荒野里的人,四周全是不见底的黑。
就在我蹲在地上和我妈抱头痛哭,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时,走廊尽头传来了一阵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大堂哥、二堂哥和三堂哥几乎是一阵风似的冲了过来。
他们是我大伯和小叔家的孩子。大堂哥比我大八岁,二堂哥大我五岁,三堂哥只比我大两岁。平时大家逢年过节聚在一起,也是热热闹闹的,但我总觉得堂兄妹之间,比起亲兄弟姐妹,中间多少还是隔着一层纱。但是在那个晚上,那层纱被他们用最粗糙也最结实的手一把扯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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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哥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他的手劲特别大,捏得我胳膊生疼,但也正是那股疼,让我涣散的神智稍微聚拢了一点。他红着眼眶,声音哑得厉害,但语气却不容置疑:“别怕,有哥在。先扶二婶去病房躺会儿,剩下的事,我们三个去办。”
那一晚,我没有再操心过任何一个流程。大堂哥拿着缴费单子楼上楼下地跑,和医生交涉,联系太平间;二堂哥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拿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通知亲戚朋友,安排家里的亲戚连夜把老家的堂屋腾出来搭灵棚;三堂哥则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妈和我身边,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嘴里一直念叨着:“二叔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父亲的丧事是在老家办的。农村的白事规矩大、流程多,对于一个失去了顶梁柱、又没有男丁顶门立户的家庭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悲痛的送别,更像是一场容易被人看轻的劫难。
灵棚搭起来的第二天,家里就开始上人了。账房、采买、迎来送往、安排流水席,每一件事都需要人去拍板。我妈已经哭得起不来床,我披麻戴孝地跪在火盆前,脑子也是木的。这时候,大堂哥站了出来。所有来帮忙的村里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他请示。他虽然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买多少斤肉,定多少条烟,给帮忙的人怎么回礼,他心里全有一本账。
中间还出了一档子窝心事。我家祖坟边上的一块地,原本和邻居赵家是有界限的。那几年赵家一直想往外扩,我爸在世的时候性格温和,跟他们理论过几次,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也没把事情做绝。现在我爸刚走,赵家的那个小儿子就借着帮忙的名义,在坟地那边指指点点,话里话外透着要把我爸的墓穴往旁边挪一挪,好给他们家留出更多地界的意思。
这事传回灵棚,我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知道该怎么出去跟那种无赖争辩。二堂哥听完,二话没说,把手里正发着的白毛巾往桌上重重一摔,抄起一把铁锹就往坟地走。我怕出事,赶紧让三堂哥跟着。
后来听村里人说,二堂哥到了地里,把铁锹往赵家那个小儿子跟前一插,冷着脸说:“今天是我二叔入土的日子,我们家虽然没亲儿子,但我们这三个侄子还没死。你今天要是敢动这块地一寸,我就敢把这把铁锹拍碎在你身上。不信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