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故事｜一枚古钱币揭开的“自由之战”：赞吉起义

作者：Awet Teklehimanot Araya（前非洲项目策展人）

发布日期：2026年3月11日

所属部门：大英博物馆钱币与纪念章部

在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枚极其罕见的钱币。它不仅是一件文物，更讲述了一场惨烈的奴隶起义，以及一群在压迫中建立起短暂主权的平凡人。

公元9世纪，在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当时属于一个从突尼斯延伸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庞大帝国——一个名叫阿里·本·穆罕默德（Ali ibn Mohammed）的人，领导了数万名被奴役的东非人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向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发起了反抗。

这场被称为“赞吉起义”（Thawrat al-Zanj）的暴动，是前现代伊斯兰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之一，让哈里发政权陷入了长达15年的苦战。然而，除了学术界，这段历史在当代几乎鲜为人知。

尽管有文献记载，但关于赞吉起义的实物证据却出奇地稀缺——考虑到起义的规模，废墟、人体遗骸或其他考古发现的匮乏令人震惊。

当我在大英博物馆担任非洲项目策展人时，偶然发现了一枚在那场叛乱期间铸造的钱币。这枚编号为OR.10970的钱币，上一次被系统记载还是在近一个世纪前的1933年。当时钱币部的策展人约翰·沃克将其描述为“稀有的赞吉钱币”。在本文中，我将透过这枚钱币及其他发现，重新审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Who were the Zanj?

谁是“赞吉”？

“赞吉”（Zanj）一词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最终可能源于波斯语。它指代伊斯兰早期来自东非的人群——通常是来自斯瓦希里海岸及其近岸岛屿的人，但有时也泛指来自更广泛非洲地区的人。

根据史学家塔巴里（al-Tabari）的记载，参与起义的赞吉人被带到伊拉克南部的阿拉伯河地区，参与阿拔斯王朝一项宏大的农业工程：开垦和耕种伊拉克下半部的沼泽地。

罗伯特·奥唐纳·罗斯-卢因牧师（1850–1922）的水彩画，描绘了1876-1877年间“伦敦号”在桑给巴尔附近追捕贩奴船的情景。图源：伦敦格林威治国家航海博物馆。

这场叛乱以“赞吉”命名，是因为被奴役的东非人构成了起义军的核心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晋升为指挥官。但起义军中也包含了来自非洲其他地区、波斯湾及相邻地区的其他被奴役者和自由民，他们都对王朝的社会经济制度深感不满。

塔巴里描述了这些农业劳工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补给，这正是愤恨的温床。在那段时期，阿里·本·穆罕默德利用伊斯兰教教义与反抗者建立联系并施加影响，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并激发了斗志。

Ali ibn Muhammed: poet turned rebel leader

阿里·本·穆罕默德：从诗人到领袖

阿里·本·穆罕默德是赞吉起义的灵魂人物。他的族裔身份和早年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但据记载，他有着奴隶血统，其祖母是一名辛迪人（Sindi，现巴基斯坦东南部省份的人）。在领导起义之前，阿里曾在萨马拉（巴格达以北的行政与军事重镇）的哈里发穆恩塔希尔宫廷中担任诗人。

在起义爆发前的几年里，阿拔斯帝国正深陷社会政治危机与冲突。阿里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机。他于公元864年游历巴林地区（包括现代巴林在内的阿拉伯东北部），煽动了几场小型运动。公元869年回到伊拉克南部后，他集结了在盐沼中忍受非人待遇的赞吉人，起义人数迅速膨胀至数万人。

随着叛乱进展，阿里在沼泽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赞吉人建造了坚固的定居点，并以穆赫塔拉（Medina al-Mukhtara，意为“选拔之城”）为首都。这些定居点不仅是作战基地，更展现了他们试图从一场奴隶暴动转型为一个挑战阿拔斯权威的正式政权的野心。

Minting money: a symbol of sovereign authority

铸币：主权的象征

在这些定居点中，各种手工艺作坊应运而生，用以支援起义军和雏形中的叛乱国家，其中也包括铸币厂。铸币不仅是经济交换的工具，更是主权权威的象征。

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中，认可统治者权威有两个关键象征：一是在周五礼拜中宣读其名字（Khutba），二是在钱币上刻印其名字（Sikka）。通过铸造带有自己名字的钱币，阿里不仅在宣布政治独立，更是在比照传统的君主礼制。

