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虚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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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菊来敲我家门那天,我正蹲在院里修二八大杠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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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晌午了,太阳白得刺眼,院里那口老水缸边上全是热气,连铁扳手摸上去都烫手。她没像平常那样先在门口喊一嗓子“铁柱在家不”,而是直接推门进来,站在门槛边上喘气,脸上都是汗,裤腿上还沾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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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一看,就知道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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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菊是我亲姑,平时再着急,说话也带着股泼辣劲儿,可那天她眼神有点发飘,像是一晚上没睡好。她先看了看我爸妈在不在,见院里就我一个,才往前走了两步,压着嗓子说:“铁柱,你把车拾掇好,跟我去一趟王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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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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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抹了把脸上的汗:“抢麦。家里缺壮劳力。”
1988年那年,天像是存心跟庄稼人过不去。麦子熟得快,天气预报里大喇叭一遍遍喊,说后天夜里有暴雨,谁家地里的麦子要是抢不回来,泡了、霉了、长芽了,一年的口粮就得出大问题。
我姑家十几亩地,原本还指望她两个大外甥过去搭把手,结果一个在砖窑上干活,扭了腰,一个媳妇刚生孩子,根本走不开。姑父王大山又是个闷头干活的人,一句话恨不得掰成三句说,家里能抡镰刀的,就剩赵秀菊自己。
我那年二十四,身板结实,村里谁家秋收夏收缺人,只要开口,我一般都去。更何况是我姑。
我没多问,链条一安好,抄起两把镰刀往后座一绑,灌了半壶凉水,推车就走。
临出门,我妈还在后头喊:“中午回来吃不?”
赵秀菊替我回了一句:“回不来!这两天都够呛!”
她说完这话,又回头看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只催我:“快点紧蹬两步,别磨蹭。”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她那一眼,不光是着急抢麦,里头还有点别的东西。后来想想,很多事其实一开始就有苗头,只是人当时都往忙处想,顾不上。
从我们村到王家屯,二十多里黄土路。太阳晒得路面发白,车胎压过去,土都是烫的。风吹在脸上也不是凉的,像灶膛里扑出来的热气。我骑得后背全湿透了,粗布褂子贴在身上,盐碱一层一层往外泛,嗓子眼都发干。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赵秀菊站在院门前的小土坡上,伸着脖子往路上望。她一看见我,就大声喊:“铁柱!这边!”
院里比我想的还乱。
井台边放着磨刀石,姑父王大山光着上身蹲在那儿磨镰刀,背上晒掉了一层皮,红通通的。厨房门口堆着刚送来的麻袋和草绳,鸡都被撵到了墙根底下,叫得心烦。院子东头靠井边站着个大姑娘,正捧着凉水往脸上扑,洗完脸一抬头,我才看清她模样。
