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近日，我们团队经办了一起涉及兄弟纠纷的故意伤害案。案件事实清晰，当事人具备自首情节，已全额赔偿并获得受害方谅解，赔偿金额也高于通常标准。
从法律层面看，这个案件即便不满足不起诉条件，也完全符合“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情形。
更关键的是，我们团队检索到本地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审判决——案情几乎与我们手头的案件如出一辙：夫妻争执，男方酒后致妻子轻伤，事后双方达成谅解。
二审法院将一审的缓刑改判为免于刑事处罚。
而我们的案件，不过是当事人关系从“夫妻”变成了“兄弟”，且受害方在冲突中存在过错。其余情节——赔偿、谅解、自首——几乎完全相同。
按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强调“类案同判”的司法环境下，这样的先例应当成为裁判的重要参照。当事人理应获得同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司法公正就难以真正被感受到。
然而，现实往往比法律复杂。
为什么法院“不愿”判免予刑事处罚？
在与当事人沟通时，我们坦诚分析：从法律上讲，免于刑事处罚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一审法院很可能不愿下判。如果坚持，可能要经历上诉、二审，耗时耗力，结果或可理想。
最终，当事人不愿承受程序与心理的双重压力，选择了认罪认罚，接受了缓刑判决。
这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情节相似、先例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尤其是一审法院——仍然倾向于回避“免于刑事处罚”？
答案并非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更多牵扯到司法系统内部的运行逻辑。
一位外地检察官曾私下透露，在他们看来，“免于刑事处罚”几乎等同于“无罪判决”。一旦出现这样的判决，检察院的相关考核指标将受到显著影响，甚至可能“一年工作白干了”。
这种压力自然会传导至法院，影响法官的裁判倾向。
于是，一种潜规则渐渐形成：即便案件符合免罚条件，检察院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法院沟通，甚至施压，避免出现“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结果。
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定罪+缓刑”——既算“有罪”，又算“判刑”，各方“皆大欢喜”。
唯一的代价，是当事人的权益。
当“业绩”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逻辑看似荒谬，却在现实中不断上演。
办案人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避免负面影响，不惜忽略法律规定、无视类案指引，甚至无视当事人可能因一份有罪判决而承受的长期后果——就业受限、社会评价降低、生活全面受阻。
他们宁愿选择“缓刑”，也不愿给出一个真正让当事人有机会“改过自新、轻装上阵”的免罚判决。
对他们而言，这是“安全”的选择；
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制度困境下的个人牺牲。
争取公正，需要付出代价
当下，在司法考核与个人问责的压力结构下，期待法院自愿、主动地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并不乐观。
但这不代表我们应该放弃推动改变。
每一个类似案件，如果律师坚持专业辩护，当事人愿意承受程序之重，媒体与公众保持关注，司法系统便多一分外部的审视与倒逼。
制度不会自动优化，它需要个案推动，需要敢于较真的人。
我们团队经常对当事人说：“想要更好的结果，往往要付出更多代价。”
这代价可能是时间、精力，也可能是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但司法进步的微光，常常正是由这些不愿妥协的勇气所点亮。
结语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司法应当有温度。
当“类案同判”不止停留在报告里，当“免于刑事处罚”不再成为法官不敢触碰的禁区，当考核指标不再凌驾于个案公正之上——那时的司法，才能更贴近人心，也更贴近法律真正的精神。
这条路还长，但我们不能因为漫长，就不迈出第一步。
作者：邹玉杰律师
九章刑辩创始人，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
亳州律协刑委会主任，金亚太（亳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市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亳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目标：穷二十年蛮力，救一百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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