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父亲到死我都没喊他一声“爸”，母亲的仇恨教育刻骨铭心

倪萍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就是春晚、就是温暖、就是过年的记忆。可谁能想到，一个在亿万观众面前谈笑风生的女人，在自己亲生父亲面前，连一声＂爸＂都叫不出口。从六岁到父亲离世，整整四十多年，这两个字硬是卡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也下不来。这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细想想，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1959年出生的倪萍，原名刘萍，她的父亲刘世杰是山东人，母亲倪道香个头不高但性子极硬。两人在青岛读夜校时认识，五十年代中期结了婚。婚后日子并不太平，倪道香管得紧，刘世杰人缘好又长得帅，夫妻之间摩擦不断。1965年，两人离了婚，那年倪萍才六岁，哥哥刘青七岁，兄妹俩跟了母亲。

刘世杰离婚后很快再婚，后来又有了一儿一女。而倪道香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艰难，心里的怨气也就越攒越深。她在孩子面前反复说前夫如何不好、如何不负责任，甚至不准倪萍和哥哥去乡下看爷爷奶奶。姑姑刘世美来接孩子，她也拦着不让出门。这种日复一日的灌输，把＂父亲＂这个词从倪萍的情感世界里一点点抹掉了。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值得说，就是倪萍的姥姥。老人家心地通透，从来没在外孙女面前讲过前女婿的坏话。她经常劝倪萍：那是你爸爸，是疼你的，一个女孩子不喊爸爸像什么话？可倪萍被母亲的话浸泡得太久了，她打心底觉得父亲不是个好人，这两个字就是开不了口。姥姥的善良和母亲的怨恨，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拉扯了几十年。

父亲每个月会来看兄妹俩，但不进家门。他把孩子叫到青岛中山公园，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倪萍和哥哥默默跟在后面。父女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每次都是那么几句，像例行公事。一个不敢靠近的父亲，两个不知如何面对的孩子，在公园的小路上各走各的，看起来是一家人，其实已经是陌生人了。

倪萍缺失的父爱，是她的舅舅们补上的。她有三个舅舅，小舅舅在部队当连长后因公牺牲，大舅和二舅把她当亲闺女对待，过年给红包，舅妈给做新衣服，看戏时把她扛在肩膀上。后来倪萍出了名、有了钱，每年花钱让两个舅舅和舅妈去国内外旅游，那份孝心是实打实的。而她的亲生父亲，始终被排斥在这个情感圈子之外。

1991年倪萍第一次站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刘世杰专门买了一台新电视，就为了看女儿主持节目。邻居们知道了他和倪萍的关系，反而给他压力——你女儿这么出息，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婚？还有人拿他后来的孩子跟倪萍比，话说得挺难听。一个父亲看着女儿光芒万丈，自己却只能远远站在电视机前，这滋味恐怕比什么都苦。

1999年倪萍的儿子出生后，她开始每年春节回青岛看望父亲，给他送钱，一次买了十二件出口欧洲的羊绒衫。但父女之间的交流依然少得可怜，她不在父亲家吃饭，不叫那声＂爸＂，一切像是在履行某种义务。钱和礼物能给，唯独那两个字给不了。这中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母亲几十年灌输下来的一堵墙。

1998年姥姥被倪萍接到北京后，老人家经常背着倪萍给刘世杰打电话，开头永远是＂刘世杰同志，我和倪萍都很好，青儿也好＂。刘世杰在电话那头照样喊她＂妈妈＂，老人眼泪就下来了。姥姥想让倪萍接电话说几句，倪萍每次都找借口去了洗手间。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在中间牵线，一边是放不下外孙女婿的善意，一边是外孙女打不开的心结。

2007年刘世杰突发脑溢血住进重症监护室，倪萍接到哥哥电话赶到青岛。医生说他脑干的血已经凝固了一半，建议儿女不断喊他，说亲人的呼唤有时候比药物管用。哥哥拼命喊＂爸爸＂，说你睁开眼看看，我和妹妹都在。倪萍也试图喊，嘴唇在动，却始终发不出声音。那两个字被压了四十多年，到了生死关头还是卡在了那里。

刘世杰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一个月，走的时候七十四岁。一辈子没有听到女儿亲口叫一声＂爸爸＂，这大概是他带走的最大遗憾。葬礼在山东老家举行，倪萍头一回踏上父亲的故土，不认识这里任何一个人。八十岁的姑姑刘世美拉着她的手哭着说，你爸一直想你，有次去北京出差走到央视门口又折回去了，他知道你心里有结，不敢见你。

听到这些话的倪萍泪流满面。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她对着父亲的墓碑在心里默默喊了一声＂爸爸＂。这声呼唤来得太迟了，天上的人听不听得见，谁也不知道。姥姥当时还在世，倪萍没敢告诉她这个消息。老人家还叮嘱她＂有空多去看看老刘＂——连姥姥都知道倪萍不会叫爸爸，所以没说＂多去看看你爸爸＂。这个细节，读来让人心头发酸。

年初，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离婚登记数量虽然在＂冷静期＂制度实施后有所回落，但每年仍然有数百万家庭解体。这些破碎家庭里的孩子怎么办？2022年开始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了家长的教育责任，但对于离异家庭中如何防止一方对孩子进行情感操控，法律层面的规定仍然是粗线条的。

近两年社会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覆盖率在扩大，各地也在试点家庭教育指导站。但我个人判断，这些措施的重心还是放在了学业压力和网络沉迷上，离异家庭孩子的情感创伤至今没有被当作一个专门议题来对待。倪萍的故事之所以触动人心，就是因为它撕开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孩子在父母的战争中从来不是旁观者，他们是最大的伤亡。

有人可能觉得倪萍的母亲太过分了，但我不这么看。一个独自带两个孩子的女人，在那个年代承受的压力是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经济上的困难、旁人的议论、对未来的恐惧，这些东西压在一个人身上，怨恨就是她唯一的出口。她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没有人帮助的受伤的人，而她处理伤痛的方式伤害了自己的孩子。

倪萍在《姥姥语录》里提到，做了妈妈以后，母亲慢慢不再在她面前说前夫的坏话了，岁月磨掉了身上的棱角。知道姥姥偷偷给刘世杰打电话，也不再说什么了。这说明人是会变的，仇恨不是永恒的，但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永恒的。倪萍到了能理解母亲的年纪，却已经错过了和解父亲的窗口。

为什么要以一个时政评论员的身份来谈这件事？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里的仇恨教育和国与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仇恨教育，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当你把对方定义为＂敌人＂，然后把这个定义灌输给下一代，结果就是隔阂越来越深、对话越来越难。小到一个家庭里女儿喊不出＂爸爸＂，大到族群之间几十年解不开的死结，根子都在这里。

倪萍今年六十七岁了，近几年她在社交媒体上偶尔分享生活日常，画画、旅行、和老友聊天，看起来平静了许多。但我相信那道伤疤一直都在。她用一本书记录了姥姥的智慧和温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望自己成长中那些缺失的东西。书里写的不只是姥姥，也是她对父亲无法言说的愧疚和遗憾。

这个故事没有赢家。母亲赢了孩子的立场，却让女儿背负了一生的情感债务。父亲保持了沉默和克制，却连女儿的一声呼唤都没能等到。倪萍看似做出了选择，其实她从来没有选择权——六岁的孩子哪有什么选择权？

唯一站在中间试图弥合裂痕的姥姥，也没能看到和解的那一天。我唯一能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婚姻的破裂，不管对方有多少不是，请在孩子面前留一扇门。那扇门关上了，也许一辈子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