是林春燕。
赵秀菊跟我说:“你大山叔远房表哥家的闺女,叫春燕,也来帮忙。”
林春燕那会儿应该二十一二,瘦高个,皮肤不白,是那种常年在地里风吹日晒出来的麦色。最打眼的是她那条辫子,又黑又粗,垂下来快到腰了。她没像村里有些姑娘那样见了生人就扭捏,拿毛巾抹了把脸,只看了我一眼,就过去拎起镰刀,出门下地。
我对她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前几年在哪家红白事上见过一次,她也是不爱说话,坐在女人堆里,头低着,别人喊一句,她就应一句。
赵秀菊递给我一瓢凉白开,说:“后天夜里有大暴雨,气象台都喊了,这十几亩再不收,真得烂地里。”
我喝完水,扛起镰刀就跟着出了门。
那几天,真就是硬抢。
白天割麦,晚上运回场院打场,一口气都不敢松。麦芒往胳膊上一蹭就是道血印子,汗一浸,又痒又疼。中午也不回家,就蹲在地头老榆树底下啃苞米面饼子,咸菜疙瘩咬得咯嘣响,噎得人翻白眼,再灌一口水接着干。
王大山话少,干活是真拼。肩膀磨破了,抓把黄土按上去,照样扛袋子。赵秀菊嘴上骂骂咧咧,说天老爷不让人活,可手里一点不闲。林春燕更是,别看她是姑娘,干起活来一点不惜力,麦捆抱得比我想的还稳,叉麦草时动作快得很,连停下来揉腰的时候都少。
我一开始还觉得,赵秀菊这么急着喊我来,是家里真没人了。可干了半天后我就发现,她对林春燕,比对一般来帮工的姑娘上心得多。
比如中午吃饼子,她总把稍微软和一点的那个递给春燕;晚上打场,别人都在忙,她还会抽空喊一声:“春燕,你去井边洗把脸,别硬扛。”有时候春燕咳两声,她也立刻问是不是让麦糠呛着了。
这种照顾,不像是普通亲戚间的客气,倒像是心里已经拿准了什么,只差个机会往前推一把。
我当时没往深里想,人累得像散了架,哪还有心思琢磨这些。
第三天下午,天果然变了。
先是东边压过来一层黑云,再往后,风都带着湿土味,贴着地皮往上卷。麦场上那会儿还有最后一批没装袋,赵秀菊抬头一看天,脸都变了,嗓子劈了似的喊:“快!快装!”
那一阵真是抢命似的。
麻袋、木锨、簸箕,到处都是人影。林春燕直接跪在地上用手往袋里扒麦粒,头绳都挣开了,辫子散下来,黏在脖子上。第一滴雨砸下来时,像石子一样,紧跟着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雨幕。
我们几个人推着架子车往家跑,车轮陷在泥里,怎么都拔不出来。王大山在前头拽,我和林春燕在后头死顶,赵秀菊在旁边扶车帮,嘴里一直骂天。雷一个接一个,闪电劈下来,把人脸照得煞白。
等最后两车麦子推进屋,所有人都跟从泥水坑里捞出来的一样。
可麦子总算是保住了。
这一场暴雨下得又急又大,天一黑,来帮忙的几个亲戚都走不了了。赵秀菊家就三间破土屋,堂屋和偏房又被麦袋子塞得满满的,人根本睡不开。她站在堂屋里,举着煤油灯看了半天,最后安排说:“我带春燕和两个婶子挤里屋炕上,大山跟铁柱在堂屋地上对付一宿。”
我看了一眼堂屋,真没法睡。
满地泥脚印,麦袋子垒到半人高,席子一铺,俩大老爷们连腿都伸不直。再说我们都淋透了,湿衣服贴着湿衣服,夜里准得冻醒。
我说:“姑,我去后院柴房吧。”
赵秀菊皱眉:“柴房漏风。”
“没事,垫块门板就行。”我说。
她还想拦,我已经抱着一床旧床单去了后院。
柴房那地方,平时就是堆柴火、旧农具、破箩筐的,门板烂了一半,顶上瓦也缺口。我摸黑找了两条长板凳,架上一块拆下来的旧木门,又抓了把干麦草铺上,想着有个平的地方躺下就成。
那天是真累狠了,身子一沾门板,耳朵里还听着雨点打瓦的声音,人就直接睡死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是被冻醒的。
后半夜风特别大,柴房四处透气,我本来就只穿着半干的裤子,上身盖着那床旧床单,根本挡不住。迷迷糊糊里,我本能地伸手去扯床单,想把自己裹严一点。结果手一滑,没摸到床单边,倒摸到了一样软乎乎、凉丝丝的东西。
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顺手又抓了一下。
是一把头发。
我当时脑子“嗡”一下,整个人一下就醒透了。黑灯瞎火的,柴房里除了我,旁边竟然还躺着个人。那人背对着我,身子蜷着,一动不动,头发编成一条大辫子,正垂在我手边。
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僵在那儿,连翻身都不敢。
外头正好一道闪电劈过来,柴房里亮了一瞬,我借那点白光看清楚了。
是林春燕。
