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风骨，英雄肝胆——缅怀瞿秋白先烈

文/阙兴明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是瞿秋白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段话，写于就义前夜。纸页上的墨迹未干，他便走向了罗汉岭下的刑场。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清晨。瞿秋白换上一身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起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全唐诗》。阳光从窗棂间洒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吟读着，思索着，然后提笔写下几行集句——那是他在人间最后的墨迹。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他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院子里阳光洒满，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肃立两侧。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窗帘——那里是师长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多月前他曾在里面与这位昔日的学生辩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宋希濂，正一个人悄悄挑起窗帘的一角，望着独立院中的他。

瞿秋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他要赴一场已经等了太久的约会。

他三十六岁。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仕宦书香之家。祖父早逝，家道中落，父亲瞿世玮虽绘画造诣颇深，却早年游荡，无所事事。一家人生活拮据，全靠母亲金璇操持。瞿秋白从小能书善画，对知识如饥似渴，却因无钱交纳学费，在十六岁时被迫退学。

那一年，母亲因贫困走投无路，服毒自尽。

这是瞿秋白一生中最深的伤口。他后来在文章中很少提及，但那个冬天，他一定在心底反复咀嚼过命运的残酷。母亲死后，弟妹们被送到各处亲戚家寄养，父亲远走济南投奔朋友，瞿秋白投奔了堂兄瞿纯白。在堂兄的帮助下，他考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后又来到北京，考入免除学膳费的俄文专修馆。

他学会了俄语。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

1920年，二十一岁的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那是一片被称作“饿乡”的土地，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内战的摧残，食品和日用品奇缺，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堂兄瞿纯白认为他“自驱绝地”，瞿秋白说：“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他要去亲眼看看那个“新世界”。

在莫斯科，瞿秋白见到了列宁。那是1921年7月6日，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列宁出席会议并用流利的德、法语演讲，台前拥挤不堪，瞿秋白无法靠近。但在会间休息时，他意外地在走廊上与列宁相遇，立刻不失时机地上前采访。列宁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并将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介绍给他。

那一幕，令瞿秋白终生难忘。

在苏俄两年，他写下了数十篇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向中国人民真实地报道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是中国报道苏俄实况的第一人，是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

1923年，在北京家中，瞿秋白坐在风琴前，对着一首曲谱一边弹唱，一边斟酌着修改歌词，直至顺口易唱。法文单词“国际”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他再三斟酌，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他在译辞附言中解释：“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6月15日，《新青年》刊载了这首歌的歌词配曲谱。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

从此，《国际歌》唱遍祖国大地。而十八年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用这首歌为自己送行。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迅速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他代替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那一年，他二十八岁。

但历史是复杂的。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他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文学园地，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翻译苏俄文艺作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那是他生命中最纯粹的一段时光。

鲁迅曾亲笔抄录一副对联赠给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幅对联，成了永为后人传诵的文坛佳话。

1934年，瞿秋白奉命前往中央苏区。1935年2月，在向香港转移途中，他在福建长汀被捕。由于叛徒指认，身份暴露。

瞿秋白落入敌手后，敌人欣喜若狂。一个被重赏通缉了十一年的“共党要犯”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病怏怏，一身书生气的文人，骨头太硬，真是难以对付。

审讯时，敌人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冬。”敌人不解：“你明明姓瞿，为什么说是姓冬？”他答：“我是按照你们的逻辑讲话的。你们的逻辑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敌人拿他没办法。

囚禁他的师长宋希濂，是他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宋希濂笑脸相迎，说坦率地讲，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瞿秋白打断了他：“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

宋希濂试图与他辩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瞿秋白滔滔不绝，说得满室敌特无话可答。最后宋希濂说：“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瞿秋白笑着投以冷嘲的目光：“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

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他谈话。

南京方面不甘心。他们派来一拨又一拨的说客，许以高官厚禄，条件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不必写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瞿秋白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拒绝。

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令后世争论不休的《多余的话》。有人说这是他的忏悔，有人说这是他对王明路线的控诉，有人说这是一个文人对自己一生的诚实解剖。

其实，最应该被记住的，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他在写完之后做了什么。

写完《多余的话》的那天，他对来看望他的难友说：“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1935年6月17日，参谋长向贤矩走进瞿秋白的房间，告诉他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瞿秋白放下手中的筷子，深深吸了一口气，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瞿秋白自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清晨，他换上洗净的黑褂白裤，坐在窗前翻阅《全唐诗》。写完最后的绝笔，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

十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他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用俄语和汉语轮流高唱《国际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他被带进中山公园。八角亭里，一桌酒肴已经摆好。他请负责监督行刑的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对饮，被拒绝了。他不再谦让，自己坐下，背北面南，自斟自饮，旁若无人。

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士兵，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他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歌毕，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漫步走向刑场。他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走到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他停下来，环顾四周的山水和天空，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说——

“此地甚好，开枪吧！”

枪声响了。长空倾诉，山川哭泣。

他倒下了，年仅三十六岁。

书生风骨，英雄肝胆。

这八个字，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他是书生——文弱多病，温文尔雅，翻译《国际歌》，与鲁迅互为知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上不可绕过的一座丰碑。他更是英雄——被捕后拒绝一切劝降，从容赴死。他体弱多病，疾病缠身，医生说他只剩两三年可活，他却说：“既然时间不多了，就更没有理由住院了。”

论身体，他是文弱的；论骨头，他却是最硬的。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没有丝毫动摇。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不怕为信仰死。

1935年8月，瞿秋白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抱病为他编校《海上述林》，在病榻上写下了“纸墨更寿于金石”的赞语。这是他对挚友最深情的告别，同时也是他对自己身后事的预嘱。

今天，在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风琴、书桌和笔墨。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他的就义处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他的话：“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那是一个文人最后的从容，也是一个英雄最后的豪迈。

他犯过错误，受过委屈，被排挤出中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多余的话》——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他用生命回答了那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他有灵魂。那个灵魂，在枪声响起之前，还高唱着“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一身文人骨，千秋烈士魂。

这就是瞿秋白。