塔巴里叙述道，阿里的旗帜上印有《古兰经》经文：“真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及其财产，因为他们为主道而奋斗。”这是阿里曾追随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最喜爱的经文。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钱币上也刻有同样的文字，证实了这句经文在起义军公共语境中的核心地位。

The British Museum Zanj coin: political and personal

博物馆中的赞吉金币：政治与私人情感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金币（OR.10970）由黄金制成，重4.27克，符合当时阿拔斯王朝第纳尔（Dinar）的标准重量。钱币上的铭文显示，它于公元874 年（回历261年）铸造于赞吉首都穆赫塔拉。

钱币上的阿拉伯语铭文内容：

正面（Obverse）：

中心：“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物为伴。穆罕默德，信士长官之子。”

内环：“以真主之名，此第纳尔于回历261年铸于穆赫塔拉城。”

外环：“真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及其财产，因为他们为主道而奋斗。”

公元874 年在伊拉克南部穆赫塔拉铸造的赞吉金币（正面）。

背面（Reverse）：

中心：“阿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马赫迪，阿里，穆罕默德之子。”

边缘：“凡不依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不信道者。唯有真主拥有治权，唯有服从真主。”

这枚钱币与已知的其他赞吉钱币似乎出自不同的模具，但与1890年代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枚钱币高度相似。

公元874 年在伊拉克南部穆赫塔拉铸造的赞吉金币（背面）。

一个有趣的细节：这枚金币有一个此前在赞吉钱币中从未见过的特征——悬挂痕迹。金币上残留的焊环迹象表明，它曾被当作坠饰佩戴。

更引人入胜的是，挂环的位置设置使得钱币佩戴时是倒挂的，这让旁人很难读清上面的文字。这暗示了它的意义可能更偏向个人而非公共——它是一件私密的财产，对物主的价值远超其政治或货币价值。

The Susa hoard: shedding new light

苏萨窖藏：照亮历史的新光芒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枚金币最初发现于何处，但1948年在伊朗苏萨（Susa）出土的一批钱币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考古学家罗曼·格里什曼（Roman M. Ghirshman）团队挖掘出的这批8-9世纪窖藏中，包含了7枚赞吉银币（Dirhams）。

其中6枚铸造于赞吉首都穆赫塔拉，且至少有3枚铸造于公元874年——这与大英博物馆的金币产地与年份完全一致。

苏萨窖藏证实了：大英博物馆的钱币并非孤品，而是赞吉政权大规模铸造金、银币业务的一部分。

它同时也展示了这些钱币流传之广。赞吉钱币与来自伊朗的钱币一同被发现，说明它们进入了长途贸易路线。甚至在远至瑞典的哥特兰岛，也曾发现过赞吉钱币的身影。

其中一枚银币还揭示了一个古籍中从未记载的细节：它的重量远超标准，且铸造年份更早（公元871-2年），铸造地点标注为“Muaskar al Imam”（意为“伊玛目的营地”）。这可能是首都穆赫塔拉的最初名称，或者是更早的定居点。钱币的存在，让历史学家第一次确认了这一地名，也证明了阿里在起义初期就开始自封“伊玛目”并行使铸币权。

The end of the rebellion

起义的终局

赞吉起义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迫使哈里发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公元883年，在经过两年的围城战后，哈里发穆塔米德的弟弟穆瓦法克攻克了首都穆赫塔拉，宣告起义彻底失败。

钱币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切片。穆瓦法克在围城期间发行的钱币，很可能是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有迹象表明，阿拔斯王朝曾专门发行钱币来纪念最终平定叛乱。

失败后，大量的赞吉钱币可能被熔毁——这是古代的通行做法，既是为了重新铸造阿拔斯钱币，也是为了抹除赞吉起义的影响与政治遗产。

幸存的赞吉反抗者社区在战后分崩离析，许多人重回奴役状态，或流亡他乡，导致了他们物质文化的流失与消散。

正因如此，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枚金币以及苏萨窖藏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这些钱币提供了历史、政治甚至个人层面的洞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受压迫的人民，如何在一场伟大的反抗中，锻造出属于自己的、那转瞬即逝的主权。

延伸互动

这枚钱币背后的故事不仅是关于权力，更是关于一个被历史剥夺声音的群体如何夺回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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