她就那么直挺挺地背对着我躺着,挤在门板里侧,离我最多半尺远。那门板本来就窄,我睡得沉,竟然一点没觉出来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当时头皮都炸了。
88年那会儿,村里名声这个东西,比现在重得多。没出阁的大姑娘,半夜和男人挤在一个柴房、睡在一块门板上,这要是让人看见,别说她名声没了,我也别想在村里把头抬起来。
我不敢动,也不敢叫。
一是怕她吓着,二是怕她一嗓子喊出去,前院的人全冲过来,那就真说不清了。那半宿我几乎是悬着半边身子躺着,连呼吸都压着。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冷得我牙都打颤,可我还是不敢拉那床单。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混着潮气和麦草味,就在我鼻子跟前飘来飘去,我心里乱得很,说不上来是怕,还是别的什么。
天快亮的时候,她突然翻了个身。
胳膊一下撞到我肩膀上,她猛地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了我。
那种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先是懵,接着是惊,最后整个人像被人从水里拽出来一样,眼睛一下瞪大,张嘴就要喊。
我反应快,伸手一把捂住她嘴,压着嗓子说:“别喊!”
她吓得浑身发抖,手胡乱抓我胳膊,指甲都掐进肉里了。我也慌,但还是只能压着她:“你看清楚,后院柴房!你一喊,把人招来,咱俩谁都说不清!”
她那会儿眼泪都出来了,胸口起伏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是谁。她不挣了,我才慢慢把手松开。
她缩到墙角,抱着自己,声音都变了:“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低声说:“这是我昨晚先来的。该我问你吧。”
她咬着嘴唇,脸一下红到脖子根,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里屋漏雨,炕上又挤,两个婶子睡得横七竖八,赵秀菊也累得死沉,她抱着被子想出来找个地方躲一躲。堂屋没处下脚,她以为柴房是空的,摸黑进来,看见门板就躺下了,根本不知道上头有人。
她说着说着,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那会儿其实也乱。可看她哭成那样,又不忍心多说重话,只能低声说:“先别哭。天亮了,我出去看一眼。没人你就赶紧回里屋,就当啥都没发生。”
她抬眼看我,那眼神里全是慌。我点了下头,她也点了下头。
我趴门缝看了看,院里没人,才让她先走。她抱着那床半湿的被子,低着头,一路小跑回了里屋。等她进去了,我又在柴房里站了好一阵,才假装刚睡醒似的打着哈欠出去。
早饭时,所有人围着小桌喝棒子面糊糊。春燕坐得离我最远,头都快埋进碗里了,一眼都不敢朝我这边看。我表面上跟没事人一样,心里其实一直悬着。那种感觉挺难形容的,不光是怕事情露出来,也不是图什么,就是心里堵,还乱。
麦收忙完,亲戚陆续都回去了。
林春燕也收拾东西准备走。我看她抱着包袱站在院门口,脑子一热,突然就走过去,把她手里的包接过来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她站在旁边,一声不吭,耳朵都是红的。
我把包绑紧了,拍了拍后座,看着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昨晚后半夜,我没乱动一下。”
她猛地抬头,脸更红了。
我接着说:“但我认账。等忙完这阵,我托我姑去你家提亲。”
这句话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真不是我提前盘算好的。就是那一刻,看着她那副又气又慌、还强撑着不哭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这事不该让她一个人憋着,也不能就这么轻飘飘过去。
她先是怔住,接着咬着牙,抬脚就踩了我一下,踩得还挺重。踩完她推起车就走,连一句话都没给我。可我站在那儿,看着她辫子一甩一甩地骑远,心里反倒踏实了些。
后来想想,人年轻的时候,有些决定做得很快,不一定多周全,但也不全是冲动。里头还是有点真心,不然也不会认。
我回家后,第二天就买了两瓶酒、两条烟、白糖、槽子糕,拎着去了赵秀菊家。
赵秀菊一听,先盯着我看了半天,问:“你是想清楚了,还是一时脑热?”
我说:“想清楚了。”
她又问:“因为那晚上的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那事。但也不全是。春燕这人,我看中了。”
赵秀菊这才叹了口气:“我就知道,早晚得往这上头走。”
我一愣:“啥意思?”
她看我一眼,说:“你当我为啥巴巴地去你家喊你?家里缺劳力是真缺,可也不是一个人都找不着。我是看春燕那丫头可怜,想给她找个靠谱人家。”
后来我才知道,林春燕那边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爹早几年病死了,娘带着她和一个弟弟过,弟弟还小,家里几亩薄地,再加上她娘身子弱,什么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上门说媒的不是没有,可要么是家里太穷,要么就是男的有毛病,再不就是想一分彩礼不出把人领走。
赵秀菊说:“她这姑娘,不懒,不奸,心也实。就是命差点。她来帮我抢麦,我一路瞅着,越瞅越觉得你俩合适。只是没想到,偏偏又出了柴房那一宿。”
我听完,半天没说话。
有些事,真是赶在一块儿了。你说是缘分也行,说是阴差阳错也行,反正人已经卷进去了,再想装糊涂也不可能。
赵秀菊去林家说亲,来回跑了两趟。
第一趟回来,她说春燕她娘没一口答应,说姑娘的名声最要紧,怕外头闲话。第二趟去,她把那晚的事掐头去尾说了个差不多,说铁柱这孩子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既然开了口,就会认到底。
后来林春燕自己松了口。
她没说愿不愿意,只说了一句:“他要是真想好了,就让他来。”
同年腊月,我把她娶进了门。
婚礼办得不算热闹,就是村里那一套。借了村长家的手扶拖拉机,绑朵大红花,把人接回来。新房是我家东屋,提前粉了墙,炕上换了新炕席,窗户上贴了红双喜。我娘忙前忙后,嘴都合不拢。我爹倒还是那副闷样,只在酒桌上多喝了两盅。
新婚那晚,屋里烧得很暖。我坐在炕沿边,她穿着红棉袄低头坐着,手一直攥着衣角。我也不知道说啥,憋了半天,伸手碰了碰她的辫子。
她立刻抬头瞪我。
我说:“还记不记得柴房?”
她脸腾地就红了,反手就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疼得我直吸气。可那一瞬间,我心里倒一下松了。至少她肯跟我闹,不是全然生分。
婚后的头两年,我们日子过得还行。
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好,就是普通庄稼人的日子。春种秋收,养鸡喂猪,赶集买盐打酱油。她手脚麻利,家里外头都能顾到。我去地里,她给我送饭;她在院里洗衣裳,我就顺手把水挑回来。晚上炕上挨着睡,话也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村里谁家盖房了,谁家牛下犊子了,明天哪块地该锄了。
慢慢地,我也摸清了她脾气。
她不爱把话说满,心里有事先忍着,忍到真难受了,才蹦出一句半句。她最烦别人拿柴房那晚打趣,哪怕是我,稍微一提,她都要沉脸。可她又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性子,我下地回来晚了,她会留着热饭;我感冒发烧,她半夜起来给我熬姜汤;我娘说她两句,她嘴上不顶,回屋关上门才偷偷抹眼泪。
这种日子过久了,人会生出一种错觉,觉得婚姻大概也就这样了。没什么大起大落,不算多热闹,可踏实。
可真过日子,不是光有踏实就够的。
第二年秋后,她怀了头一胎。家里都高兴,我娘更是走路都带风,提前就把小孩的尿布片子洗好晒好。结果没到三个月,她去地里给我送饭,回来路上摔了一跤,孩子没保住。
那天晚上,她躺在炕上,一句话都不说,脸白得吓人。我端了红糖水过去,她也不喝,只把头转到里侧。我坐那儿陪了半宿,想安慰,又不知道怎么安慰,最后只憋出一句:“以后还会有的。”
她听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后来她跟我说,最难受的不是孩子没了,是她那时候觉得,我站在炕边说那句“以后还会有的”,像是在说丢了一把镰刀,回头再买一把就行。不是我不心疼她,是我根本没接住她那股伤心。
我那会儿不懂。男人在这种事上,常常笨得很。总以为给个结果、给句安慰就算尽心了,其实对方要的不是这个,要的是你能不能陪她一起难受一会儿。
这事过去后,我们之间就有了第一道细小的缝。
日子照样过,饭照样吃,地照样种,可有些东西不像从前那样顺了。她开始更沉默,我回家晚一点,她也不多问,只说饭在锅里。晚上躺下,她背对着我睡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不是一点没感觉到,就是总想着,女人小产伤身,慢慢养养就好了,等过了这一阵就没事。
可很多关系,不是因为一件大事散的,是因为这些小缝没人补,风一点点灌进去,就凉了。
第三年,我们有了儿子。
有了孩子,家里更忙。她白天带孩子,喂鸡做饭,夜里还得起夜哄娃。那几年我想多挣点钱,农闲时去镇上给人拉砖、扛沙子,一走就是一整天。钱是比以前多点,可人也更不着家。
我回家时,常常看见她正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晃,头发胡乱挽着,眼圈发青,锅里煮着粥,灶膛口还有没添进去的柴。她见我回来,第一句话往往不是“回来了”,而是“你先抱会儿,我去上个茅房”。
那种累,不是一下子砸下来的,是天天都这样,谁都扛不住。
有一次孩子半夜发高烧,她推我:“铁柱,快起来,娃身上烫得厉害。”
我那天在镇上扛了一天沙,累得发沉,睁眼摸了摸孩子额头,嘴里嘟囔一句:“天亮再去吧,这会儿卫生所也没人。”说完翻身又想睡。
她坐在炕边,半天没动。后来她自己把孩子裹好,半夜抱着走了三里地去找赤脚医生。
第二天我起来,屋里没人,炕上就剩孩子的小棉被。我那会儿其实已经清醒了,心里也发慌,可还是先去喂了猪、挑了水,想着她一会儿总会回来。
她中午回来时,脸都是白的,鞋上全是泥,孩子烧退了,在她怀里睡得一头汗。我接过孩子,问:“咋样了?”
她只说:“打了针,退了。”
然后就去灶房烧火做饭,再没多说一句。
可从那以后,她心里那道缝就更大了。
后来有一次吵起来,她才把这事翻出来:“那天娃烧得浑身发抖,我喊你,你说天亮再去。赵铁柱,我当时抱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真觉得自己跟没嫁人一样。”
这话扎得我半天接不上。
我想解释,说我不是不管,是太累,是脑子糊,是觉得天亮也来得及。可这种解释,一点用都没有。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她那一晚一个人抱着孩子往外走的感觉,我再怎么补,都补不回去。
再后来,家里又添了闺女,日子更紧了。
钱的问题也开始出来。
我娘总觉得,儿子挣钱就该顾着大屋,今天借点给小叔子买化肥,明天拿点给小姑子看病。她嘴上说得轻巧:“都是一家人,记啥账。”可我们小家的日子也紧巴,两个孩子,吃穿看病,哪样不要钱。
春燕一开始不说,只在我把钱往外拿时,脸色淡下来。后来次数多了,她终于忍不住,晚上关起门跟我说:“你帮家里,我不拦。可你总得让我知道一声吧。这个家不是光你一个人的。”
我当时也烦,张口就说:“那是我爹妈兄弟,我能看着不管?”
她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我没叫你不管。我是说,你别让我像个外人一样,啥都等拿完了我才知道。”
我没吭声。
很多男人都有这个毛病,觉得自己在外头挣钱,钱怎么花,自己有数。可婚姻里最怕的,不是钱少,是对方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她不是图那点钱,她是在意我是不是把她当一家人商量。
那晚我们没吵大,可也没和好。屋里只剩下孩子翻身的窸窣声。她背对着我躺下,我看着她后脑勺那撮散开的头发,突然想起新婚那会儿,她辫子又黑又亮。现在她已经很少正经梳辫子了,多数时候就是随手一挽,因为忙,顾不上。
说实话,我那会儿不是一点不难受,就是说不上来。总觉得自己在外头卖力气,回家还要被挑错,心里也有委屈。可我没往深里想,她每天在家里那些看不见的累,那些说不出口的闷。
人和人之间,最怕的不是一时吵狠了,而是各自都觉得自己委屈,谁也不肯往前多走一步。
真正把事推到明面上的,是我小弟结婚借钱那回。
那是九二年,家里说要给小弟起房子、办酒席,东拼西凑还差八百。我娘来找我,一张口就是:“你先拿出来,回头再说。”
八百在那时候不是小数。我们刚给儿子交了学费,闺女又老咳嗽,手里攒那点钱,也是东省西省才存下的。
我没立刻答应,想回屋跟春燕商量一下。我娘脸当时就沉了:“给你弟娶媳妇,还得看她脸色?”
这话让我一下有点下不来台,脑子一热,回屋就把装钱的布包拿出来了。
春燕正在炕边给闺女缝裤腿,见我翻箱倒柜,问了一句:“找啥?”
我说:“拿点钱。”
她停下针线,看着我:“拿多少?”
“八百。”
她手上的针就那么停住了,好几秒没说话,最后只问:“给谁?”
我说:“我弟。”
她慢慢把针插回线团里,声音很轻:“赵铁柱,你要是今天把这八百拿出去,往后咱家遇上事,你别指望我再开口求谁。”
我当时听烦了,张口就顶回去:“不就借个钱吗?你至于说这么重?”
她看着我,眼神一点点凉下来。那种凉,比吵架还让人难受。她说:“你总这样。事到跟前了,你自己定。定完了,再告诉我。你从来没真把我当成能跟你一起过日子的人。”
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
其实她说得没错。可人一上头,就不爱听真话。我拎着钱出去时,她没拦,也没哭,就低头继续缝那条裤腿。针脚歪了,她拆了重缝,一下都没看我。
那之后,我们之间明显变了。
不是立刻翻脸,也不是天天吵。就是冷。吃饭时没什么话,我回家晚了,她也不问。家里要买什么、卖什么,她都只说一句“你看着办”。孩子有事,她能自己扛就自己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告诉我。
有时候比吵架还难受。
我坐在院里吃饭,她在灶房刷锅,明明一个屋檐下,却像隔了道墙。我想说两句缓和缓和,又不知道从哪句说起。说浅了,像没诚意;说深了,我自己又张不开那个嘴。
赵秀菊后来都看出来了。
她来家里串门,趁春燕去挑水的时候,坐在炕沿边上跟我说:“铁柱,你俩咋了?”
我说:“没咋。”
她瞪我一眼:“少给我装。春燕现在跟你说话都像借你家米吃似的,还叫没咋?”
我闷了半天,说:“她就是心眼小。”
赵秀菊当场就拍了我一下:“你可拉倒吧。人家跟你从柴房那会儿走到今天,给你生儿育女,里外一把抓,你还说人家心眼小?我看是你这张嘴和这脑子,一直没开窍。”
我被她说得脸上发热,嘴上还硬:“我哪亏着她了?”
她说:“亏不亏,不全在吃穿上。你总觉得自己认账娶了她,是个男人,够了。可女人过日子,要的不是你认账,是你把她放心里。”
这话我那天听进去了,可听进去和真改,是两回事。
真正让我慌的,是春燕后来提出想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
她说这话时很平静,正在叠衣裳,连头都没抬:“过两天麦口不忙了,我带孩子回去住住。”
我问:“住几天?”
她说:“不知道,看我娘那边。”
我心里一下就沉了:“啥意思?”
她这才抬头看我:“没啥意思。就是想回去住住。”
她越平静,我越不安。她不是没回过娘家,可从来都是提前说好哪天去哪天回,像这回这样一句“不知道”,我还是头一次听见。
那几天,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一直发毛。怕她这一走,回来是回来,可有些东西就更远了。可我还是没拉下脸来跟她好好谈,只是别别扭扭地说:“孩子上学呢,别耽误。”
她说:“我知道。”
等她真收拾包袱那天,我站在院里看她给孩子穿衣裳,突然就有点绷不住了。我问她:“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借钱那事?”
她动作顿了一下,说:“不光那一件。”
我问:“那还有啥?”
她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铁柱,我跟你过这些年,不是没感情。可我越来越觉得,啥事到了你这儿,我都排在后头。你爹妈兄弟在前,面子在前,别人怎么看在前,就是我和孩子,总得往后稍一稍。”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也没哭。可我听得心里一抽一抽的。
我想反驳,说不是这样的。可回头想想,孩子发烧那晚、借八百那次、家里大事小事我先斩后奏的时候,她说得还真不是没道理。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真要被点破了,反倒没底气了。
她最后还是回了娘家。
不是赌气跑走,就是安安静静地带着孩子回去住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每天回家都觉得屋里空得难受。锅里没热饭,孩子也不吵,炕上叠着她的旧衣裳,梳头的木梳还放在窗台上。我娘还在边上说:“回去就回去,惯她这脾气。”
可我心里知道,这不是脾气。
这是她憋了很久,实在憋不住了。
我去接她那天,骑的还是那辆旧二八大杠。路上风挺大,吹得我眼睛发涩。到了林家,她娘没像以前那样热络招呼,只淡淡说一句“来了”。春燕在院里洗菜,看见我,也只是“嗯”了一声。
我在她身后站了半天,最后才憋出一句:“回吧。”
她手还泡在水里,没回头:“孩子还没吃饭。”
我说:“那吃完我等你。”
她终于抬头看我:“你今天来,是因为家里没个人做饭,还是因为想让我回去?”
这话问得我一下哑了。
说实话,我来之前真没想那么明白。就是觉得人该接回去。可被她这么一问,我才发现,我以前太多次都是这样,把“该”当成理由,却没认真想过她心里要什么。
我站那儿半天,才说:“是我想让你回去。”
她看着我,眼圈有点红,但还是问:“回去以后呢?还跟以前一样?”
那一刻我也不是突然就开窍了,就是心里发慌,怕她真的不信了。我说:“不一样。能改的我改。你别让我一下全说得多明白,我嘴笨。但我知道,再这么过下去,不行。”
她低下头,继续洗菜,好一会儿才说:“你先去屋里坐吧。”
那顿饭我在她娘家吃得很难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吃完她慢慢收拾孩子衣裳,我就在旁边帮着叠。她没拦,也没再赶我。傍晚的时候,她还是跟我回来了。
可回来不等于一下就好了。
裂了缝的东西,不是糊上就跟原来一样。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像在摸着石头过河。她还是会因为一些小事冷下脸,我也还是偶尔犯老毛病。可跟从前不一样的是,我开始学着开口。
比如家里再要借钱,我先跟她商量。哪怕最后还是借,也要让她心里有数。孩子有病,我不再等她叫第二遍。她累了烦了,我至少能听她把话说完,不急着讲道理。
这听起来都是小事,可婚姻里很多转弯,就是从这些小事上拐过来的。
有一次冬天,外头刮大北风,孩子都睡了。我俩坐在炕上补棉衣,屋里就一盏昏黄的灯。我突然想起很久没提过的柴房那晚,鬼使神差地说:“那年要不是下那场暴雨……”
她手一顿,抬眼看我:“你又想说啥?”
我笑了笑:“没啥。就是突然觉得,那晚上咱俩都挺倒霉,也挺走运。”
她没接话,低头继续缝,过了一会儿,才很轻地说:“那晚我醒过来,看见你在旁边,真想一头撞墙。”
我忍不住笑出声。
她瞪我:“你还笑?”
我赶紧收住,说:“不是笑你。是那会儿我也快吓死了。”
她也绷不住,嘴角动了一下。那一瞬间,屋里那股闷了很久的气,好像散了点。
再往后这些年,我们也不是没吵过。为了钱、为了孩子、为了老人,还是会拌嘴,会冷战。有时候她说话还是硬,我也还是会犯浑。可大体上,日子是往一块儿过的,不再像以前那样,你一边我一边,谁都不肯低头。
赵秀菊后来老了,提起当年的事,还爱拿我打趣:“我那年喊你去抢麦,倒给你抢回来个媳妇。”
春燕听见了,照旧不爱接这茬,脸一沉:“姑,你少说这个。”
赵秀菊哈哈笑:“咋了?不是实话?”
我在旁边也不敢跟着起哄,就低头剥花生。春燕白我一眼,转身去灶房添水。她现在头发没年轻时那么黑亮了,也不再总编那条粗辫子,多数时候剪短了些,图省事。可她一低头一侧脸,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1988年那个雨夜,漏风柴房里,她背对着我躺着,一声不吭,我在黑暗里连气都不敢喘。
那一夜把两个人拴在了一起,可真把这根绳子拴牢的,不是那一夜本身,是后来这许多年里,磕磕绊绊地过、别别扭扭地磨、差点走散又慢慢拢回来。
前几年,老屋拆了,后院那个柴房也没了。拆到那块旧门板的时候,我还站在旁边看了会儿。门板早烂得不成样,边上都是虫眼,木头一碰就掉渣。工人问我要不要烧了,我说烧吧,留着也没用。
可真看着那门板扔进火里,火苗往上一窜,我心里还是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
春燕那天站在院里晒被子,听见动静回头看了一眼,问我:“发啥呆呢?”
我说:“没啥。”
她把被角一抖,淡淡地说:“都多少年的事了。”
是啊,都多少年了。
如今孩子都大了,各有各的日子。我和她还是住在一个院里,早上谁先起来谁先烧水,晚上谁记得关鸡窝门谁去关。有时候吃饭也不怎么说话,各自捧着碗坐在屋檐下看天。可偶尔她咳一声,我还是会顺手把水杯递过去;我从地里回来晚了,她也还是会把锅里的饭给我热一热。
有些感情到最后,未必还是年轻时候那股热乎劲儿了。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是知道身边这个人脾气不好、嘴也硬,可真少了她,屋里那股烟火气就散了。
前阵子下了场大雨,半夜风把窗户吹得哐哐响。我醒了一下,去关窗。回来时,春燕也迷迷糊糊醒了,裹着被子问我:“外头还下呢?”
我说:“下着呢。”
她“哦”了一声,又翻身睡了。
我躺回去,听着雨点敲窗户,突然就又想起88年抢麦那场暴雨。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认账、扛事,就是过日子最大的本事。后来才慢慢知道,真过日子,不光是下雨时把麦子抢回屋,也不光是风头上说一句“我去提亲”。
更多的时候,是后面那些没人看见的日子。是你肯不肯多问一句,多等一等,多让一让;是她一次次失望之后,还愿不愿意给你留口说话的气。
窗外的雨下了半夜,天快亮时才慢慢小了。
我再没睡着,就那么躺着,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倒挺平。
风过去了,天亮还是得起来喂鸡、烧水、做饭。院子里的地湿了,晒一晒也就干了。人这一辈子,大概也是这样。不是没淋过雨,也不是没冻醒过,只是后来总算有人,能和你在一个屋里,把日子接着往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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